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AFP)
几十年来，华盛顿的决策者一直试图通过调整美国的对华政策来促进中国在政治上逐渐开放，同时期望伴随着中产阶级的社会力量不断壮大，中国社会中将产生对自由与民主的强烈追求，从而导致社会制度出现改变，令中国最终走向西方提倡的多党体制。按照这样一种普遍的共识，西方国家保持与中国在各方面的接触，接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吸收中国留学生，以求透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民众传播民主理念和西方价值观。
但近年来西方面对的形势是，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共产党在中国强化有效执政，中国年轻一代对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极大变化，而且中国的精英阶层不再以美国为最佳榜样。时至今日，美国决策者显然已意识到力不从心，不能再期望美国的努力可以促成中国的社会制度发生美国所希望的改变，「和平演变中国」已变得遥不可及。沙利文的讲法反映了这样一种认知，其实在经济领域，西方精英阶层四五年前就已有过类似的「反思」。
在特朗普准备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前，一些欧美经济学家和财经界人士已经开始批评西方在经贸投资领域与中国扩大交往的做法，认为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大失误。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未能用世贸的规则来促使中国对外资全面开放，而且还让中国抓住机会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导致西方国家一些企业因竞争失败而倒闭。当时我曾参加过一家智库在中环中国会举行的研讨会，着有《中国、贸易与权力》一书的英国投资家佩特森(Stewart Paterson)在会上介绍他的观点，简单讲就是西方对中国的经贸政策彻底失败了，其客观效果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
这种沮丧的「西方失败论」一时间甚嚣尘上，客观效果是妖魔化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为特朗普后来推出强硬对华贸易政策做好了舆论准备。美国在经济层面调整对华政策的时间比政治层面早，出手也更快更狠。拜登上任后不仅维持特朗普时期的对华高关税，而且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参与美国市场和进口美国高科技产品，同时还联合其欧洲盟友在关键领域将中国排除在外。拜登政府既要制约中国，又要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所以会用各种国际规则来约束中国，美其名曰「阻止中国改变国际体系」，实际上是防止世界多极化令美国的利益受损。
沙利文在谈到美国对华政策时强调，拜登政府的「目标不是遏制，也不是新冷战，而是创造出一种安排，使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在那些会从根本上影响美国和所有人利益的问题上能够制定规则」。他还在谈及亚太地区和国际经济体制时反复强调了开放、公平、自由这几个词，并将其与价值观和人权直接联系在一起。从字面上看，这些都是美国一贯的主张，似乎并无新意，但沙利文此时强调这几点，预示着美国将会在讨论经贸、投资、减排、维和、抗疫等国际事务时加入美国推崇的价值观，从而将支持美国的和不赞成美国立场的区分开来，用价值观划线，搞「小圈子游戏」，歧视、排斥甚至污名化中国和其他国家。
如果按照沙利文的逻辑来推断，经过调整的美国对华政策可能有助中美双方在某些领域展开合作，但美方仍会强调美国的价值观。在另外一些领域，两国之间的交锋可能会更加频繁，更加常态化，双方的对立更加严重。说到底，尽管美国决策者今天可能不再幻想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他们依然未认同中国有权选择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依然希望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来处理国际事务，这才是引发众多矛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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