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回归具体场域，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解决之道

Original 商务印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 2024-01-25

回望近代中国的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衰落与薄弱一直是倍受关注的重大问题，早在清末，刘师培已经发现当时城市化对农村的严重影响及其后果。辛亥革命后不久，对城乡落差的严峻状况已有尖锐批评：“今日都市之腐败，乃为世界之未有；农村之衰颓，亦为世界之未有。”

城市与农村文明的差距日益悬殊，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当前，政府为发展农村文化、消除二元结构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时也是艰难曲折、不断深化的探索进程。

如今，“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是近百年来乡村文化的新发展与再出发，更是充分把握文化这一关乎乡村振兴战略成效乃至成败的关键。

《乡村文化振兴：城乡融合与内生发展》一书聚焦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形态及其优化、主体构成问题及其共治两大板块进行论述，把握“城乡融合”和“内容发展”两大关键，将地域空间维度引入公共文化服务研究，把政府、社会、公众等的复杂关联回归到具体场域和空间过程加以分析，破解了长期困扰学界的诸多理论与实践难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新发现，极大地丰富拓展了相关理论谱系，为政策制定和实务工作提供了新的重要依据与参考。

乡村文化振兴

城乡融合与内生发展

林拓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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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地域空间视角展开研究

本书基于地域空间视角，对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下的乡村文化振兴展开系统研究，深入探讨城乡公共文化多元化主体与多样化载体的地方性、层级性与区域性等重要问题。

书中指出，主体与载体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两大核心，主体为群众，载体为公共文化设施，出现的诸多问题主要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核心是将公民权理论置入公共管理框架中，但对市场、社会和政府的关系等尚未做出更有效地安排。

因此，本书从公共文化治理范式入手，逐步深入到“地域空间”这一城乡文化发展的深刻层面，从而直击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议题之一——城乡融合与内生发展。

2. 确立“主体构成”与“载体形态”两个基本向度

本书认为，探索乡村文化振兴的城乡融合与内生发展这一核心议题，必须基于对公共文化服务及乡村文化治理等的充分认识并准确把握研究的基本向度。

因此本书确立了“主体构成”与“载体形态”两个紧密相关的基本向度，从载体和主体两个方面入手分析。

就载体形态而言，本书分别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展开研究。这三类设施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基干，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分布都最为广泛。此外，以往研究大多就公共文化设施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本书则主要关注不同层级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特点。

继而从两个方面展开综合研究：一方面是城乡公共文化设施综合布局分析，考察若干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城市的文化设施空间结构特征及其与城市功能的关联；另一方面是大中城市新建文化设施布局分析，面向全国范围考察新建公共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的新趋向、与城市功能融合的基本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及应对。除了文化设施以外，还需要关注文化服务载体形态的多样性。

就主体构成而言，主要涵盖组织与群体这两方面基本内容。公共服务及其治理的组织发展往往呈现出鲜明的空间格局，深刻根植于所在地区的地域特点，这也意味着公共服务的构建与优化也必须与所在地组织发展特点相契合。因此，本书的重点内容之一便是多元组织发展的空间格局。

书中还着力探讨了城乡体制变革下作为公共文化服务重要主体构成的公共文化组织究竟呈现出怎样的空间格局。同时，本书将公共文化组织分为专业型组织、自发型组织、枢纽型组织三类，力求探讨不同类型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等。

此外，群体是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构成的另一重要方面。本书试图回应的主要问题是城乡社会变迁下公共文化群体具有怎样的空间特征，通过在研究目标群体的选择中确立两项基本原则，分别选择乡土文化能人、在外乡贤和农民工三大群体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三者分别是乡村内部群体、乡村外部群体、城乡流动群体的典型代表。

3. 内含大量研究方法与数据支撑，详细剖析案例

全书以实证的角度、统计学的方法，对于上海、成都、武汉等几个有代表性的城市进行案例分析，探索城乡融合和乡村文化内容发展的方式，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政策建议。

以上海为例，作者通过空间分析得出，上海市公共文化设施总体呈中心集聚—边缘分散的状态，文化设施空间分布不均衡，密度最大的地区是中环线以内，郊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发展较为滞后。

其功能特点和建设来源在于特色资源主导型和行政推动主导型两种空间布局，并且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城市空间拓展的摊大饼式特征较明显，城市建投也一直局限在280平方千米的旧城区范围内。

21世纪以来，上海的城市发展空间从“浦江时代”拓展到“长江时代”，确立了包括中心城、新城、中心镇、一般镇的城镇体系及中心村在内的五个层次。针对不同层次的需求，作者提出上海市的文化设施规划应分为社区层面和全市层面两个部分的建议。

作者简介

林拓

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经济系、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领导考评研究中心特聘专家。上海曙光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主要著作有《中国行政区划改革再出发》《无声的民主：企业民主与国家治理》《打造“一带一路”前行航标：新时代我国海外园区研究》等，主持“新型城镇化下我国行政区划优化设置及其评估研究”等项目并顺利结题。

目录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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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一、乡村文化：一个跨世纪的难题

二、公共文化：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

三、地域空间：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

四、核心议题：城乡融合与内生发展

五、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第二章乡村文化发展的中国探索：文献调研

一、公共文化服务：概念与构成

二、乡村文化发展：意义与问题

三、乡村文化发展：路径与经验

四、公共文化服务空间机制的相关研究

五、公共文化服务效率研究

上篇乡村文化振兴的载体形态及其优化

第三章公共图书馆的城乡联动难题及其双重调适

一、城乡一体化的演进及其深层难题

二、布局优化与体制优化的双重调适

三、结语

第四章公共文化馆的地域根植性及其重塑提升

一、公共文化馆地域根植性的历史渊源及其建构

二、地域根植性面临的新挑战及其两轮曲折探索

三、地域根植性的再建构及基层重塑的双重逻辑

四、公共文化馆层级设置及要素配置的区域检视

第五章公共博物馆的城乡空间特质及其治理创新

一、公共博物馆布局均衡性的多视角分析

二、公共博物馆城乡发展分异的形成过程

三、国际发展转向与乡村博物馆功能再审视

四、城乡协同的博物馆布局优化及治理创新

第六章公共文化设施的城乡综合布局：案例城市分析

一、上海城乡公共文化设施综合布局分析

二、武汉城乡公共文化设施综合布局分析

三、成都城乡公共文化设施综合布局分析

第七章大中城市新建设施布局：趋向及问题

一、新建公共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趋向

二、文化设施与城市功能的空间融合

三、新建公共文化设施布局的问题及应对

第八章基于空间区位与地域资源的服务载体创新

一、城乡接合部的公共文化服务载体创新

二、“乡村末梢”的公共文化服务载体创新

三、基于地域资源的公共文化服务载体创新

下篇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构成及其共治

第九章专业型组织的空间格局及其治理策略

一、城乡公共文化组织的复杂构成及分类

二、专业院团城乡偏向的基本状况

三、城乡偏向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四、发展逻辑：基于改革历程的探讨

第十章自发型组织的空间格局及其治理策略

一、自发型组织发展的地域态势分析

二、自发型组织构建的地域类型模式

三、自发型组织治理的地域样本考察

第十一章枢纽型文化组织的空间格局及其治理策略

一、作为重要参与主体的枢纽型文化组织

二、枢纽型文化组织空间格局及关联因素

三、增进枢纽型文化组织作用的基本路径

第十二章重要参与群体的空间格局及其治理策略

一、乡村内部群体：行政力量推动下的乡土文化能人参与

二、乡村外部群体：在外新乡贤空间网络特征及回归服务

三、城乡流动群体：农民工地域流向转变及地方感重塑

第十三章城乡融合中的文化主体多维度联动

一、基于体系共建的层级联动

二、基于功能共融的部门联动

三、基于资源共享的组织联动

四、基于优势共筑的网络联动

五、基于协同共创的地缘联动

参考文献

试读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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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的国家战略，2050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将全面实现，国家明确提出了“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乡村文化振兴”，标志着“乡村文化振兴”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2021年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从乡村文化遗产遗迹保护、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实际上，如今提出“乡村文化振兴”不仅是近百年来乡村文化的新发展与再出发，更是充分把握文化这一关乎乡村振兴战略成效乃至成败的关键，故而必须直面长期以来困扰乡村文化发展的瓶颈问题，发掘乡村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乡村文化：一个跨世纪的难题
回望近代中国的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衰落与薄弱一直是倍受关注的重大问题。早在清末，刘师培已经发现当时城市化对农村的严重影响及其后果。辛亥革命后不久，对城乡落差的严峻状况已有尖锐批评：“今日都市之腐败，乃为世界之未有；农村之衰颓，亦为世界之未有。”就在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期间（1927—1937年），当时已有识之士更明确地指出农村文化的凋敝。这主要在于，“畸形发展的文明，即城市文明的进步，而农村文明因其相差之距离的悬殊，其结果致物质的建设、精神的建设，一切集中城市，农村日渐荒芜”。就在“黄金十年”的末期，1937年梁漱溟曾感叹，“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中国“跟着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

至于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载体，则过度集聚于大都市，“文化之创造亦不一定是在都市”，“图书馆、博物馆在其他城市间亦可促进改良，而不一定需要集中在都市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方式”。十月革命后，李大钊（1919年）呼吁“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城乡联动发展的历史先声。当时，已有不少人已经认识到乡村的重要性，以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实业家主导发起了乡村建设实践，比以往乡绅主导的更加注重文化和教育，但却陷入“自己运动、乡村不动”的怪圈。民国政府为发展农村文化所做的尝试收效甚微，历史的重任留给了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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