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学》第四辑
邓秉元 主编
定价：68.00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19.9
编后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其著名的“文明冲突论”假说的时候，在不同文化内部曾遭到了广泛的质疑。但此后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却至少证明了冲突的广泛存在，而历史也还远未“终结”。无疑的，许多冲突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各自“文明”的标签，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预言，乃至于在这一理论提出近三十年的时候，除了某些一厢情愿的文字游戏，对这一理论的质疑少了起来，至少是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质疑。但许多时候，人们很容易忽略“文明”往往是凝聚人心的策略，在“文明”的宣示背后，是否还是亨廷顿想象中的那种含义。譬如，至少就近两三百年来的世界格局而言，譬如法德与日苏的崛起，乃至后世的某些形态，都有着相类的精神结构，而英美则近乎一脉相承。在这些较长时段的变化中，文明也未尝没有起作用，但其差异性却非主导性的。而在最近所见到的美国社会政治内部的撕裂，乃至于因此分别与世界上的其他势力相互呼应，便远远超越了文明冲突的范围。“文明”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想象，不仅无法掩盖其内部的巨大分裂，而且具体集群或国族背后的精神结构往往才真正决定着彼此之间的纵横捭阖。也正是因此，探讨“文明”之所以为“文明”便仍然是理解一个冲突世界的前提。
人类假如说在这个宇宙中有什么特殊性，那么至少可以说，相对于可见世界的动植物而言，人类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这种能力因为不同的机缘，塑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并因而形成不同的知识体系，乃至最终形成各式各样的文明形态。因为文明形态的歧异，于是产生了文明与野蛮之别，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夷夏之辨。早期人类的头脑还没有那么僵固，因此所谓“夏”大体是指那些既在思维上最早发生自觉，而又能表现于对环境和人群予以整合的族群。前者是体，后者则是用。夏本来便是“大”之意，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也便是“夏”朝。同样，在地球上较早成为并保持其地区中心之“夏”的几个区域，譬如古代两河流域、恒河流域、黄河流域、地中海地区，都在近几千年内相对于周边文明保持了内外两方面的优势。于是，每一文明其实都把自身的思维方式与知识体系理解为“常道”。对于华夏文明而言，这一常道便被称作经学，经者，常也。在这个意义上说，文明的巨大冲突，在根本上只是思维方式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在文明开启之际已经开始。每一种因为各自的成功而形成的文明，毋宁说都是最初文明冲突的胜利者。譬如，知性思维尽管在古希腊世界取得了其彻底的明晰性，并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大放异彩，但知性思维本身作为一种普遍性思维，同样存在于其他所有文明之中，只是没有取得真正的统治地位。对超越性存在的信仰也是如此，但只有在犹太文明即一神教中才找到其彻底性。至于经学思维，即以德性的分有方式理解宇宙的这一思维形式，则在华夏文明中达到其彻底性，而在其他文明中尽管只是隐含的存在，但却从未缺席。人类思维的这一特征，也就是我们在《发刊词》中所说的“人类知识体系的交摄互遍”。中印两希，每一知识体系都是普遍的，但却各自显现总体宇宙的一个维度。只不过世界何以因此恰好显现为这些不同结构的有机结合，迄今仍然是一个谜。但因此也可以理解，何以一个科学家可以同时信仰佛教、道教或印度教，以及存在徐光启、李之藻这样的基督徒儒者。就像一位艺术家同时也可以是一名高明的科学研究者。文明间的冲突有时还不如文明内部的斗争来得惨烈，这一点只消一瞥历史上的各种宗教或世俗战争。只不过世俗社会的人类，往往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于是常常以“文明”为理由来替各种冲突文饰。躲在“文明”形式的背后， 常常成为某种权力或精神结构拒绝改变且又心安理得的法门。文明的存在固然是客观事实，但却未必所有自我宣示的文明都如其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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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十家，源初王官，各得经学之一脉。故有关诸子之研究，皆所亟盼。及后佛教东传，西学东渐，经学与之相得益彰。故举凡研究诸家学术而与经学相比较者，亦所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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