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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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生；贵州印江人，土家族；四川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1964年9月参加工作，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务委员、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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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鲍威尔的谈话

9日上午与鲍威尔国务卿会谈。怎么与他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当时很费了一番心思，觉得还是要先跟对方讲清楚，不吵架，不交涉，而是坦率地沟通，尽量把谈话的空间搞得宽松一点。

我对鲍威尔国务卿说：“这次来华盛顿，主要是就中美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与美方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目的是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国务卿先生不久前说，中美关系目前正处于30多年来最好的时期。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包括国务卿本人都为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美双方都应该共同珍惜。”

我接着说：“有些人提出，随着苏联解体，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也随之减少甚至消失。然而，事实上，我们两国的共同利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不断增加。我们双方都应珍惜并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努力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那种所谓中国将会取代苏联与美国作对的说法，是绝对错误的。”

然后，我以明确的语气阐述道：“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共产党，中国也不是苏联。中国搞的社会主义与苏联搞的社会主义是不同的。”

为了帮助他划清中国与苏联的界限，我还从大的方面向他解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力图减少美方的疑虑。我以此表明：第一，中国绝对没有与人争霸的政策；第二，中国没有这样的欲望；第三，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与人争霸的传统。

我说，中国共产党是要按照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办好13亿中国人自己的事，让我们的人民过上好日子。因此，我们真心实意地愿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础上，与美方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

鲍威尔回应道：“美国不认为中国是要争世界霸权，也不认为中国要在东亚搞霸权。”

我点点头，接着说：“中美关系的发展要尽可能排除各种干扰，减少麻烦。对于台湾问题，我们应该而且也能够做些事情。中美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这个基础上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

他对此表示同意。谈话中间，鲍威尔还离席与伊万诺夫通了一个电话。伊万诺夫刚刚由俄罗斯外长转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通话以后，他再接着跟我谈。接着我讲了四点：

1

台湾局势当前处于复杂、关键、敏感时期。要充分认识“台独”的危害和危险，防止事态恶化，出现失控。

2

陈水扁这个人不可预测，有欺骗性，他是骨子里要搞“台独”的人物，我行我素。最近他在推行“公投”，甚至还制订了“台独”时间表，如果任其胡作非为，后果不堪设想，必将严重危及中国与美国的利益，破坏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一种说法，认为陈水扁搞不成“台独”，或台湾即便宣布“独立”也得不到国际社会承认。这种说法和想法很危险，是有害的，只会鼓励陈水扁等“台独”势力更加肆意妄为。

3

中国政府坚持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台湾问题，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和平解决对大家都有利。我们一贯主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出现极端事态，任何人妄图以任何方式将台湾分裂出去，13亿中国人民决不答应。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中国政府和全体人民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决不允许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

4

我说：“布什总统2003年12月9日在台湾问题上明确表明了立场，反对台湾当局领导人任何旨在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言行。国务卿本人和阿米蒂奇副国务卿也先后就台湾‘公投’等问题做了明确表态。但是，近来有些美国官员背离总统讲话的原意，在对外表态时私自塞进自己的意见，向台湾发出错误信号，你们要认真维护总统说的话，不要有杂音，不要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随意‘添油加醋’。”

鲍威尔听到这里，就问，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例子。我当然不好说实际的例子，就回应道，你们得管管。后来了解到，他们还真做了一些事。鲍威尔说：“美方坚持在三个联合公报①和《与台湾关系法》②基础上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走向‘独立’，不支持‘公投’。如果说其他什么人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与总统、我和阿米蒂奇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鲍威尔承诺，将向台湾当局重申美国政府的立场，防止任何人产生幻想。

指1972年2月28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1982年8月17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

美国在三个联合公报中均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是中美两国关于两国关系以及我国台湾问题的重要历史文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

《与台湾关系法》是1979年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后通过并颁布的一部国内法，其实质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该法案。

接下来，我还跟他谈了香港和人权以及朝核问题。我与鲍威尔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会谈结束后，我与几个同志聊了聊，他们觉得这次磋商很有意义，但觉得我向鲍威尔提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一点。

在我回北京一个多月后，美国国务院新任政策规划司司长雷斯给我写来一封信，第一句话就说我跟鲍威尔国务卿的这次会谈是“一次极有价值的谈话”。信中说道，此次谈话涉及台湾问题、朝核问题等，对中美两国在未来的全面合作将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我觉得他的话有实质性，其中有些暗示性的东西。后来我回想起来了，当时我与鲍威尔交谈时，雷斯就坐在后排，很认真地听，记了一个多小时笔记。

- 未完待续 -

文字 | 《战略对话》戴秉国著（出版于2016年）

图片 | 作者供图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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