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派就是反启蒙吗？丨厘定早期浪漫派的政治哲学语境

厘定早期浪漫派的政治哲学语境

选自《重思“浪漫的律令”》，黄江 撰

该文章来自《弥尔顿与现代政治》

浪漫派画家那透作品

我接下来要首先厘定早期浪漫派历来受到误解的政治语境，借此我初步提出三个递进的视点，然后再从浪漫派的启蒙问题开始回溯他们在现代性中的定位。

首先，早期浪漫派的核心理想主要是伦理性和政治性的，而非文学性或文艺批评式的。浪漫派对美学的热忱在根本上是由他们的伦理和政治理想所引导的，在这个意义上，浪漫派的伦理学和政治学优先于文学和文艺批评，这些政治哲学的理想是他们的文学和文艺批评工作的最终目的。

我们必须放弃一个关于浪漫主义的最普遍的神话学叙事，即它在本质上是非政治的，是一次逃离社会与政治现实而躲入文学想象世界的尝试。在我看来，与其说早期浪漫派为了文学和文艺批评而逃避道德和政治问题，毋宁说他们将自己的文学和文艺批评从属于他们的伦理和政治理想。

其次，早期浪漫派根本的伦理理想是教化、自我实现、所有人的发展以及个体力量合而为一。他们基本的政治理想是社群主义，在国家中追求善好的生活。这些理想的共同点是它们对统一性的渴望：试图联合所有个体的力量，并使之与他者和自然相协调。浪漫派的奋斗目标因此在本质上是整体论的：通过论证在古代曾被赋予的自我、他者及自然的统一，而再次在更高的层面于此世创造出它。

最后，早期浪漫派的统一理想是在面对现代公民社会的分裂倾向时重申整体性的一次尝试。虽然这些理想在某些关键方面反对现代性，但在其核心方面却试图维护现代性的一些基本价值：自由、理性和进步。因此将早期浪漫派描述为对启蒙的完全认同或者拒绝都是不正确的，毋宁说早期浪漫派的反应是复杂且暧昧的18世纪末的德国改良主义。

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1830）

历来人们往往将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看作对启蒙运动的激烈反叛，葬送了后者的思想和政治遗产。一般认为，浪漫主义是针对启蒙运动的反动，是它自觉的反对派和对立面，因此浪漫主义在19世纪早期的优势意味着启蒙运动的终结。这一粗暴的理解不独为某一特定流派所有，在19世纪上半叶，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黑格尔主义者谴责了浪漫主义，视其为一场针对启蒙运动的反动。而吊诡的是，从19世纪末开始，并接着在20世纪初达到了高潮的是，德国民族主义者和保守派接纳了浪漫主义，因为他们也相信它反对了启蒙运动；在他们看来，既然启蒙是一种从法国输入的外来意识形态并且敌视德国精神，这样的反对便是一种美德而非罪恶。

二战后同样的顽固态度又重现了，如今则是通过反法西斯主义而振兴。既然浪漫主义被看作法西斯意识形态这一反启蒙的化身，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便联合起来攻击它。而晚近以来，后现代主义又基于自身反理性主义的特定立场，再次引早期浪漫派为同道。如此城头变幻大王旗，唯一锚定的就是将浪漫派理解为反启蒙。

在这一悖论的局面中，我们有必要拨开迷雾，进一步看到启蒙运动始终的两个根本规划：发展独立思考的自决权力，即独立于外部权威而发展个人的理性力量与人格个性；强调教育和启蒙的价值，致力于克服偏见、迷信和无知。在浪漫派兴起的年代，启蒙已经开始出现严重的自我危机，彻底批判开始危及教化理想。当启蒙理性对它起先所怀揣的教化全人类的普遍信念投诸怀疑时，当理性自身的确定性根据也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摇摇欲坠时，又怎么可能教会公众关于道德、政治和美学的原则呢？

与那种狭隘的浪漫主义理解相反，青年浪漫派非但没有抵制这一彻底批判的原则，还热情地认同了它。诺瓦利斯、荷尔德林、施莱格尔和施莱尔马赫都高度评价了批判的力量，他们认为这对于一切哲学、艺术和科学都是不可或缺的。对宗教、道德和社会习俗的彻底批判是《雅典娜神殿》的一个指导性主题。“一个人无法至察。”弗·施莱格尔写道，总结了团体的普遍反讽态度（《雅典娜神殿断片集》281号）。值得注意的是，浪漫派对于反讽的喜爱是他们献身于彻底批判的另一种表现，因为反讽要求通过无情的自我批判从而超越一切个人的信念和偏见。

施莱格尔

然而，早期浪漫派尽管信赖批判的价值，却也意识到了它的危险。青年施莱格尔认为是哲学家们开始询问理性将他们带向何处的时候了。如果理性能够批判天地间的一切，难道它不应该也自我批判吗？在18世纪末，彻底批判所带来的一系列最麻烦的后果日益明显。首先，看起来似乎批判若是一以贯之，将会终于怀疑主义的深渊。所有道德、宗教、政治和常识信念都被审视过了，与其说理性批判揭示了它们潜在的基础，倒不如说它表明了它们只不过是“偏见”。哲学家诸如哈曼和舒尔茨发展出了一种新休谟式的怀疑主义，质疑了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于休谟怀疑主义的回答。当雅可比认为康德哲学的根本原则最终会导致虚无主义时，虚无主义的幽灵也随之出现在了欧洲的上空，这种学说认为一个人除了转瞬即逝的印象外无法知道任何事物的存在。

由此，对早期浪漫派而言，现代性的所有形式背后终究有一个根本的抑郁（这种抑郁在《奥夫特尔丁根》中被诺瓦利斯极为敏锐地表述为“乡愁”）。他们给这种抑郁起了几个名字：异化(Entfremdung)、疏离(Entausserung)、分裂(Entzweiung)、分离 (Trennung)，以及反思(Reflexion)。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术语指涉了同一种困境，在其中自我本应与之同一的事物如今看来却与它本身相对立。在本应有统一、和谐与整体之处，有的却是分裂、不和与分离。既然启蒙是人脱离其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康德语），那么这种异化的根源也就并非外在于人类的异质性力量，而是内在于人类自身，因为后启蒙人类是自律且自我负责的。

面对现代性的这些病症，浪漫派提出了他们关于整体论和统一体的理想，而每种异化或分裂的形式都有一种相应的整体论理想。内在于自我的分裂将会在“优美灵魂”的理想中被克服：一个人因为爱所带来的真善美而根据道德准则行动，他在一个美学整体中联合了他的思维与情感、理性与感性。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分裂将会在社群、自由交互或有机国家的理想中被克服，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语）。最后，自我与自然之间的分裂只有在诗意生活和有机自然的理想当中才能被克服，作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自我将会意识到它与自然之间都是密不可分的。

海因里希·海涅

尽管在根本方面，早期浪漫派的教化理想当中的确包含了对现代性的反动，但由之推断出它的旨归仅此而已便大错特错了。在其他的基本方面，浪漫派的理想也是一次维护现代性的尝试。自海涅以降，浪漫派对于公民社会的态度时常被基于各种政治立场描绘为一种对现代社会的全盘接受或通盘拒绝，仿佛浪漫派要么是现代性一切形式的拥护者，要么就是其坚决的反对者。但这两种极端看法都过于简单了，没有把握住浪漫派更为深层的张力。实际上，青年浪漫派在某些方面欢迎公民社会，但也在其他的方面为之担忧。他们试图找到现代与古典、激进和保守之间的某条中道。他们的政治态度是18世纪末19世纪代初德国典型的稳健派中间路线，它试图根据个体自由的理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社会的历史发展相一致，有效地进行改革。

于是在三个根本方面，浪漫派站到了现代性的一边，他们将自己视为进步的真正拥护者。第一，浪漫派对于启蒙运动的批判恰恰是因为他们将启蒙理性的判断力放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上，尤其是个体批判一切信仰的权力。第二，尽管他们担心公民社会的后果，但是浪漫派也看重它的自由，尤其是个体独立思考并发展他所有的能力以臻于完满的权力。第三，根据浪漫派的历史哲学，过去的统一与和谐——不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中世纪——随着公民社会和启蒙运动的到来已经永远地逝去了。既然不能回头，问题就是如何在未来的一个更高水平上实现早先的和谐与统一。那些曾经被赋予古希腊人的，必须通过理性和努力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再造出来。

故而，与对浪漫派的非政治解释相反，他们有着政治关怀上的必然性，并且实际上极为重视政治。可以说浪漫派的政治关切甚至超过先前法国启蒙哲人，是第一批重申了政治之绝对重要性的现代思想家，使政治学再次成为“第一科学”，如同亚里士多德曾经所说的那样（《尼各马可伦理学》， 1094a-b）。本着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小施莱格尔写道：

在我看来，诗当中有这样一些理想的表现，其目的和倾向既不是审美的，也不是哲学的，而是道德的。道德的善的传达……

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大帝

政治学之于浪漫派的重要性基于他们的一个核心学说：个体是一种只能在国家当中才能自我实现的社会存在。如果自我实现便是至善，并且只有在国家当中才能够达成，那么政治学，即关于国家社会的学说，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政治学借此成了如何臻于至善的第一科学。浪漫派认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关于国家的定义：“由平等个体所组成的旨在可能的最好生活的社群。”因此他们拒斥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现代自由主义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国家的目的只是去保护个体依靠他们自己的私人理性去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而借此将浪漫派的社群伦理解释为一种极权主义的雏形，这在自由主义评论家当中司空见惯。

在他们看来，似乎将公利置于私利之前，浪漫派就赋予了国家废除个人权利的理由。但这种批评是时代错误的，没有看到浪漫派的社群理想在本质上是共和主义的。公利是由人民自己定为首要的，而人民则是国家当中的最高权力。那么，只有自我施加的律法才能够施加于他们。诚然，浪漫派有时会强调为了公益而自我牺牲的重要性。但这不源于极权主义，而是来自孟德斯鸠的共和主义传统，它强调了美德在共和国当中的重要性，即为了公益而牺牲私利的意愿。

孟德斯鸠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浪漫派的社会和政治理想背后本质上的整体论维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浪漫派如人们所惯常认为的那样忽视个体的权利诉求，他们同样认为在社群内部维护个体权利也至关重要。这不仅从他们的个人主义伦理学中显而易见，也体现在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一些基本理想的坚持，比如人权和自由。

由于试图通过有机国家学说来整合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早期浪漫派的政治理想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混合政体，一个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综合。他们的有机国家意味着一个高度分化的结构，伴随着多个权力的来源，以便权力总是在多个团体中被共享，而不是被一个精英所独占。这种社团主义或多元主义背后的一个要点是限制中央集权，并借此防范极权主义的危险。浪漫派不仅在旧的专制主义中看到了这种危险，也在新的革命政权中看到了，如托克维尔所预见的那样，大革命（la Révolution）在极权方面毫不亚于旧制度（ancien ré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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