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洛尔奇：何谓现代世界（节选）
何谓现代世界（节选）
选自《克服历史主义》 作者特洛尔奇
特洛尔奇
现代文化乃是从伟大的教会文化时代产生出来的，那个时代原是基于绝对直接的神启信仰，基于为启示担当救赎和道德训诫功能的教会。信仰如果真是自然而且不证自明的，它就具有无与伦比的力量。于是，神就无处不在，神的意志——它直接地、可以确认地由一个正确可靠的机关负责执行——就成为首要任务。于是，所有力量的努力方向，以及人生最终目的的全部保证，就都来自这种启示及其组织表现——教会。
随着这一强大机构的创建，古代世界便在基督教的决定性影响之下宣告结束，这一强大的机构成了整个所谓中世纪文化的中心。神的事物、神的律法、神的力量、神的目的，高高君临这个世界，与纯属自然的事物判然有别，对一切都起着决定作用。由此带来一种文化思想，它至少在理论上意味着教会及其威权须领导并统一人类；而且，不论在何处，超自然神的目的与自然性、世间性的人的目的之间的结合，都要由这一理想定出的规范来安排。
首先是神法（lex dei）统治着一切，它由摩西法（lex Mosis）或称十诫、基督法（lex Christi）以及教会法（lex ecclesiae）混合构成，但它将古代法律——伦理和学术方面的文化遗产——以及种种自然性的生活要求，都作为自然法（lex naturae）予以吸收容纳。这是一种宏大的、对一切起决定作用的理论：两套律法，圣经—教会的律法和廊下派式—自然性的律法，它们原本为一，在原初状态之中本来互相符合，只是现今在有罪的人类中才一分为二，所以就需要经由教会的领导使之重新归于均衡。这种均衡原是完美的，但由于原罪而仍然只能部分实现。
因此，这主要是一种极高程度的威权文化，它以其威权来激发对永恒福祉的最大热望，触及主观性灵魂生活的最深处，并将不变的神性与多变的人性，在一个各种功能井然有序的文化世界中加以协调。而且，这一宗教威权通过救世的教会机构的力量，引导人脱出深受原罪毒害的世界，向上趋往彼岸的高处。这样一来，尘世性即感性世界的价值就被贬低，整体人生观和生活形态就带上了禁欲主义的基本特征。
然而，禁欲主义时而偏重神秘主义，希望在永恒的、超尘世的追求中反对一切有限的、感性的欲望，时而又偏重训导意义，后者乃是为了彼岸生活致力于严格的修为和行动。在前一种情况下，它起着促进清静无为的作用，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导致行事严守成规。天主教同样有着两方面的典范：一方面是神职和修院制度，另一方面是对平信徒日常生活的关注。而另一方面，现实生活需要取得意义，基督教有神论跟古代文明一样，必须关注世界的另一面。教会就在它所创造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间，对这种种充满矛盾的势力加以调整。
在此世，这种生活方式的禁欲主义义务都落到了教会神职代表，即教士和志愿献身于此思想的僧侣头上，而受他们领导、由他们代理和为他们所激励的群众，则在其不同的社会角色中遵循自然法，他们仅仅偶尔且有限度地履行禁欲主义思想。正如教会权威很懂得应当承认身边的自然理性，禁欲生活也对自然生活予以容纳。这么一来，权威的禁欲主义生活与自由而自然的世俗生活的某种灵活的结合，便成了天主教的特征。在这一结合中，天主教教义变成了整个古代晚期以及罗马—日耳曼的中世纪起组织作用的文化观念。
为查理曼加冕的教皇
天主教的整个世界图景以及它的全部教义，它的学术、伦理观、国家和社会学说、法律理论和经济理论，以及它的全部实践，都由此出发而构筑起来。这种文化既不自主追求新的真理，也不追求运用自觉的组织力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社会结构，它只顺从那些已确定的自然真理和天启真理；而教会的在世王国，以及那些自然给定的、不可改变的政治—社会关系，则须由宗教生活控制并由教士直接或间接领导并出于和谐之中。因此，这也是一种妥协，但却是一种由救世机构的权威性，即禁欲主义—悲观主义的宗教力量所控制的妥协。
当然，中世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只有以上所说的这些，还有各种各样完全独立于它们而辅助过教会文化的实际条件：中世纪晚期的政治和社会形式，日耳曼民族的法律和经济情况，在中世纪早期自然经济关系中实行教会领导的情况，新兴的城市货币经济和小工业经济通过金钱和行业协会结合起来的生活，中央权力的软弱——这些都使教会统治成为可能。所有这些情况的合力促使教会领导的文化生效，但其基始仍在于文化的精神内容与实质，因此，这整个时期都以教会文化为主。
与此相对照，就不难认清现代文化的实质。现代文化处处同教会文化作斗争，力图以主动创造的文化观念取代教会文化。那些现代文化的观念令人信服且具有内在力量，与教会的威权以及种种纯属外在或直接来自神的规范准则形成鲜明对照，因此，现代文化的自主性主宰了一切。即使人们有时有原则地树立起或实际依从一些新的威权，这些新威权本身也须纯属自主且合于理性；即使有些地方旧有的宗教信念仍然存在，那些信念所具有的真理性和使人膺服的力量，至少就新教教徒而论，也须首先以内在的个人信服而非支配性的威权为依据。
正在张贴《九十五条论纲》的路德
只有严格的天主教依然固守着旧日的威权观念，像一个可怕的外来物一样跨入现代世界，虽然它显然对此结论多有不服。但前述那种自主性直接产生的后果，必然是种种日益高扬的个体主义，这些个人主义关乎信念、意见、理论和实际目标。一种绝对高于个体的约束，只能由某种与直接的、超自然的、神所启示的信仰一样巨大的力量来提供，天主教曾拥有这种力量，并一直把教会视为这种力量的延展和永久代言。这样的约束一旦消除，其必然的后果就是人的意见纷纭杂存的局面。要对之加以判断就不能运用神的绝对威权，而只能运用人的相对威权；而人的这种威权又应当具有充足的理性依据感，以期使人们在理性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只不过，理性的多种多样的理解和表达，又会继续不断地产生分歧。于是，人的相对性和宽容，必然取代神的绝对正确和教会的不宽容。
人们这时只要探求客观标准和安全保障，以求应付突兀的外加标准，便会发现，只有科学才是唯一的办法：它通过相对于古代的、原则上崭新的自然科学基础，有条理地确定方向，并运用技术来控制各种自然力量。科学取代神启，压倒了一切，受各种新方法引导的文化取代了教会的威权。由此生发出了现代文化的理性—科学特征，在这一特征中，现代文化的个体主义既得到了自由的表现，同时似乎也按自然法则有所限制。各种科学和所谓理性生活的自然的、理性的体系，成了神学的接替者，同时也成了神学的对立面和仿制品。
当然，个体主义也并非时时处处都恪守这些限制。那些表面上很牢固的理性世界，就其形成而言，越是被当作历史思考的对象，历史思维在这样的思考中越是延伸到自然科学方面，那种牢固的体系就越会在变动不息和未来可能性不断推进的长流中被溶解。随着理性主义一同被引进的自主性终于认识到，一切表面上显得合理的事物均有其历史条件限制，于是思考便在看来合理的概念多样性上搁浅了。这样，理性主义的个体主义就越来越变成相对主义，其所产生的分散效应和裂变效应，我们今天已不陌生；但我们又感觉到它是种种极其巨大的力量和可能性的释放。
当然，对于这种分化趋势，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上，都不缺乏社会化的反应。但是，这类反应也须理性地构建自己：或是根据历史信念，因为重要的历史趋势需要有机地继续发展；或是根据哲学洞见，因为社会需要发展出能够满足每个个体同样的生命冲动的秩序来。但是，那些仅仅主张超越个人之上的普遍理想，以及那种仅仅建立于无误神启的教会之上的宗教信念，处境就不太妙了。
随着这一切而来的，还有一个更深层的现代文化特征，即生活价值内在于世界性。如果说，曾使人神对立成为绝对的那一绝对性威权业已崩溃，一种自主性的、真理和德行的原则业已在人间受到重视，那么，所有定然首先会加深那道人神鸿沟的世界观，也都已随之崩溃。有关人类因原罪而趋毁灭，以及获救得登彼岸的人生教导都已站不住脚。
此岸的所有一切力量都因此而变得更重要，生活的目的也因此而日益趋向于此岸及其理想的塑造。这一趋势如今或导致纯粹的此岸性和世俗化，或强调此生成就与彼岸生活有一种内在的有机联系，但不论怎样，教会禁欲主义的那些先决条件已归于瓦解。正如莱辛（Lessing）所说，人们能够预见未来的生活，就像从昨日预见明日一样。一旦不再可能将纯属尘世的生活与神性的生活分别开来并划清界限，那么，生活就会显得或是纯粹属于人的，或是四周充满神灵，而两者结果往往相同。
莱辛
泛神论的种种感受与现代生活交织着，表现在现代艺术和科学之中。那样的感受尽管还包含着许多纯哲学和纯科学上的难点和矛盾，但终究吐露出一种对现世的肯定，有了这一肯定，旧日宗教生活方式中的禁欲因素便在任何意义上都再也不可忍受。宗教禁欲作为对现世的否定，以及作为达到超越尘世的生活目的的自律，已从现代世界消失——尽管真正无所拘束地享受生活对于现代世界说来还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尽管现代世界刚刚才借助反省和有计划的劳动突破了简单的本能生活。
但是，与现代精神的最终标志相关联的，是满怀自信和相信进步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乃是启蒙的解放斗争的伴随现象，启蒙运动若无这样一种信心，就砸不碎旧日的枷锁，也不能通过大量的发现和新知识获得世人的认可。旧日的那些由堕落、救赎和末日审判观念所确定的世界图景，就这样坍塌了。
今天，一切都充满了发展和由未知的黑暗向着未知的高处上升的思想。罪深孽重的悲观心境，以及我们应受惩罚、力求涤罪的那种巨大的痛苦感——这两点原是人得救及教会成为救世机构的先决条件，如今已经化为乌有。畏缩不前的求进步之心和世间苦痛显然也处处都有，但已不再是旧日基督教的那种关于堕落的悲观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的怀疑论或是专讲人世痛苦的形而上学。
这并不是说，宗教生活原有的那些犹太—基督教力量已经变得没有根了。实际情况是，那些力量过去曾能建立起享有权威的救世机构，教育和训导世人向往彼岸教会，只是如今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不再能创造和承担任何一种教会文化了。
除了上述种种特征而外，现代精神还有一些特征对应于实际形势与情况，很难说清究竟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精神，还是相反，现代精神决定了它们。这些特征包括：许多庞大的军事大国逐渐形成，建立教会世界帝国的梦想归于彻底破灭；资本主义现代经济蓬勃发展，所向披靡；技术扩张在两百年中取得了先前两千年不曾取得的成就；由于以上种种现象，人口猛增并反馈这些现象；世界版图大开，与辽阔的非基督教世界发生了接触；世界政治中有了种种对外的人民斗争，由此发展而产生出的许多新的阶层又将纷纷进行种种对内的斗争。
这一切与前面所述的精神方面的变革相交织，形成一种新的全貌，带着许多相对于基督教文化旧日世界而言全然崭新的任务和问题。在此形势下，旧有的教会及其世界观和伦理观均已不再具有任何坚实可靠的支柱，尽管不可破灭的信教渴望和坚定意志仍出于其需要，紧紧抱守着旧日基督教世界那些永远颇富影响力的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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