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华南农村社区发展实践者交流会回顾｜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实践者的处境？

2022年岁末，华南农村社区发展实践者互助网络（以下称华南网络）联合筹办了3场以实践者为主体的交流会，议题分别是实践者的处境、实践者的支持与实践者的互助。受限于疫情形势和经费限制，交流会今年以线上的形式和大家见面和交流。我们从2021年开始举办华南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者交流会，当时有博世中国的项目支持，是在广州从化仙娘溪村进行的。今年没有经费的支持，几家联合主办方决定自带干粮也要把交流会持续做下去。

我们为什么要谈

实践者的处境、支持与互助？

这几年因为疫情，线上的各种交流会非常多，为什么我们还要以社会田野中的一线实践者为主体做线上交流会？首先我们认为实践者是非常重要的，在农村社区发展工作中是改变力量的核心角色。而我们在当前看到的更多都是行业的其他专家出来表达TA们的观点、发表ta们的想法，以实践者为主体的声音是比较少的。我们认为实践者的声音应该由自己发出来，不是由其他人代言。我们自己作为实践者，是在什么样的村庄做着什么样的事情，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是如何思考和回应问题的？实践者将用亲身经历来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什么首先是实践者的处境？我们认为实践者的处境并不简单，是面临多层次的结构问题的，而这些不同层次给实践者带来在工作中的挑战，也是不容易被实践者看见的，Ta们大多会停留在很难、推不动工作、看不到工作带来的改变等问题上，也忙于去解决一些表面上的问题。不仅是实践者，就连支持实践者的伙伴/外部督导们可能也没有留意到实践者处境背后的多层次结构问题，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在实践者的处境之后接着谈实践者的支持。我们认为带人/支持人也不是简单就能发生的，也是一门学问，实践者在不同阶段可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需要的支持也不同。最后我们相互交流分享实践者的互助，是问在当下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实践者作为主体是只能等待着被支持吗？还是可以通过互助、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以实践者为主体，朝向自己想要的改变呢？

12月25日晚上，华南网络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者第一场交流会顺利开展。交流会由深耕的阳珍丽主持。针对“实践者的处境”的议题，我们邀请了两位返乡做农村社区发展的青年来谈她们的经历和故事，邀请了深耕的伙伴黄美华、阳珍丽对她们的报告做回应，也邀请王芳萍老师使用行动研究方法协助实践者进行反映对话和点评。参与交流会的39位伙伴有来自一线的实践者，也有同时在做支持实践者的伙伴们，还有基金会工作人员和返乡工作的青年们。

在呈现伙伴的报告之前，我们特别想要说明：伙伴的报告不是自然而然就生成的，报告呈现出来的伙伴的经验、历程和她的改变，有从2021年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者共学网络的促发，有在共学之后形成的华南网络带来的相互支持系统的助力，有伙伴联合筹备、共同创造条件开展的行动研究共学的梳理与对话，还有参与交流会的伙伴们为她们创造的发声空间。是基于这些条件，实践者得以在此次交流会上做报告。

小婷从自己的返乡经历开始讲起。她是土生土长的湛江人，从小生活在海边的经历在此前的生活里只是她人生的背景。90后的小婷曾先后在几家公益机构实习、工作。她说如果有一个地方是自己要长期生活的，那么她更愿意回到家乡湛江。于是在2020年6月份回到湛江，从做驻岗社工到慢慢筹备成立了自己的机构——湛江沃土青年，她这一路走来的故事都在我们面前慢慢展开。

她选择了在自己长大的村子临西村做实践。回到老家做农村实践，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村里的人情关系。这既是小婷的在村里做事的优势和资源，但有时候也是困境，比如小婷曾经因为叔伯婶婆每每以“都是自己人”为出发点帮忙于心不安，担心自己的实践会给大家添麻烦。这一点是小婷在村子里做实践必然面对的功课之一，她现在已经走出这样的内心纠结，因为她把自己放进村庄后更看清了村庄的关系就是这样相互麻烦的，自己心中的障碍反而成为了自己的优势，也可以成为一些事情的新的契机。

临西村是湛江城郊一个典型的行政村，村子人口有8000左右，因为距离市中心不到10公里，村民得以在白天外出工作夜里返村照顾家里。

小婷将自己返乡的工作实践划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身处外地时，对村里的关注只是做一些事情，比如联合村里的年轻人组建了临西文化传播小组，一起做方言电影展映、妇女的广场舞队的培育等。这个阶段的小婷只是在做各种具体的事情，没有在村庄组织、对村庄未来的发展、自己可以在村庄里找到路的压力。第二个阶段是小婷回到湛江后，特别是在返乡成立机构之后，开始做乡野课堂，会带村里的孩子认识自己的村庄、邀请年轻的家长参与活动设计提供支持、鼓励年长的村民发挥特长带领活动......有活动就会进一步增强村里的人对小婷的认识，但更多的是在认识她个人，以及有一些活动可以热闹热闹，村民不一定能明白她到底想做什么。在做活动的过程中，尽管小婷知道不是为了做活动而做活动，但一些活动结果的呈现往往还是偏向服务的提供者（只是为村民带去了一些活动）。这让她时不时会问自己：这些活动是重要的，但如果自己不在这个村子了，何以延续，而要延续的又是什么，又能够怎么抵达？如果开展的工作外显形式确实多是活动，那么就得更多地去想象自己在村子里的工作是希望朝着什么方向实践的？自己留在村里想做什么？有没有自己非做不可的事情？对村民来说这些行动意味着什么？自己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和角色上在做村子里的工作？......

带着这样的思考，小婷持续进行着她在村庄中的实践，到了2022年9月，她觉察到了自己的一些变化（对比2021年同一时段自己在村庄中做活动的状态）。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她更有意识地去推动自己的角色的转变，不是作为活动的中心，而是成为“搭台的人”，去串联各方，组织更多的村民参与到活动中，让村民看到自身在其中的作用。她发现过程中自己对村民也更有信心了。

小婷分享了她在熟人社区工作的优势，比如语言无障碍、被信任的个人关系、原本的社群基础等。她也坦然地讲到，有时候自己也不是那么清晰地知道自己要去向哪里，身在其中的时候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或困扰，比如自己作为单身的90后女青年，要面对各种关心，也是一种压力，也比如有时候会涉及到人情关系和饭局等等的顾虑，还是会有一些潜在的压力和束缚。

最后，小婷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她自己一路走来的感受。她说：“我更加意识到我的实践和自己的状态相互交织，我的农村实践之路也是村民（包括我）能不能留下来的探索之路。”她也提到，现在返乡原因多了一条：希望归乡有路，更多人能留去自如。

在小婷的报告后，阳珍丽作为回应人对小婷的报告做了回应。当看到小婷的归乡在路上的时候，也回看到自己的实践之路。同时也被小婷不停地去扣问自己“非做不可的事情是什么”产生共鸣和感动。她认为这是看到伙伴和自己的主体性在生发的过程。最后提问了小婷在返乡之后在当地的团队的变化以及未来对于团队的想象，阳珍丽也表达了自己为什么会对团队好奇是因为在实践经验中看到做农村社区发展工作，团队的相互支撑、共同往前的重要性。

玉方在返乡实践的这条路上有着自己的故事和体验。玉方在大学毕业时候就去到了北京协作者，成为一名职业社工。做着自己理想中的工作，满怀憧憬地做专业实践。工作了几年之后，一方面是实践经验和项目管理等工作方法的积累，另一方面也开始去想“我做的事情价值是什么？我发挥的作用到底有多少？”这样的问题。最终，在疲于应付各种检查、调研，展示成果，几乎无法凭自己的力量推进事情的情境下，玉方选择了回家。

回家对于她来说，是主动的也是被动的选择。刚开始她试过几份不同类型的工作，但过程中也更明确了自己还是想做社会工作的实践，因为她发现不掺杂利益关系，互动中一起成长对她来说很重要。于是她加入了本地的一家社会组织，做农村留守儿童项目，这段经历让玉方有机会到不同的乡镇走访，更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家乡，也唤起了她更多的记忆。项目结束之后，玉方想做农村社会工作的心更加坚定了。于是起心动念想要组自己的团队和平台，但是自己一没钱，二没地，三没人，这个事情怎么能做起来？也曾经陷入过这样一段时间的自我“内耗”。最后，玉方下定决心，不能光靠想，需要动起来。于是开始去民政部门了解组织注册程序、去乡镇沟通服务场地、开展农村公益试服务等。在北京协作者、江西省民政厅支持下，经过9个月的筹备，2019年1月江西协作者在省厅注册成立了。玉方曾经被问为什么项目不是在自己老家的村庄而是周边的马洪村，她坦言：“并不是有意避开自己的村庄，在农村做工作，很多时候不是自己想做什么，有什么机会和空间也非常重要”。

马洪村是乡镇行政服务中心所在的村子，交通相对便利，有5个自然村，1600多人口，相对集中。村里常住人口剩下大约30%，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孩子。玉方和她的团队伙伴在马洪村的实践是从在村里建儿童空间开始的，有了落脚点，也可以在村庄里去拓展其他的服务。她还有一名伙伴叫袁晶，是从珠海协作者返乡的。两人相当于一起回乡创业，期待把协作者的实践经验带回到自己的家乡。

在玉方的报告后，黄美华作为回应人对玉方的报告做了回应。美华映照到了自己当初的返乡路，也想到自己曾经怀疑过社会工作真的能帮助到ta人吗？同时会看到玉方在农村的实践是带着一个团队共同往前走的时候，面临的困难也是更多层次的，需要更大的勇气。

王芳萍老师对小婷和玉方的报告做了最后的点评。她首先表达了对于两位伙伴的分享听起来比较吃力的感受，虽然在分享前做过文稿沟通，但今天分享只是通过PPT，而且线上分享的形式，有结构性的限制；随后话题回到实践者返乡的处境上，去看到实践者的行动路径何以可能。她追问现场：为何返乡？返乡发生了什么？返乡对青年人可以是一条路吗？两个实践者都是在30岁的转折，已经在外面看过一些世面之后，转折之后决定回到家乡。回家这条路它真的可以是一条路吗？所以得问：回的是什么样的乡？有什么样的条件和资源可以支持实践者回到家乡？而不仅仅只是出于情感上的动能。同时回家要做什么事情，还得看机会和条件，小婷和玉方的实践机会与条件就很不一样。我们借助两个伙伴的行动路径，来看青年人回家要有什么样的客观条件，有什么样的主观条件，才能够让回到家乡成为一条可能的路？我们在谈实践者的处境的时候，回到行动者实践者的主体身上去问实践者发生了什么，碰到什么困难，困难是不是重复一直出现，困难有些是个体的因素，但有些是不是更有结构性的难题？怎么对自己的问题定性？有了对问题的清楚正确的定性，才可能找到正确的行动策略。小婷的报告慢慢地在看清楚自己想创造来去自如的条件，寻找到一条归乡的路径；玉方的文本也呈现了非常具体的农村人群的面貌、血肉和情感，仍然需要有更多对话的机会协助她理清这些丰富的行动资料。我们也仍然要看到，华南网络在今天创造这个机会让实践者可以谈自己的行动，但还有很多真正的结构性的难题没有来得及谈。行动到底要朝向哪里？要开出一条什么样的路？在什么样的阶段里面做着什么样的事情？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除此之外，芳萍也对两位伙伴书写的文字报告的历程书写脉络做了回溯整理。小婷和玉方都是从2021年农村社区发展工作者共学营中接触到行动研究，并开始梳理自己的返乡经验，芳萍在那时在共学营中担任行动研究的培训者，以协同探究的方式对玉方的报告进行反映对话，协助她反观梳理自己返乡的实践历程；这次交流会上，玉方文本的初稿行动资料细节丰富，有着村子个体与人群的血肉与面容，筹备小组在对话时推进她更进一步辨识自己实践行动介入的「视框」（对处境/问题的问题假设）将叙说的主轴更聚焦凝炼，二是协助玉方更进一步意识和辨识自己对「社区安全行动小组与女童保护讲师的张力事件」她在乎什么？为什么？她想改变什么？因此玉方的二稿更清楚的呈现了她的问题意识，也更清楚表达了她对事件采取的行动策略的背后立场和看法。最后，玉方的三稿也试图从个体、群体、社会等多层次社会系统和增加视角来剖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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