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对话｜社区发展与环境保护“双向奔赴”的现状、卡点和可能

2023年，深耕期待通过实践议题的对话，让实践者从一线的处境出发、看到在行业及社会层面正在发生的变化及未来趋势，也促进实践者的反思、找到持续实践农村社区发展的动力。

2023年2月28日晚，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合一绿）和深耕联合主办了一场关于社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跨领域讨论，分享人李大君基于自己在社区发展和环境保护领域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和观察进行了主题分享。

活动得到万科公益基金会和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以恒星伙伴计划和华南农村社区发展网络为主体的多位伙伴参与了此次分享交流会。

在主题分享中，大君从以下四个方面和大家一起探讨了社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向奔赴”的现状、卡点和可能：

大君首先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时代逻辑”的故事：了解1983年打工妹和1993年两代打工妹在劳动时间、劳动收入、精神面貌和生命出路的故事，并结合官方数据对比，就会发现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进，90年代的打工妹并没有遇到80年代打工妹的那种“运气”，劳动时间长了、强度大了、职业伤害多了、收入少了、摆脱底层打工者的机会也少了。而今，这种阶层固化更是加强了。

大君指出，“因为时代和社会的逻辑变了。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包括是否要跨界、如何跨界，都要注意，时代的逻辑是最大的逻辑。”

用这样的视角来看社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向奔赴”，也能有所启发，一个行业的业态一定是参与其中的人与这个大时代进行逻辑共构的。

作为一名在“劲草同行”工作过的项目成员，大君对环保公益领域的知名赋能项目——“劲草同行”做了分析。“劲草同行”作为基本囊括了当下中国环保公益领域最具活力和最具增长潜力的环保公益组织支持平台，它基本上覆盖了中国环保公益的全部议题。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近百家劲草伙伴里主要业务涉及社区的有30%，其中以社区为基本工作界面的机构占比10%。从这个比例来看，以社区为基础的环保公益在当下并非主流。

但是在历史上，社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状况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以社区为基础的环境保护还是环保公益的主要形态。

知名的公益行业专家和社会治理专家陶传进老师在2005年出版过一本书来讲环保公益，书名就是《环境治理：以社区为基础》，这本书是对当时中外环保工作的观察、研究与总结。

第一代民间公益领袖高小贤老师2019年12月在西部公益论坛也提到，在中国公益的早期时代，社区是公益的基本盘。高老师在发言中说到：“所有的项目都是扎根在社区的，参与式的工作方法，从PRA（参与式农村评估）到PME（参与式监测评估），几乎是那个年代每个发展工作者的基本训练，他们熟悉从社区需求到项目规划与执行的整个流程，坚守自己协作者和陪伴者的角色。他们喜欢行动研究，善于将国际发展理论和本土的实践紧密结合，积累了丰富的或成功或失败的本土经验。”

2020年，WWF中国首席代表卢思骋先生在任期即将结束接受《中外对话》访谈时，谈及过往20年中国大陆环境保护的代表性事件时，他提到了四个事件，分别为2003-2006年间怒江反水坝和虎跳峡反水坝运动、2005年圆明园防渗工程事件、2007至2009年之间分布在多个城市的反PX事件、及2011-2015年的雾霾事件。

这四个事件中具有教科书意义的当属怒江和虎跳峡反水坝事件，它也确实是直至现在多所高校教学的经典案例。这个事件由环保公益人士推动，促成社区深度卷入，也吸引了媒体的关注，并获得了政府高层的批示，最后怒江水坝和虎跳峡水坝项目被叫停。卢思骋认为，在中国环境公益30多年的历史上，针对基础建设带来的环境破坏，这是民间环保声音仅有的、得到比较多认可的一次行动。它几乎调动了全民的关注，不仅决策者对相关的决定有所调整，事件也引发多学科的知识分子对发展和发展主义的反思。为何此次事件能产生比较大的持续性成效？这里当然有政府部门间的博弈、公益和媒体的助力，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社区参与了进来，尤其是虎跳峡水坝项目的叫停，它是在体制内的环保部门、公益和媒体已经被迫无法发声的情况下，由已经自觉的社区民众在关键时刻直接推动而成。公益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促成觉醒与行动，而且社区深度参与时，就能产生大的影响。

而另外三个事件，虽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经典案例，但却非环保公益组织的经典案例，因为在这三个事件中，环保公益组织的角色并不明显。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一点启示，就是公益的存在感和影响力是与民众的关系厚度成正比的，而社区则是公益组织与民众产生深度连接的重要场域。民众不是你的工具和手段，而是你在实现社会创变路上的重要依靠力量和同行共创者。此外，假若公益缺乏社区视角，也容易发生以下问题：

一是好心办坏事，容易陷入了“专业陷阱”与“文化识盲”。我们常说专业和科学，也习惯于说别人坐井观天，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井里，只是我们坐的井不同而已。当我们过度迷信自身专业、又没有去关注到社区的经验和需求的时候，就容易造成好心办成了坏事。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就是我早期参与的云南拉市海流域管理项目，在我们介入前，已经有地方政府、科学家、国际知名的环保组织在这个地区都基于好心来开展保护工作，但效果适得其反，其关键问题就是在于忽略了社区的本土经验和社区的逻辑，从而出现误判。

二是好事不持久，内生力与抗逆力不足。中国公益30年，公益项目多如牛毛，但其中人走茶凉的项目也更是数不胜数，如果不能促进服务对象内生力与抗逆力的生发，好事不会持久。公益包括但不局限于救济，其根本在于助人自助、助人互助、自觉觉人，营造可持续的社会资本。

三是公益成私益，公益成少数人牟利的幌子。公益与公共利益无关，而是为了机构自身的生存或圈内自嗨。这些年，公益成为少数人为自身谋取私利的事件并不鲜见。

从宏观层面来说，这与当前越来越恶化和复杂化的国际关系、政治生态以及暗淡的经济形势的影响有关。在中观层面，则要考虑本土企业背景基金会的崛起、国际基金会的退潮、以及用商业来做公益的趋势的兴起等因素。而根本的原因在于，丢掉了社区工作界面和群众路线，将环境问题这一复杂的公共问题简单化，盲目追求技术化、专业化和商业化，追求场面上的热闹，以致于公益越来越精英化，也越来越不接地气。

当公益不接地气了，公益对社会的影响力自然会下降。过去十年，是公益逐渐丢失社区和普通民众视角的十年，也是公益对中国公共议题的影响力下降的十年。公益是什么？公益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这里一个非常直观的数据是，2003年起，《南风窗》连续推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单，第一个十年每年都有多个公益人和公益组织入选，最近这个十年，这个年度榜单则多年没有公益人入选。刚刚过去的2022年还不错，总算有一位做救灾的公益人入选《南风窗》年度人物。

当然，从社区发展的角度出发，社区发展工作也不能缺少环境视角。应该将环境保护视角与生态系统理念像性别视角、文化视角一样，纳入到社区发展工作中。因为以气候危机为典型代表的系统性生态危机已经出现，做社区发展不可能不去回应极端气候与生态危机给社区生产生活带来的威胁和挑战，尤其是在气候和生态脆弱区域。

社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疏离已经是一个事实，这种现实也反映在两个议题的项目逻辑变得越来越不一样。简单来说，环保项目更看重结果，社区发展项目更看重过程，环保项目的产出指标更容易衡量，社区发展的产出指标不易衡量，环保组织更看重物，社区发展类组织更看重人。

比如，对一个做污染防治的组织来说，要衡量其工作有效性，就要衡量这家组织推动了多少涉污主体和区域进行了整改；对于一个物种保护组织而言，衡量工作有效性的主要指标就是物种数量与栖息地生态的变化——虽然实际上人是重要的因素和变量。而社区发展组织一定是要将人的变化作为首要目标的，人在其中的能动性和参与度，是社区发展类组织开展工作关注重点、以及衡量工作成效和产出的重要考察因素。

项目的逻辑起点不必然等于行动的起点。突破点一定是我们最有效最可能直接去介入的，以这个点来撬动全局的。在这一点上，大君袒露了自己在这方面曾经踩过的坑：

所以找到突破点去介入，再撬动全局是非常重要的。

大君列举了6组数据，让大家看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影响。这些影响是急迫的，也是在社区发展的层面需要回应的。在这么大的压力面前，结合紧急性和可行性，我们应该选择“减缓”还是“适应”的路径？大君的观察是，无论是在城市或乡村，主流的科研机构、碳减排/碳测算的机构或是基金会主要都聚焦于气候减缓上，我们国家也是聚焦于减污降碳和生态修复，关注气候适应的不多。

我们作为个体和公益组织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去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我们当然可以在个人生活层面做到低碳环保，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积极调试一些生存方式，去适应现在的极端气候。从个人和社区的层面，都需要去做气候适应的工作。

因为很显然，倘若我们不触动气候变化加速的根基——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气候减缓”只能是痴人说梦。资本主义的伟大和卑劣之处，在于它能把所有的危机都化为商机，将苦难与悲剧化为可以盈利的勾当——污染环境可以牟利，治理环境也可以牟利。

气候危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危机，所以气候脆弱区域和脆弱人群必须要采取行动，构建以社区强关系为纽带的社会资本，提高社区防灾减灾能力（应对高温、极寒、干旱、洪涝、风雹以及引发的次生灾害），构建气候韧性社区，来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影响。假若三年新冠疫情给我们的印象还算深刻，我们就能体会到，越是不确定、社区就越重要，人们活跃在社区里，在社区里发现机遇、调动资源和解决问题。

那么，已经走得越来越远的社区发展和环境保护，谁能更跨出自身经验的边境、实现“双向奔赴”呢？

大君说，技术易学，关系难搞。环保的专业能力我们可以去学习，即便学不到，也可以通过专业合作或者购买服务去做，但是关系是最重要的、最难搞的。气候变化的应用要相关的技术方法落地，这个关系就非常重要，而这恰恰是社区发展工作者有一定经验的。

社会工作中有一个理论，叫“人在情境中”，就算是专业的方法和技术也需要放在具体的情境和实践脉络上进行试错和应用。相较而言，社区发展组织更懂关系，但是在邀约气候变化相关的专业人士合作时，需要在过程中对于他的专业局限进行审视和完善，让理想照进活生生的现实。同时，我们也要避免照搬教条。比如在农村，就不要照搬城市关于气候应对的策略（比如垃圾减量、碳减排）了，而应该将精力放在容易出现极端气候的地区、去构建韧性社区。

大君也指出，当下，已经有一些环保公益人意识到环保工作需要重视社区工作，比如质兰基金会和桃花源基金会资助了大量基于社区层面的生态保护项目，劲草同行也在整个项目层面推动环境保护的社区视角。这些行动在整个环保行业来看目前虽仍是小众，但却是大势所趋。

在大君的分享后，可持续社区发展领域的资深工作者、来自千禾基金会的黄励进行了针对性的回应。

黄励说大君的分享把她拉回了刚入行时的感觉，也认同伙伴在对话框里说的“机会过了就真的过了”。二十年前的公益行业，和现在非常不一样。

在以前，参与式评估是公益的惯常做法。当时做环境保护或儿童教育，不用解释为什么要做社区发展。刚入行时，她在一家关注儿童的机构工作，小额信贷、水环境卫生都是跟儿童、社区和性别有关的，因为一个儿童的成长是和妇女的权利、和他所生活的社区环境和邻里关系是相关的。所以除了直接的儿童资助外，这家机构也做很多发展类的项目，包括妇女小额信贷，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和经济能力，因为这些对于一个儿童的生命安全和教育发展非常关键。

确实，对社区发展工作者来说，那样一个理想的时机已经过去了。现在，如果想要促成改变，就需要做组合，需要资方调整资助态度，也需要我们用具体行动来影响资方。比如，我们要去建设一个气候韧性社区，可能为了建立社区关系，我们要组织妇女们跳舞，但你把这个指标写进去，很少会有环境基金会认可，这是现实。所以当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有的就变成了日常功夫，而这些功夫并不能拿来筹款。当然，有的捐赠人也认为社区重要，但是他希望你前期已经将基础做好了人家再来资助，这也是现实。

我们面对当下的现实，也需要问自己，我们有多在乎这个事情，我们能不能自己长期去做，甚至是找不到资源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一点一点地去做？同时也需要跨议题的思维和动作，打破隔阂，跟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污染治理这些话题靠拢一些。在一些能力建设和社区发展组织培育上找到一些资源做基础，再结合议题资源，促成你想要的改变。

在交流的最后，参与讨论的社区发展实践者分享说，在农村社区开展气候变化相关工作的过程中，关于如何转化话语、如何将气候变化与村民在的生活关注点结合，是有困惑的。在听了大君的分享后，会更有动力尝试社区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向奔赴”，找到真问题和可行的切入点，也希望能朝向更有效、说得通的实践。

李大君

《为何没有社区的参与，环境治理会失灵？》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