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路子，是关注乡村被遮蔽的一面，是探索连结乡村的更多可能

12月3日下午，深耕召集的乡村振兴“野路子”交流会在丰年庆现场举行。“野路子”对应的，首先是有关乡村和乡村振兴的宏观叙事。通过揭示和探讨这些宏观叙事所遮蔽的乡村的现象及其原因，“野路子”想要带来哪怕只是多一种的、理解乡村的视角。其次，“野路子”对应于那些按照城市发展思维来“振兴”乡村的大动作，并直面这些动作带来的伤害和无力感。6位以不同身份和位置从事乡村工作的伙伴分享了自己对乡村的理解和进入乡村的方式。60多位关心乡村和乡村工作的伙伴在现场参与了交流。

《乡问》编辑小组的三十讲述了他过去作为社区营造工作者的经历。当下流行的所谓社区营造，往往成为了在开发商做各种景观/建筑改造、在社区引起撕裂后，用来“救场”或弥补裂缝的一种做法。在这样的社区营造项目里，对于赋能/赋权的关注也变得并不如参与人次、商业转化重要。而在近几年，三十也看到很多“同行”开始以类似的思路“做乡村”。反而是之前未太关注的公益组织们在真正扎根做社区工作，也由此进入深耕所在的仙娘溪重新与乡村关联。

在仙娘溪看到的村民们为了生计种植作物的变化，让他和伙伴们开始提问：在美丽乡村的想象背后，真实的乡村到底是什么样的？尤其是仙娘溪沙糖桔的故事，让三十想起了交工乐队的《菊花夜行军》里“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这句从未被兑现的口号，仿佛也是在说沙糖桔的命运。

于是《乡问》从沙糖桔切入，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沙糖桔种植为什么村里会发生这么大的兴衰变化？背后可以看到哪些关于更复杂的问题？沙糖桔没落之后，村民们又以何为生？面对怎么样的困境？三十和伙伴们觉得这些从切口里揭露出的农村、农业、农民更整体的问题是重要的，却很少被主流叙述，所以《乡问》想要通过与包含村民在内的不同人的讨论，重新厘清和探究这些问题。

在“做乡村”的想象和实践被主流叙事所逐渐形塑的当下，把城市里做商业项目的方式和思考方式照搬到乡村，其实是值得质疑的。就像在第一期的最后，借在仙娘溪工作/生活的木木之口，《乡问》提出的问题是：发展是什么？发展的主体是谁？一定要更好更先进才是发展吗？更具体直接来说，乡村所面临的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还是其发展被否定了呢？

三十说“我们几乎没有怎么介入乡村，只是想要先‘问’清楚”。他将自己界定为《参与的恶梦》中的“局外者”：“有时候人们认为局外者不熟悉一个系统，反而可以让局外者以局外者的方式深入探讨这个系统……但局外者也有局外者重新理解、重新思考的责任：暂时放弃个人的专门知识，以一种新的好奇心进入一个既有的系统。”如果结合到《乡问》下一期的主题“合作”，我们便能理解，三十所谓的“没有介入”，其实一种极谦逊的说法。

凤连说自己是游走于他乡和故乡之间的。凤连老家在乡村，2016年毕业后也进入了广州从化北部的乡村工作。这次丰年庆，凤连和同事在现场策划了一个名为“进来看看广州的山村”的展览，实际上是把自己眼中的乡村现状呈现出来，期待引发关注和思考。展览里最直观的震撼，是从化北部乡村的人口年龄结构图。围观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所谓的乡村空心化是怎么一回事，而乡村人口的老龄化又是什么状况。这些现象的背后，则是《乡问》所讲的沙糖桔产业没落。

因此，凤连和深耕的同事在从化北部的乡村既做乡村老人的服务和组织工作，也一直在推动和协助当地的青年一辈发展区域性的生态产业链。这次丰年庆，凤连她们也组织村里的老人家来参与，来呈现乡村老人的生活状态——那当然不是主流叙事里的片面的悲惨形象，也有他们的生命印记和时代印记。

在丰年庆现场，很多人来围观凤连他们做的展览。大家会好奇，你们是在帮助村民吗？可是对凤连说，即使是长时间投入乡村工作，她也觉得自己只是在做微小的事，更何况，大家在村里实际上是被村民“喂养”的。她既不想自己与村民的关系是“帮助-被帮助”的形态，也不认为那符合事实。

凤连说自己是在工作后的这几年才对自己家乡有了更多认识，身体没有离开山村，但头脑是离开了十多年。从化的沙糖桔的情况让她重新认识家里种了20来年的脐橙，黄龙病使得这边的沙糖桔产业衰落，也正在危害家乡的脐橙种植产业。这两年她不仅在关注自家的脐橙种植，也在想如何引导家乡的果农转型，使脐橙种植更加可持续。

来自蒲韩青年公社的梁少雄和深耕的凤连一样，是具有公益背景的乡村工作者，他也赞同凤连的说法，认为参与乡村工作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大概这10多年来，少雄都是在做将青年与乡村连结起来的工作，他称之为“青年与乡村的生命对话”。

少雄是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关注乡村、参与乡村建设，后来成为全职工作人员。少雄前期的工作主要是走访高校的支农社团、组织大学生下乡实践和理论培训。他们团队跟200多所高校的300多个涉农的学生社团联系，开展乡建方面的学习和实践。在乡村，大学生们遵循集体主义精神，不仅与农民“三同”，也过集体生活。少雄特别点出，当时的下乡实践与今天的大学生“三下乡”有本质的不同。

2015年，少雄和家人移居蒲韩做了“返乡青年”，希望借助蒲韩的平台和经验培养年轻人。目前，蒲韩新青年公社已经有4个家庭、7个孩子，共十余位伙伴生活。大家既是在当地生活、推动农户进行有机生产，也希望着眼于山西本地的乡村建设互助网络搭建。团队走访山西本地的农场和涉农企业，组织返乡青年交流会、社会化生态农业发展论坛、合作社年会等活动。

同时，国仁乡建传媒团队也依托温铁军老师的影响力，在新媒体平台上吸引了近千万的青年人关注乡村和乡建。少雄因此有机会观察到新时代的青年的变化，Ta们具有强烈的国族认同感，对乡建思想非常认同，对乡村的真实生产生活充满陌生感、却又关注乡建，满怀热情而又迷茫何以参与，甚至因为城乡流动和家庭变化而经历过创伤。因为这些观察，少雄他们也在尝试新的培养方法——如果说过去更多以来宏大叙述和案例教学，目前则更需要让青年们找到与乡村的真实连接、获得对乡村的真实体验。

少雄逐渐把生活和乡建工作融合起来。相比过去，他不再只是一个推动者和组织者，也是一个生活者。蒲韩新青年公社的集体生活实践不仅践行其所崇信的价值，也成为更多青年连接乡村的载体。

饭团带着家乡的小孩子一起做村庄的探索。在此过程中，饭团关注到海滩上的垃圾、做净滩活动；了解到渔民会误捕中华鲎、导致鲎死亡，因此和孩子们一起解渔网、送鲎回海；在带着游客和村里的孩子赶海的过程中，注意赶海对环境的影响，带领大家“把那块（翻起来的）石头翻回去”。

除了关注环境，饭团认知和理解家乡的框架也在拓展。她看到以海洋捕捞为生的生计渔民被期待上岸、渔民也会由此分化，意识到影响村子和一代人命运的转型正在发生，所以更有记录渔民故事的迫切感。在记录的过程中，饭团也看到随行的孩子们在改变，这些孩子开始细腻地记录自己对海洋生物的理解，开始有意识地问爷爷出海的情况。孩子们的改变让饭团很有触动，她觉得大家都在思考着同样的事，因此也会更有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饭团把她在家乡做的事称为“野”战，因为这些行动发乎本心、也没有太在意章法和路数。但这并不意味着“野”战是轻松的。要把事情做下去，一方面就会考虑申请一些资源，但这些资源可能又太有框架和要求，饭团感到这并非自己想要的状态；另一方面，在家乡的熟人社会中做事，其实是搅动大家的关系和利益，饭团无法像一个第三方那样超然旁观、保持平静，复杂的关系和多方诉求让她觉得痛苦、甚至会自我怀疑。而随着饭团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形成了一个本地的团队，她也就从只对自己负责的状态变成需要为团队负责，要思考团队的生计。饭团说，她们还在探索中。

涵露通过断头路和乡村疾病的故事，呼应三十所提到的，乡村不是田园风光、不是都市人的浪漫乡愁，它可能是一个冲突的现场。一个滇池边的村子和一个粤北瑶山里的村子，同样都出现了“断头路”的传说，是因为当某条大道修进/修经村庄后，村里连续发生了村民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村民认为道路切断或冒犯了村庄原来的秩序（神灵或其他），所以称呼那条大道为“断头路”。这是外来的发展或现代性与乡村遭逢时的冲突，是不被看见和讲述的微观故事。

而乡村里的疾病则同样处于不被言说的幽暗处。疾病可能是村里那些从来没被正视过的疯子、精神病人或瘸子，这些个体、他们的生命故事，以及他们在村中如何被认识和对待，每一个案例几乎都可以说明很多具体的有关社会、文化、政策等问题，也都可以追问至乡村在社会结构中的处境：如果一个儿时意外就能导致一个人终生残疾，那乡村的医疗体系是什么情况？如果乡村里的大学生进城工作被骗而发疯，那村民会不会认为，读太多书、进入遥远的城市也是某种危险？去追问的话会发现很多苦难是可以避免的。

涵露带来的另一组故事，是关于流动和归属。女性在流动中有时候看起来获得了更多的可能和空间，但涵露分享的两个妇女的故事，却说明女性可能在流动中失去可能的归属，也可能陷入城乡流动的代际循环。但流动不一定意味着族群文化的消失。涵露她们与从黔东南来到广东肇庆做工的侗戏班合作，排演、拍摄、做演后谈，也看到传统文化在流动中延续的可能。

社区实验室和另两位艺术家今年夏天在海南一个黎族村所做的“小卖部文化馆”，能够更加细致地展现，艺术家如何在“无目的”的开放状态中进入村庄，并拎出村庄里不被关注的微观或幽暗的线索、将其带入村庄的公共讨论，从而回应村民在乡村振兴大动作中的隐性伤痛。两个已经和正在经历开发/拆迁的黎族村，开发商在新村里设立了一个展览村庄老旧物品、但并没人会去看、也没人维护的文化馆，作为获得村子靠海土地的交换之一。社区实验室和艺术家伙伴则旁边一个尚未动迁的老村做了一个“小卖部文化馆”，以提问（你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要搬迁，什么东西是你最舍不得扔的？）的方式收集对村民有意义的物品并展览出来，变成另一个更加鲜活的文化馆。晚上，村民们也聚在小卖部文化馆一起唱黎歌，临时地恢复了他们的传统社群生活。老村在常年被忽视的处境中得到了诉说、释放或共鸣。

韶关的过山瑶村庄，是CaiCai建立“过山生活”概念的起点。过山瑶作为不断迁徙的粤北瑶族支系，用瑶歌传诵“过山”神话，用肉身翻山越岭，在不同的大山中刀耕火种。这种迁徙和耕种的方法，早期被部分人类学者视为破坏森林，但在过山瑶的语境里，可能是更大范围内的轮作，有利于生态和生计。在过山的中，他们有自己与每个地方发展关系和情感的智慧。这让CaiCai想到，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持续流动、过山生活，这种方式会不会能给我们更多启发？拒绝单一身份，拒绝从乡村到城市的线性流动，保持边缘和过山的状态，可能是更“野路子”的。

丰年庆现场到处可见的“野生贵人”，由CaiCai和工作搭档大雁一起创作。“野生贵人”的诞生是个充满流动、不确定的起死回生故事，也是在极其有限的空间下创造无限可能的野路子实践。最初，春潮Springflut在增城客家与广府文化交汇的村庄发现“贵人”，它是当地的民俗剪纸，非神非鬼，但可以寄托各种祝福。到增城的起因是文旅开发商希望通过类似大地艺术节的方式缓解与当地村民的紧张关系，并发掘商业价值。CaiCai汲取当地贵人剪纸的形式与意涵，通过即兴剪纸的创作方式剪出几十种形态各异的贵人，一大部分是为了表达美好的祝愿赠与朋友。而基于“野生贵人”提出的转运“贵人”柱方案，却被开放商否定。因为开放商担心 “野生贵人”形象过于“接地气”，村民们会忌讳，让原本岌岌可危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后来，在丰年庆筹备过程中，筹备组发现“野生贵人”来源田野和乡村，表达对不可知的敬畏与希冀，再现现代人与土地的关系，所以决定将“野生贵人”作为丰年庆2023现场的吉祥物。CaiCai和大雁一起设计，在深井村与孩子、木工坊、志愿者一起制作，最后通过“与贵人同行”活动，将大大小小的“贵人”通过货车、轮渡、公交、步行运到丰年庆现场。“野生贵人”在它原生的村庄中不被重视，在此却得以“重生”。至于“野生贵人”背后更多的意义（比如蛙女贵人柱是悼念因性别选择而死亡的女婴等），CaiCai希望大家与“贵人”亲近后、再去慢慢了解。

小结，或未来的野路子

CaiCai最后的分享，像是为“野路子”提供了一些参考点，比如“情场”、过山生活、流动做工、不对身份设限……等。从三十在“野路子”交流会之初的发问开始，其实已经在叩问每个人与乡村的关系、或进入乡村的身份。大家在谈野路子的时候，也呈现了各自在探索的、多元的身份和关系/位置，如：（有责任的）局外者、（艺术家的）驻留、（从生活拓展到工作的）返乡、（工作拓展到生活的）移居、（他乡遇故乡之间的）游走、（作为工作的）驻村……交流会希望这样的呈现让大家都能感受到，与乡村连结并非门槛很高的事，每个人在自己合适的位置上都可以探索出野路子来。

特别是，多位分享者在讲有关乡村的理解和行动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讲自己的生命故事。当乡村与个人的生命结合起来，我们便能发现，大家有关乡村的理解和行动也像个人的生命那样划分了段落，段落划分的节点可能是来自对前一阶段的反思，也可能来自与乡村（或家乡）的重新连结。与乡村连结、走野路子，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

但同时，各位分享者也谈到了该如何去理解乡村。只有我们像饭团那样不满足于对村庄的几百字介绍，不满于三十和涵露所说的对乡村的主流的、单一的叙事，而是对宏观叙事中的微观故事和幽暗之处感兴趣，我们才能从更多视角去理解乡村。毕竟，宏观叙事总是冠以发展/开发之名，而其背后，其实充满了沙糖桔、脐橙、渔民上岸、文化馆、“贵人”的故事……不满足于这样的叙事，我们就有可能接近这些叙事背后的真实故事、看到村民的真实处境，就有可能再次探索进入乡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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