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在灾害中如何行动？听听灾害应急专家怎么说

月事骄傲×行动研究所

特别鸣谢｜所有参与分享的嘉宾

近日，「广东强降雨致47万余人受灾」「怀化一栋楼被洪水冲走撞塌多栋房」「珠江升级洪水红色预警」等多条灾害新闻接连登上微博热搜，集中性的自然灾害再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病毒、洪涝、水灾......其实疫情以来，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习惯了与突发事件相伴的生活。但我们希望能掌握更多的应对方法，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可预知的意外对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

因此，月事骄傲与行动研究所在去年邀请到了七位不同领域的专家，为我们提供了灾害中的行动指南。除了必要的应急知识，他们也分享了：面对灾害，如何用数据精准评估、普通人能做什么、心理专家在做什么、灾后重建工作的重要性、技术进步与救灾理念的革新等一系列相关内容。

“面对灾害，青年人如何行动”公益讲座

在这一期，月事骄傲和行动研究所一同整理、编辑了六位嘉宾的一手经验，解答我们关心的具体行动与结构性问题，希望他们的专业角度能为你带来启发性的思考。

灾害应急 青年行动指南

嘉宾简介

杨赛霓，博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应急管理部-教育部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评估与应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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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技术与行动

中国是全球最容易受到灾害影响的国家之一。除火山喷发外，我国几乎会被所有形式的自然灾害侵袭，且占国土面积50%以上的区域有多种自然灾害频发。因此，防灾减灾是中国必须积极面对的重要挑战。

及时、快速且准确地评估受灾范围和救灾需求对于减轻灾害损失来说十分关键。然而，我国目前在制作灾害要素信息时采取收集信息的手段主要依赖于效率较低的传统技术，如：灾害管理部门的统计和卫星和航空遥感技术的解译等。

为了进一步地提高灾害信息收集的及时性和完整性，杨赛霓老师和她的团队展开了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灾情数据挖掘融合和分析”这一国家级重点研发项目。用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物联网等基于互联网产生的多元异构的及时数据来制作灾害要素信息以补充灾情数据是他们研究的重点部分。

由于从互联网大数据转化为灾情统计信息涉及到了很多技术领域（如深度学习、数据-领域知识关联）的讨论而无法短时间内逐一阐述其机制和原理，所以在本次的分享中杨老师以案例的形式，形象地展示了用社交媒体数据制作受灾信息图表的可行性。

第一个案例为2019年利奇马台风过境路径的研究。杨老师和她的团队参考了台风过境期间东部沿海省市的微博发布密度，制作出了沿海地区微博用户发贴量的分布地图。这张地图与官方制作的台风过境路径和波及范围高度一致，且与受灾省市的经济损失数据呈显著的正相关。

第二个案例则是杨老师团队用微博数据制作的四川长宁烈度估计图。这一在地震发生后十分钟内制成的“微博灾情地图”与地震局在震后两周发布的烈度图在总体格局上非常接近。

以上两个案例相当精彩地呈现了网络大数据在快速制作高精度灾情信息图上的优势。杨老师和她的团队目前能够模拟和预测各种灾害下的时空动态，且能保持每六小时一次的更新频率。这种效率对于灾害研究和防、减、救灾行动领域是个革命性的突破。突破点不仅仅在“量”的意义上，也在“质”的意义上。

所谓“质”，即在杨赛霓团队的研究的成果交错着人文关怀的光点，并呈现出显著的社会/人文学科特质。

社交媒体上的发帖密度之所以能成为灾情信息的重要参考数据，是因为它直接反映了用户对于灾害的关注程度。就利马奇台风而言，居住地处于更低海拔和更靠近水域位置的微博用户会对自身的危险程度有更高的关注程度，因此他们在网络上的发帖量和讨论密度也就越高。

大数据对于微博信息的挖掘跃过了目前官方按层级向下的统计逻辑，直接听取了一线的声音，这无疑能让之后的救灾过程能快速聚焦在受灾人群的呼声之上。

更有趣的是，微博用户在描述灾情程度的准确性上有着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

女性作为家庭的主要照料者(Primary Care Giver)，对于周遭环境的变化更加的敏感，因而女性微博用户对于灾情的描述往往更加的准确。这一发现也能提醒社科的背景研究者在进行质性的灾害研究和民族志撰写时关注抗灾救灾中的性别因素，做出更详实的经验性总结。

杨老师及其团队的研究在理论意义上扩大了“灾害应急”这一概念的范畴，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为救灾、防灾的各种行动赋能。正如杨老师在分享的后段中说到，“灾害的应急可以是一个更大的应急，而不是一个狭义的应急。”

以互联网大数据为核心技术的灾情信息研究为各领域的灾害应急协同工作提供了可能：科研人员和互联网公司共同参与制作的即时更新的灾情数据对于提升灾害发生当时救灾的速度与准确性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也正如上文所言，有着社会洞察力的数据也有利于开展跨学科的灾害研究并辅助有关行政部门和民间救援团体制定预见性和可实施的灾害应急预案和灾后重建规划；普通群众也能从最为日常的活动中为灾害的救援做出贡献，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和转发准确的灾情描述信息。

可见，在灾害语境之下，“大数据”技术并没有走向后现代理论家们所担忧的“全景敞视”之路——恰恰相反，它赋予了灾害情境下各种参与者们极大的能动性。

嘉宾简介

李峰，本职为外企白领，同时也是一名专业的应急志愿者，在救援圈里人称为“天空姐”。李峰所在的绿舟救援队于2014年4月在北京正式注册成立。绿舟救援队的成员就几乎都从汶川地震时期开始进行救援工作，除了参与国内的灾害救助外，也先后参与过尼泊尔地震救援和泰国少年足球队洞穴被困案件的救援，经验十分丰富。

随着近年来气候的变化和国内政府-民间救援队合作模式的转变，绿舟救援队的主要任务从“短平快”的生命救援活动逐渐转向耗时更长、内容更加细微的灾后重建工作，并且先后参与了武汉疫情和河南、山西水灾的救援工作。李峰老师在去年的分享中主要讲述了绿舟救援队在参与“精准扶贫”式的灾后重建工作中的经验。

民间救援团体参与灾后重建的方式主要为派送物资以及准确发放政府或是官方慈善机构的救灾基金。由于受灾群众的受灾程度有轻重之分，需求也有缓急之别，因此绿舟救援队开始思考如何能更精准地帮助到各个救灾家庭，“把钱花在刀刃上”。

在近年来精准扶贫政策的推进下，救灾的对象可能与扶贫的对象重合。这时精准扶贫的思路成为了救灾工作的一个发展方向。“精准扶贫”式的救灾不能止步于物资和资金的派送，它要依据在受灾群众的差异化需求之上。这对于救援者们来说将是一个挑战。李峰讲述了她和绿舟救援队在山西洪桐县的救灾经历，展示了灾后重建工作和精准扶贫是如何创新性地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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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舟救援队参与山西水灾的救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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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救援与应急物资发放

活动范围覆盖五个受灾县，约5～6万人口。共计发放价值为360万的资金与物资。

2

开展创新式的精准灾后重建工作

救援和扶贫工作聚焦在山西省洪桐县上。洪桐县在2020年为贫困县，本在2020年脱贫，又因2021年的水灾返贫。救援与扶贫大致分为如下步骤：

(1) 救援队员进行现场灾情调研

• 大致把握受灾情况：洪桐县内涝严重，导致粮食和经济作物绝产。

• 与地方政府和基层自治组织合作，调查受灾群众需求：洪桐县每个受灾家庭的受灾程度不同，其需求也有差异。如有的家庭缺少过冬燃料；有的家庭房屋损毁没有住所；有的家庭收入被掐断无法负担子女学费。

(2) 与基金会沟通，明确物资和善款资金的发放以受灾群众的受灾程度和需求进行精准发放的基本策略。

(3) 和地方政府以及基层自治组织合作制定具体的发放方法。

• 将不同受灾程度和不同需求的家庭分为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的资助金额不同。

• 重视当地社会的价值观念。除了在划分需求等级上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外，也尽力去贴合当地百姓对于“公平”的理解，以免受灾群众“不患寡而患不均”，引发不良的社会影响。

• 反复推演发放流程，保障物资派发过程顺利，尽力避免和受灾群众产生误会与冲突。在受灾群众申领物资前请每户代表签署“承诺书”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创新式的灾后重建支持并不是单纯地让救援队与志愿者团体充当基金会的手脚，它更强调行动者要有植根于当地实际受灾情况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思考力。

从李峰老师的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田野工作式的现场调研是整个工作开展的基础。志愿者只有跑家串户地了解不同受灾群众的受灾情况和各自需求，才能制定出科学的分级补助、精准救助的行动策略。

同时，志愿者必须对被救助方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有一定的敏感度和沟通能力。比如，洪桐县的村支书担忧百姓可能会质疑救援队创新式的派发善款基金不够公平公正从而引发不良的社会影响。为了让救助工作能顺利开展下去，行动者必须在既定策略、地方社会观念以及官方指导意见这三方张力间进行微妙的协调。

绿舟救援队创新性的“精准扶贫”式灾后重建工作方式对于之后的救灾志愿团体工作有着充分的借鉴意义。它不仅能“把钱花在刀刃上”，也能在受灾当地创造好的社会影响：比如维护社会公义观念，增强政府、民间团体和群众之间连接与信任。虽然这看上去似乎提高了民间救灾工作的难度和门槛，但也发出了一个邀请——邀请更多兼备思考力和行动力的青年人加入到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的工作中来。

嘉宾简介

李芳芳，壹基金灾害管理部的工作人员。曾参与2020年初湖北抗疫行动、2020年夏季洪涝灾害和2021年和河南720洪涝灾害等救灾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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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李芳芳在分享开始时展示了一组照片：

第一张照片，是2016年龙卷风江苏盐城阜宁县灾后的情形。照片中所有的房屋都被夷为堆砌的瓦砾。在瓦砾中间仅有一块门板依凭着半堵残墙挺立，上面写着四个笔力饱满毛笔字：心想事成。

第二张照片拍摄于2014年云南鲁甸地震后的安置点附近。图的正中央是一个是一个捧着绿色气球的小孩，他的身后是虚焦的挖掘机和重建工地。

第三张照片看起来是阴郁天空下的湖泊和水中的埂道。这张照片于2021年八月拍摄，“湖水”其实是河南浚县被洪水淹没的农田。

这张照片呈现给我们的是坐在一张崭新的折叠床上，露出宽慰笑容的老人。而他的床和其他生活用品已经完全被洪水浸湿......

一张张划过的幻灯片将人拉入了灾害的图景之中。我们能感受到无常自然的破坏力。它不仅把物宅田产损毁，更是将人的日常生活拦腰斩断。

屋宅没有了可以重新修建，田地被淹没也可以等洪水退去后重新耕耘，但是生活的重建是困难的。受灾人在灾难中幸存，从家里逃生或被救援去安置点开始过渡生活，并不代表着灾害的影响就此结束。环境转变导致急剧下降的生活质量、被割裂的受灾-工作生活、被打乱的日常生活节律以及心理危机与创伤，不仅仅是受灾者在灾害发生的当下所面临的困难，它也阻碍着受灾者走向灾后新生活的道路。因此，作为专业救灾者的李芳芳格外关注于受灾者整体生活的重建，即“帮助受灾害影响的人恢复尊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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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灾害的时候，专业的救助者做什么？”

以“重建生活”为宗旨的灾害救助，按照李芳芳的话来说，就是“一年到头都不消停。”

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灾害的发生频率相当之高，灾害离我们距离并不远。根据相关的统计，我国每年发生自然灾害的数量在1000次左右，平均到每天有3到4起灾害。以去年的洪涝灾害为例，洪涝灾害几乎是随着雨带的北移和热带气压的运动而在长江流域来回移动，从六月大致持续到九月。大部分灾害的受灾范围较小，没有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而作为作为灾害救助从业者的李芳芳所属的机构一年参与的救助为145次，分别在134个区县。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生活重建的救助工作耗时良久。和此前李峰所讲的类似，救助不仅需要资金和物资到位，也需要建设性地了解灾民的需求并且规划资源的用途。因此，对于专业的救助者而言，救灾并不是一个一两个月就能结束的工作，而是每天都在持续的日常。

嘉宾简介

曹慧，“用心抗疫”联合的发起人和总统筹。“用心抗疫”是一支关爱医护心理支持志愿者团队，是疫情初期守护一线医务人员的24小时心理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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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体心理危机的灾害

曹慧在分享开始先澄清了何为心理学所定义的“危机事件”。每一个完整、有清晰边界的人类个体时时刻刻都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去处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果外部世界与个体的互动关系良好、顺利的，外部环境将会滋养个体，成为个体的资源。而当外部环境出现突变，对于个体的挑战程度突然增加，而心理危机便产生了。常见的危机事件有：丧失与丧亲、失恋与离异、失业、遭遇暴力和犯罪、性侵害等，而对于心理未完全发育成熟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转学搬家一类涉及到环境突然转换、原有人际关系突然变更的事件也是一种危机性事件。而灾害多方面地改变了个体所处的环境与关系网络，不言而喻的是一种危机。

所谓“危机”，是危害与机遇并存的复合体。比如失恋，对于一些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甚至是带有创伤性的体验。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段感情中的经验或许是让他们在以后建立更好的关系的财富。可见，不同的个体对于危机事件的韧性各不相同。同样的危机事件，作用在不同人身上的影响程度并不相同。个体在危机中的韧性如何，取决于三个关键要素，分别是危机的暴露程度（exposure），个体的易感性（sensitivity）以及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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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经历危机后的韧性模型

无论是“危”还是“机”，这些让原本的生活轨迹和预期出现突变的事件都会给人们带来挑战，并且以某种程度冲击自我的连续性和整合性，只是每个人的应对结果会出现不同：有的自我功能非常良好的人会从中有进一步的成长；有的人会从危机中逐渐恢复回之前的自我水平；有的人可能会有一定水平的恢复，但会带着一定程度的创伤维持着日常生活；而有的人则会心理崩溃，比如出沉溺在丧失之中，无法继续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生活，或是做出更加极端的事情，比如自伤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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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中的心理危机干预

为了避免遭遇危机的人出现心理崩溃，或是创伤应激的情况，心理工作者会对遭遇危机的求助者及时地进行干预。一般来说，灾害中个人的心理水平会按照下图中的时间线上下起伏：

灾害最开始发生的时候，个体的心理水平会急剧下降。而随着灾区外救援力量的进入，以及社会关注的提升，个体的心理水平有一个应激性的提升。共同经历灾难的人之间的扶持，会让这一集体内部经历一个快速的恢复期。但是这个提升是不稳定的。当最紧迫的事件（如生命救援与人员安置）得到了基本的应对，灾害所导致的丧失与痛苦会慢慢地在受灾者的心里呈现出来。此时个体的心理水平又会下降。而这时，正是心理援助通常开始进行的时候。这也是为何曹慧将心理援助称为“第二部队”——因为心理工作者一般会晚于生命救助者进入到灾害现场展开救援。

在这一条时间线中，不同的节点所需要做的心理援助形式是不同的。在灾难刚刚发生，或是刚刚过去的时候，心理工作者会采用危机干预的形式，为求助者进行心理急救，帮助求助者平稳度过第一个下行期。用心抗疫的热线电话正是提供这一援助，为每一个热线求助者进行30分钟左右的危机干预。而当第二次的心理下行出现时，人们所遇到的问题往往和丧失与哀伤有关，也可能出现自杀的极端情况。这一阶段的心理援助主要围绕着自杀、丧失和哀伤进行治疗。而在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灾害当下未被良好消化和处理的痛苦可能会演变为创伤，受灾者可能遭遇创伤后应激障碍。灾害后长期的心理治疗也将会围绕着创伤治疗和发展性团体治疗展开。长期的心理援助类似于家园重建的工作，而心理家园的重建时间甚至会比现实中家园重建的时间更加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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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心理援助的对象

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践中而言，并非只是亲历者会出现心理危机。参与救援救助的人员的医护、志愿者和参与报道的记者所消耗的心理能量也是巨大的。除了救援工作的压力外，医护人员亲历着被救援人的伤痛甚至是死亡。而记者和其他志愿者也可能因为目睹了灾害场景与他人的丧失而触发了自己的创伤。

危机发生后的心理援助对象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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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做什么？

由于灾后心理援助是一个相当专业的工作，它不仅要求参与者有心理咨询师所具备的全部技能与证照，参与者还必须接受过危机干预的培训。但心理支援的工作中，有大量的非心理专业的志愿者参与到其中：如有计算机从业者参与帮忙搭建线上的心理支持平台（比如用心抗疫的树洞小程序），如有文字工作者和媒体工作者参与到用心抗疫的宣传工作中来。而无论参与心理援助与否，在发生危机时关怀自己的心理世界，做好自我照顾，是最为首要的。

嘉宾简介

郝南，卓明信息志愿者团队的创始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地震应急救援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曾参与超过200次国内外的灾害应急响应的协调与信息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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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救灾志愿服务的诞生与迭代

郝南从2008年创立卓明灾害信息团队开始，一直以在线支持的方式参与救灾和应急。在郝南看来，线上参与会成为主流的救灾方式之一。

新的信息技术发展会带动某类互联网产品的普及，邀请更多的人参与使用，并形成一项“信息红利”。这样的信息红利，在救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2008年左右，郝南和他的同事们还在使用QQ群参与救灾，而到了2021年，线上文档已经被民间救援团体广泛采用。在这十多年间，互联网产品不断地更新迭代，从QQ群、YY语音再到微博，每一种技术的应用都会对救灾行动产生巨大的影响，给整个应急行业带来改变。

目前，站在技术革新的浪头之上的概念，当“元宇宙”不让。在郝南看来，“元宇宙”的愿景其实并不遥远。互联网的发展与社会行动之间的交互其实已经构建起了一个“元宇宙”的不完全体。我们通过互联网知道了他处有灾害在发生，并与他人苦难的共情。广泛的共情和良知产生了催化行动的力量，打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将我们拖入了一些自觉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中，而其中就包括了大部分的线上灾害救援的工作。这一过程证明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去实现一些原本互联网出现之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能够熟练地运用技术，去最大化地实现信息红利的人群，永远都是对新事物接纳度最高、对新知识吸收力最好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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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救援的时空观

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虽然能够利用键盘和屏幕打破时空隔阂，去实现在他处进行即时救援的目的，但它仍旧因其时空属性含有局限性。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时间和空间的属性与物质世界不同。物质空间的信息是逐渐、层累地被处理后再进行记录的，而虚拟空间中的信息是即时发生、即时记录的，而且记录和读取信息不受空间距离的影响。我们只要连上互联网，不管在任何角落，只要你的终端可以触及的地方都和你亲身经历在信息层面上大体是等效的。互联网信息对于时空的压缩为我们坐在家里，去参与其他省市，甚至是其他国家的一些线上救援活动提供了可能。

但压缩了时空的信息也带来了诸多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如果说元宇宙是现实空间在虚拟空间内的映射，那么目前我们的网络只能构建起一个脆弱、不完全的“前元宇宙”。因为现实世界上的所有要素并不能完整地映射在虚拟世界当中，大部分的信息在现实-虚拟的交互过程中会流失。

这种信息的流失一方面是存在性的，即所有的信息的生产和传递都是会经过人的认知处理而和理想中的客观的“本质”有所差别。假如某件事情不在某个人的经验范围内，那么错误的理解将会形成有极大偏差的信息。这种先在的信息差必然会从现实空间平移至互联网上，而且互联网会增强这一缺陷，让有误差的、甚至是虚假的信息也被快速传播。

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时空压缩的特性，信息在传递过程中非常容易丢失原本的时空属性。例如，一条求助信息很可能在多次转发之后掩盖了了它的原发时间和原发地，在传递到救援人员的手中时反而成为了滞后的信息。

这些局限性，就需要我们在线上通过特定的手段去消除和认识。卓明始终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任何网上的信息都不可能是被完全核实的，但是它可以最大化地被志愿者单向核实。另一方面，即是通过人力尽可能地把网络信息还原到现实的时空规律中，如通过在线文档的整理，做到每一个信息都是可以追踪溯源的。

 “比方我们经常会收到村民的求助了。村民的求助很大程度上都是有问题的，甚至干脆就是颠倒事实的。或者说它可能是真实的，但是你把它还原回那个大的背景里头，它的真实性和你的目的性之间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因为他的求助需求可能超出了救援者的人生经验。”这是基于互联网的线上救援的局限性，这也是线上救援工作无论如何都不能替代线下的这个工作的一些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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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行动与线上救援的未来

互联网的时空局限并不是放弃线上救援的理由，毕竟现实的救灾体制和通行的工作方式也有着各色缺陷。郝南对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始终保持着信心。正如线上购物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互联网会成为一种参与社会事物也将随着技术的进步成为主流。

“能真正能够去掌握这个诀窍，能够去做出应对手段的正事，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们在运用新的技术，应用新的武器，去面对未来的一些我们现在还没办法想象的困难和挑战。”

“我相信只有更多的年轻人通过在线的方式去参与到灾害的响应和应对，在突发的、变化的环境当中，才能积累出更多的去应对未来的突发状态和变化的能力。所以，我是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卓明的存在，卓明的产生，都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世界。所以，希望未来能够和更多的年轻人携手一起，我们一起去更好地面对这个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的未来。”

嘉宾简介

阿明，青年行动者，志愿者组织人，从高中开始先后组织并参与了武汉、通化和河南的救灾志愿者活动。在去年河南洪涝灾害中，阿明组织了一个线上志愿者团队，将新乡地区的救援需求与救援队和地方政府进行对接。在本次分享中，阿明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学生团队在进行救灾行动的相关经验与学生志愿者团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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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在线上的学生志愿者团队

阿明在武汉时期的志愿活动几乎都在网络上进行。

当时武汉的各大医院会在网上发布各自所需要的物资信息，并且留下联系方式。阿明和她的团队当时利用了这些信息，快速地将用募集的善款所购置的防护用品对接到了武汉当地医院。

疫情时期收集线上信息的经验在河南水灾的救援活动中成为了核心的优势，阿明和她的组织在水灾救援阶段的多有志愿工作都在线上展开。她们收集河南新乡地区救援需求并且汇总，再如同一个“信息中继站”一样将救援信息对接给地方政府与民间救援队，帮助救援力量更及时地到达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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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志愿者的优势——参与线上的工作

由于受灾地区的机构与居民普遍都会将救助信息发布在网络平台上，熟练地搜集与分析线上信息是成功救援的第一步。而青年学生群体对于电子设备与网络的熟练程度较之其他年龄层的人更高，进行线上信息的收集和传递的工作更有优势。这也是阿明推荐的学生进行志愿工作的方式。

在武汉疫情时期，阿明组织了五个左右的微信群用于疫情信息的收集，总共约有2000人在她的群组体系中帮忙传递网络上的各路消息用于志愿者进行汇总。这一工作方式也被延续到了河南水灾的救援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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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信息的审核

从微信群内获知相关的灾情信息虽然快捷，但是信息体量巨大且真假参杂。由于信息刷新过快，很多相关信息会重复地出现在聊天框内，给信息收集工作带来不少困难。这一困难出现在了武汉抗疫时期的志愿工作中，并在之后在河南新乡的救援表现得十分突出。

在武汉抗疫的行动过程中，阿明的团队以募捐集资和采买防疫物资为主要任务，因此灾情信息的收集大致是单向度的，即只需要去了解医院的需求。但在河南水灾救援工作中，阿明的组织扮演的是“中继站”的角色——她们需要将受灾方的需求与救援队的服务进行对接，再推荐给当地政府，让救援队获得准入受灾地区的凭证。因此，她们要收集求助方和营救方双向的的信息。这对于志愿者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为应对这一挑战，阿明和她的组织成立了“审核组”。审核组的工作在于确认求助信息是首发、未被重复记录的，同时也核实求助信息的真实性、清晰度和有效性。另外，救援队的信息也会被纳入信息审核的工作中。志愿者会了解救援队的受训资质、救援经验、具体设备和成员的身体素质。这不仅是为了保障救灾的效率，也是为了保障救援者的安全，避免出现救援者因为专业素养不够陷入危险的情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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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专业：做自己适合的志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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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救援需要多方面的参与

并不仅仅是成为救援队队员才能对救灾作出贡献，信息的收集与审核也至关重要。进入救援队需要专业的训练，学生可以做自己能更快上手的工作，比如信息管理、财务审计和记录报表，在自己得心应手的领域内作出贡献。学生可以参与本校组织的志愿者活动，或是参与资深的民间组织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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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和“募捐”有关的法律问题

在校大学生如果有学校进行背书，可以进行较有公信力的募捐活动。但进行募捐活动时需要注意相关的法律规定。阿明结合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承诺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就还本利息的募捐行为是非法集资的行为。在募捐时切勿承诺对捐款方有任何资产上的回报。

统筹｜Eve

文字｜雨朦  Finn

排版｜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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