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 | 刘涛——走向共同富裕型社会：嵌入全球化的浙江治理经验与中国贡献

本文介绍了我国执政党和政府提出“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深刻背景及成因，同时也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介绍了浙江省被选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主要原因。通过提炼浙江省共同富裕发展的五大主要特征，本文指出浙江省有潜力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型社会、创建共同富裕型治理做出重要的治理贡献。而在世界经济与世界社会日益沟联及全球相互依存的今天，中国共同富裕的经验也必将跨越国族边界而成为全球的共同公共产品和新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共同富裕 浙江 中国 全球化 治理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rofound background and causes of China’s ruling party and government’s strategic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t also introduces the main reasons why Zhejiang Province has been chosen as a demonstration zone for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By refining the fiv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Zhejiang's common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Zhejiang Province has the potential to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realization of a common prosperity society and the creation of a common prosperity governance. As the world economy and world society are increasingly interconnected in the course of an interdependent globalization, China’s experience of common prosperity will inevitably cross national boundary and become a global common public product and part of the new worl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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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开创性地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均提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刚刚闭幕的党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了社会主义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党和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选定浙江省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省由此承载了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先行探路的重要政治责任，浙江省由此成为我国共同富裕之路上备受瞩目的一个省份。

值得重视的是，我国政府在一个特别的历史节点提出了共同富裕这样的战略规划，其背后的环境和背景因素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了解。2021年2月25日，经过长期持续的扶贫攻坚战，中国政府庄严地向世界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意味着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与绝对贫困状态这样人类文明史上的痼疾相脱离，如此众多的人口不再受到饥馑、饥饿、物质极度匮乏和营养不良的威胁，这是对世界反贫困运动的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贡献，同理，如此庞大的人口脱离“贫困阵营”也象征着全球北方与南方贫穷分布态势的重要转折性变化，全球中的南方因为中国的巨大成功不再是“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而是成为世界新兴活跃、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新力量极。其二，我国在2019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登上了一个重要的新台阶，而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全球危机前所未有的冲击下，我国人均GDP按现有汇率逆势上升达到1.05万美元，尤为重要的是我国2021年的GDP将可能达到1.2万美元，从而抵近世界银行所规定的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考虑到2001年我国人均GDP才第一次突破1000美元，我国人均GDP在不到20年时间实现了十倍的增长，我国延续了东亚经济体的“超级经济奇迹”，同时考虑到我国拥有14.1亿人口，因此中国一旦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将具有重要的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意义，中国将彻底改写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中心与边陲的划分，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力量和创富力量，这一切都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史无前列的转折性事件。当前，中国崛起和中国“脱贫入富”将成为世界历史和世界政经的新分水岭。

在中国取得了两项重要成就之际，中国政府面向未来、审时度势，极富远见地提出了中国共同富裕的发展战略目标。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崛起的成功与成就已成为全球化中一个发展成功的范例与传奇，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与社会现代化进程也暴露出一些短板与问题，在十几亿国民取得普遍性福利与福祉提升的同时，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在拉大，各个阶层的收入与财富差距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呈现持续发散的态势，城乡、地区和社会群体间的物质财富的差距成为困扰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难题，从另外一些层面来看，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和均等化的基础教育体系仍然是横亘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难题，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因户口制度的刚性约束等仍无法与本地居民享受到平等的医疗资源和社会保障资源，其子女也无法享受到平等的教育资源。客观而言，改革开放以来40年是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的40年，但我们还没有实现从富裕到共同富裕的“关键性一跃”，这也是党和政府提出这关键一步的重要原因。如果从贫至富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第一步，那么从富至共富则应该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二步和根本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制度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在这样的新历史条件下， 浙江省作为中国一个特殊的地理和行政单位逐渐浮现在我国共同富裕治理体系的蓝图之上，总结好了浙江的经验，也就是在为中国未来积累全新的现代化势能，开辟出一条新发展主义的航道，同时也是在为全球化的世界展现出一条崭新的路径。

言及浙江发达的经济及社会富裕程度，就不得不先谈到浙江省的地理位置。从先天地理环境来看，浙江并不处于一种有利的地缘发展格局中，甚至处于一种地缘格局的困境中，同时也体现出地缘经济发展的某种悖论。浙江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说法，也就是山地和丘陵所占面积占据七成以上，加上水流和湖泊众形成的密织水道网络，留给平原的部分也只有两成多一些，这对于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而言，并非一个天然适合发展的格局。然而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适度的环境挑战反而更易激发出人类社会发展的潜能，而过于恶劣和过于舒适的自然环境都不适宜人类文明的长程发展。笔者认为，环境的“刺激与回应”论述比较适合于解释浙江奇迹和浙江模式发展的特点，由于地理环境本身并未构成一个极度舒适宜居的“天然发展环境”，那么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则善用特殊的地缘格局和临海的特点，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逐步形成了外向型、开拓性和入世型的精神文化特质，浙江人渡海移居、渡海创富、隔海资乡构成了此片土地上居民重要的社会集体行为逻辑，浙江民众对于市场经济普遍接受度较高，浙江商人具有海派风格、成为跨边界的世界经济力量，浙江现代开明的治理体系，都得益于与世界联通与开放的气质与精神。某种意义上而言，浙江是利用全球化为自身创富的典范，在这里，全球性和乡土性充分结合起来，这种“全球性田野”是理解浙江模式的起点。我们来看看浙江模式的一些主要特征：

首先，浙江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广为人知的发达民营经济，浙江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力量是深植于民间的发达商业文化和强烈的市场意识，与邻近苏南和上海经济发展区别之处在于，以地缘空间分布和家族企业为依托的产业分工是浙江强大地缘经济的标志。笔者认为，仅仅用“民营经济活跃”无法完整描述出浙江模式的核心特征，确切地说，浙江模式是一种“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网络状民营经济”，一些县乡小镇也许从外观看来非常普通，但是在全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则是承担着某种特定产品全球供给的重要功能，形成“一乡一品，一县一业”之特殊格局。之所以说浙江是小而强的省份，这里是指浙江县乡经济关联和接续着全国和全球经济的脉搏，浙江县乡镇所形成的产业聚集效应让浙江形成了巨大的生产效能，成为世界经济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经济之强，不仅体现在产业能力上，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例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年产童装14.5亿件，不仅是全国也是世界重要的童装生产基地，而织里镇不仅在生产上面向世界，在创意上也面向世界，通过一年一度的童装展览和童装走秀也让风景秀丽的织里镇获得了“时装看巴黎，童装看织里”的美名。因此，浙江地理空间虽小，但在世界经济大棋局中却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

其次，由于民营经济高度发达，民间创业创意极具活力，因此浙江发展模式也被一些学者总结为“小政府、大市场”模式，从尊重和发挥市场价值规律和去行政化、防止过度行政化的角度来看，浙江模式的确具有某种市场力量强大和政府干预规模较小的特征，但更加确切而言，浙江模式毋宁被称为“服务型的有为政府和高活力市场”相叠加的混合模式。政府首先将自己定义为权力和能力意义上的“有限政府”，不再包办一切，也不再对微观经济竞争进行过度干预，而是积极有为地创造出良好的秩序环境促进具有高竞争力的市场环境出现，为产业布局和产业发展进行积极规划、做好积极谋划及服务，在这样的意义上，“小”政府未必就等同于“弱”政府，而更确切而言是一种“强有力”的有效服务型政府，同经济领域里浙江被称为“小”而“强的”省份相似，在政府管理及服务领域，浙江也具有“小”而“强”的兼蓄性特征。全国工商联发布2021年度“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的调查报告也显示了浙江良好的管理与治理水平，这份报告包含了企业家对于法治环境、政务环境、要素环境和创新环境等进行的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浙江省营商环境排名得分全国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等中国经济及科技领先的省市，而从城市排名角度来看，杭州和温州分别获得营商环境评分第一和第二名，宁波获第五名，浙江省城市在前十名中总计有三个城市入围，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省的综合经济治理水平。

第三，中国由于户籍制度而形成的城乡二元制度是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刚性制度性制约因素，城乡差距过大一直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上难解之局。然而浙江由于强烈的经商文化和市场观念等使得商业意识也深深浸润至基层乡土，而工业化农业和生态环保为基础的现代农业也使得浙江乡土早就脱离了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农业，而千禧年之后浙江省各地兴起的美丽乡村运动极大地改变了浙江农村的外观和风貌，使得浙江富裕和气质化的新农村成为现代浙江的一张新名片。美丽优雅的乡村使得田野浙江具有了某些欧化的特征。与此相适应，浙江省也普遍被认为是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但根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对于各省市自治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统计，浙江省城乡收入之比为1.96，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三，略高于天津的1.86和黑龙江省的1.92，但同时综合考虑到收入高低的因素，浙江的确在全国处于非常特殊的位置。浙江省的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低于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而浙江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全国第二，仅略低于上海市。因此可以说浙江省是将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与城乡均衡发展很好地兼顾起来，在高收入的经济省份浙江省的城乡差距是最小的，显著低于江苏省的2.19、山东省的2.33、广东省的2.50，也低于直辖市的上海2.19和北京2.51。因此浙江模式第三个主要特点是高水平基础上的城乡均衡发展模式。

第四，在各经济大省的区域发展水平上，浙江省也相对而言处于较为均衡的位置。与粤北、粤东及粤西三个方位与粤中珠三角巨大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相较，浙江省没有出现一个“虹吸”其他区域资金和人才链条的唯一排他性中心区域，而呈现出发展中心多极分布、多中心共进之势，杭州、宁波和温州形成的三大都市圈辐射着周边区域，带动着浙江全域整体的向前发展。即使与邻省—— 经济发展高度成功的江苏省相比，浙江也突出展现出其区域均衡发展的综合优势，而江苏省则面临着苏南、苏中和苏北之间的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根据2019年综合而来的各省市内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广东省各地市最高人均GDP与最低人均GDP之比为7.5，江苏省为3.1，山东省为5.4，浙江省为2.2，浙江省也是主要经济大省区域发展差距较小、空间发展较为平衡的一个省份，浙江省各区域呈现出发展齐头并进的态势，经济领域呈现出省域内多中心和多极化的趋势，这构成了浙江共富模式的第四个特点。

第五，浙江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数据大省”，数字经济构成了浙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而数字化浪潮也延伸到各个领域例如数字产销、数字农业、数字贸易和数字医疗等，在疫情期间浙江省各小学、中学和高校纷纷使用钉钉软件，使得钉群成为疫情期间浙江省数字教育重要的软件载体。数字化不仅广泛地改变着社会经济生活，成为改变各社会子系统沟通联接方式的重要新技术手段，同时也被运用到了政府公共管理领域，成为撬动公共管理改革的重要一环。浙江省也是“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发源地，该项改革以数字化为中心，重新构造了公共事务申请与办理的流程，将传统科层制视角中的多项事务转化成为“办事者”视角的一项事务，从而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民众少跑路”的目标，“最多跑一次”的改革有助于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科层制新治理模式。这样，以现代数字化手段为社会治理的“阿基米德支点”，数字媒介撬动了整个公共管理领域的深层次变革，实现了管理流程中的去中介化、去复杂化、去分层化和再结构化的目标，浙江数字化大省地位也有助于浙江通过创新来促进社会共同富裕的进程。

如果单纯要总结浙江模式，也许可以找出十多条特征甚至更多，即便是关于浙商及其组织模式的研究就足以引人注目、自构成为一个话题了，然而如果要聚焦共同富裕则需要凝练出与此特定领域相关的一些核心特征和关键性因素出来。如果要总结中国现代化不同的区域成功模式，那么也不一定非要谈浙江模式，若要谈农村现代化可以研究苏南模式，若要研究经济现代化及法治现代化（含高素质的公务员体系等）则可以研究上海模式，若要研究区域整合及一体化那么首先要瞄准的可能是珠三角的大湾区整合模式，但若是要研究共同富裕这个独特的议题我们则绕不开浙江模式。虽然从经济总量来说，浙江比不过山东与广东，从人均国民产值的角度来看，浙江也比不过江苏与上海，但是从最切近共同富裕的发展均衡和均质的角度来看，浙江无疑是中国共同富裕的典范，是中国共同富裕范式的首选。浙江省的五大特点（1）深度融入全球化的网络化民营经济；（2）小而强的政府，高活力市场；（3）高水平发展基础上的收敛型城乡差异；（4）高水平发展基础上的空间收敛性发展；（5）数字治理大省—共同构成了浙江共同富裕型社会的主要核心特征，在浙江省，一种高质与均衡发展相互融合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正在形成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浙江模式没有自身的问题，浙江既面临着全国发展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也面临着浙江走向共富之路上的一些独特问题，例如（1）如何缩小社会各个群体的差距、特别是缩小社会群体收入和财产分配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基尼系数），（2）如何持续“提低扩中”直至浙江省率先进入向欧美对标看齐的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3）浙江省如何通过三次分配的“制度组合效应”来提高社会共同富裕的程度，（4）浙江省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建立覆盖全民的、均等的公共服务体系，（5）浙江如何扫清共富之路上的特殊难点—针对山地居民和海岛居民建立专门的山地丘陵共富治理和海岛共富治理，依然是任重道远。然而浙江一旦成功，也势必为中国共同富裕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出来。在全球化的今天，浙江率先进入共同富裕型社会也必将随着中国整体的崛起和成功而成为世界所瞩目，成为全球议题和新模式，浙江治理经验也必将通过中国治理模式的总结而将共富“火炬”传递到全球社会，也势必将成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新制度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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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战略观察》2021年11-12期

编辑：邢笑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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