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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大学退学做蓝领,少走4年弯路

罗方丹 真实故事计划Pro 202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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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的小波决定过最低意愿的人生。她从大学退学,辗转于书店、餐厅和民宿打工,远离既定的轨道,甘当一名蓝领。

日复一日的打工生活,她的欲望和野心逐渐缩小,也有了时间重新思索教育与工作的意义。她有时认为,自己跳出了过往的评价体系,握住了自己人生的方向盘,有时又充满无力感,觉得能够让内心变得稳固,不被时代洪流冲垮,就已实属不易。

成为蓝领

2023年2月20日,过完年不久,我收到了我的学籍异动同意书,正式从山东的一所一本高校退学。此时,我已经独自在浙江一所民宿前台工作了两个月,我的同班同学们,大多在家里过着寒假,等待开学后读大三下学期。

在民宿,我每天早上8点上班,先帮定了早餐的客人上餐、收碟,再在前台接待客人,办理入住,也帮忙炸薯条,做点小吃。

前台只有我一个人。我住在民宿里,24小时带着工作手机,有时会在凌晨一两点接到要求加被子、送东西的电话,睡不安稳。深夜,民宿里喝醉酒的也有,无理取闹要求换房间的也有。有时我会觉得烦躁,但又马上告诉自己,服务行业就是这样,这就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工作。

这家民宿是小作坊式的。打扫阿姨就是老板的妈妈,也会管事。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对工作的理解,和阿姨出现了偏差。我以为工作范围应该是清晰的,流程应该是规范的,每个人做自己负责的事就好。但阿姨不这么想,也不直接跟我沟通。

一天早上,客人头天跟我沟通了要9点吃早餐,我就在8:30起床准备,但阿姨6:30就起来了。我刚下楼,就看见她在大厅,用一种意味不明的眼神看着我,不说话。我想,她估计是觉得我睡得太久、偷懒了。我就跟她解释,客人定的是9点吃早餐。她却还是不说话,就那样看着我。我就转身,准备离开大厅,去开民宿院子里咖啡馆的门。

我正准备出大厅,就听见阿姨在背后说了一句:“没有客人也要早起呀!那么多活要干的。”我的手刚摸到门把手,就被震慑住了。那天早上,我偷偷躲在咖啡厅哭了一场。

后来我才想明白,当时店里几位打扫的阿姨都“阳”了,只剩下我跟她两个人,她觉得我就应该自觉地顶上,跟她一起去打扫客房。后来,我就照这个理解去做,阿姨对我的态度,果然好了。

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跟她正面沟通。但当时,我身上没有任何存款,又需要待在那里,为自己下一步人生做规划。没有人让着我,我只能逼自己去适应环境。

 | 小波现在工作的民宿

这里,客源多的时候,我一个月可以拿六千块。暑假之后,客源少,空闲时间就很多。没有客人的时候,我就在民宿的咖啡馆喝咖啡,在大厅里看书、学英语。一个月有4天休息日,有时候,我会去街上看电影、吃火锅,有时候会去杭州等地旅行。

上个月,我爸妈带着妹妹去成都玩,我为他们安排了一晚四百多的酒店,付了钱,看见爸爸在群里说:谢谢。看见家人在群里发的熊猫的照片,我也觉得开心:别的同学还在找父母要学费的时候,我已经能分担一部分家里的开销了。

刚提出退学的时候,父母的反应非常激烈。大二上学期,我结束一年的休学打工,回到学校,没几个月就到了2022年底。那时,不仅疫情白热化,我的精神状态也白热化了。被封在学校,我压力越来越大,每天在寝室刷新闻哭,哭完就睡。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事态发展到什么地步,又继续哭。辅导员每天催我做核酸,如果我没接到电话,就会一直打,打手机号、打QQ电话、打微信电话。打通后,他就会说,他每次都要给我擦屁股,给我施加精神压力。

我在家庭群里说,如果我再继续这个状态,可能就上不下去学了。当时我妈一个电话就打过来,问我,你到底想干嘛?

我感觉到妈妈情绪有些崩溃,说了几句,她就哭了。后来,我知道,妈妈当时生活压力也很大。

我家在四川绵阳下的乡镇,父母都在工厂。妈妈是库房管理员,爸爸在流水线,两人加一起,每个月赚六千多点。我还有一个妹妹,比我小10岁,也得花钱。从小,爸妈为了能让我在绵阳市上学,花了很多钱,我的小学和初中都上了父母力所能及的最好的学校。

爸妈供我念这个大学挺不容易。所以我一直想,就算是给爸妈一个交代,也要把毕业证拿到,之后再出来工作。

但是回学校之后,我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也忍不住开始怀念休学打工时的经历。我想起,2022年8月,当时我在成都一家民宿打工,遇到了毕业于同个学校同个专业的学姐。学姐比我大五届,毕业后去互联网大厂做过直播运营,现在在那家民宿做管家,月薪3500元。

入职破冰会上,学姐开玩笑式地告诉我,我读完大一就来民宿工作,“等于直接少走了三年弯路。”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句话被我牢牢记在心里。我开始怀疑学历的价值。在那之前,我认为,只有拿到大学毕业证,才能好就业。可是那天,我开始想:既然毕业以后还是要来这里,我也不抗拒蓝领工作,为什么不现在就干这个?

早在大一刚开学时,我就知道我读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就业不好。新生交流会上,我原以为院长会说喜气洋洋的话,他的发言却给我们泼了盆冷水:“我们专业找工作找不过人家中文系,你去教外国人,人家英文系也能代替你。”

高考时,我超了一本线5分。之所以报这所大学这个专业,是因为它刚好和我考得一分不差。那时我已经知道,文科不好就业,但没想到,已经差到藏也藏不住的程度,让院长直接把这件事讲出来了。

后来,我在跟学长学姐的交流中也知道,汉语国际教育,不中不洋,的确在就业市场上很尴尬。就算当语文或英语老师,人家也觉得你不精也不专。我们的使命是去教外国人学汉语,但如今国际交流不那么频繁,市场上对我们的需求并不多。

身边的同学或者学长学姐,知道就业难后,都攒着劲去考研。这样做能延迟就业,也提升学历和竞争力。但我家里经济情况不好,如果要考研,继续读书,父母可能负担不起。

高中的时候,我喜欢看人文社科的书籍,觉得自己要做对社会有责任感、有正义感的人,想考好的大学,接受好的教育。我甚至想过做记者。可这几年,我的无力感越来越强。我发现,有很多事情不是靠努力就能改变的。

既然离那条正确道路上的理想人生越来越远,那么我还需要循规蹈矩,过上别人眼里“体面”的生活吗?我突然觉得没有必要,只要薪水能过得去,做什么都可以。

 | 2022年,小波曾在莫干山上的民宿打工

父母希望我能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但他们也说过,如果成为不了,就成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相比在学校的生活,我想,我现在的选择,就是让我健康、快乐的。

大二上学期,没办法坚持读书时,我又想到学姐那句话。我告诉爸妈,我实在读不下去了,想先打工赚钱。我跟爸妈讲了我的规划:这两三年先在国内打工,攒了钱再申请国外的签证,去国外打工。最后用攒下的更多的钱,申请海外的学校。父母长期负担我的学费,手头几乎没有存款。在几次沟通下,他们最终同意了。

我也给自己出了一道题:如果继续读书,我还有三年毕业,可能拿到一张找不到工作的毕业证。而如果这三年我在国内外持续打工,能攒到15万。

我是要这15万,还是要这张毕业证?

每次被不确定性围剿时,我都喜欢打开账户,看看我的存款余额。钱,尤其是自己赚的钱,是最确定的,能握在手里的东西。

我选择了这15万

从校园出走

决定彻底退学之前,我休学过年,在外打工,探索新的可能。

2021年8月,我读完了大一的课程,向学校提出休学。其实我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初中和高中,我都呆在班里积极分子最多的班。上课时,大家上蹿下跳地回答问题,碰撞思想。上大学后,我却倍感失望。

大一,上一门逻辑课时,老师几乎每一节课都要强调,“你们男生应该比女生学起来容易。”我们班里大概四十多人,女生多,总坐前排,男生少,都挤在最后一排。她想鼓动男同学的积极性。

我对老师言语中的性别刻板印象觉得惊诧,但四周却没人露出不适的表情。我内心的诧异,从“老师怎么可以这样讲?”变成了“我上的是个什么大学?”

上课时没有人主动和老师交流,教室里死气沉沉。老师讲的PPT也是多年前做的了。学了一年后,我感觉自己无法获得学习知识的快乐,也没有获得实在的技能。我开始泡图书馆,阅读一些国内外文学和社科书籍。大二上时,我一学期都没怎么上过课,仍旧过了7门课的期末考试。

我的室友都蛮努力,也有人不想上课,就去考四六级、教师资格证。我也看了不少书,学校的中文书库是我待的最多的地方,那里的一个角落,一直藏着我的小板凳。随着书看得越多,我愈发对这里的评价体系产生怀疑。

我清楚地记得,辅导员有天找我谈话,问我:“你以后要做什么,考公还是考编?”他完全没有问我有没有其它的路要走。我说:“我还没有想好。”

我对人生价值的理解,是它不一定靠工作去实现。人生价值应该是多元的——看到更大的世界、读够一生能读到的最多的书、认识很多朋友……但我遭遇的评价体系,是扁平而单一的。

休学前半个月,我正在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我还记得书中的一个片段,讲到“一个奇特的、火红的下午”:主人公去公路旅行,来到一个很偏僻的小旅馆,在里面大睡一觉。傍晚黄昏,他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过来,感觉自己很热,脸上的余温还未褪去。他有一两秒,突然不认识自己。

这个描述我记了很久。我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醒来后,面对一个陌生的自己,面对新鲜的、充满可能的生活。

在大学,我的生活日复一日,明确地重复着同一种无意义。我那时19岁,却感觉自己的人生不会再出现新的东西了。我希望,哪怕能有那么一秒,能去体验那么一个状态。

在此之前,我也尝试在微信上告诉爸妈,我想休学,但他们坚决不同意。我问我爸:“你的人生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我是想说,如果继续无意义地待在学校里,我感觉我以后会后悔。

我爸却说:“我后悔我年轻时,没在学校好好学习。”

我知道,父母是不想让我将来也进厂打工。但我当时就觉得,即便在现在的学校好好学习,毕业也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何况,在学校我的精神状态已越来越差。

爸妈一直不同意休学,我就跟他们反复讲,再待在学校我可能会死。后来有一天,我手机关机。爸妈打我的电话没打通,联系了辅导员。辅导员联系了我室友。室友找到我,发现我在寝室睡觉。那天后,我爸妈的态度就突然缓和下来,同意我去休学。

我知道爸妈手头很紧张,就说,我这一年,不会花你们一分钱。

于是在2021年8月,大一下期末周结束之后,我没有继续上大二上学期,而是带着身上剩的一千多块生活费,花70块买了张动车票,就从烟台去了青岛。

 | 到青岛后,小波去了小麦岛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青岛一家书店里上班。那是个连锁店,全国各地都有,装饰得很文艺,我曾梦想去那里当店员。

因为没有毕业,书店人力招我来时,说一个月只能给3000元,也不包食宿。后来,我又做了服务员、民宿管家,有的工资更高、还包食宿。但书店是我上过的最快乐的一个班。

书店有早班和晚班,晚班要待到22点才能离开。上班时,我每天大部分时间站在那里看书。有客人来了,我就帮忙找书、打包和收银。下班后,不会有人再找我。

我在青岛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青旅上班。他给我找了青旅的小阁楼,老板说,如果不开空调,一个月就收我300块房租。我就住在这栋7层青旅的顶层阁楼,十几平的木屋,放了三张榻榻米,我睡其中一张。

阁楼很热。一天,我午觉睡得很沉,感觉自己要昏死过去。我在梦里极力把自己叫醒,发现已经过了半个下午。那时我刚到青岛没多久。我突然找到那个感觉——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面对一种全新的生活。凯鲁·亚克的那个“奇特的、火红的下午”仿佛向我走来。

然而,书店的工资还是太低了。工作两个月后,我拿了两笔工资,想再努努力,为自己买一个相机。于是我跳槽到了浙江莫干山的一家民宿,工资涨到了每月4500块,包食宿。19岁的我,觉得4500对我吸引力好大。后来,我又去上海一家西餐厅当了半个月服务员,负责端盘上菜、收盘。这是我做过的最辛苦的工作,每月到手四千多,也包食宿,但非常忙。

餐厅卖西式的早午餐,班尼迪克蛋等,那种上海人爱吃的东西。这家店位于市中心,人流量很大,“翻台率”很高,意思是一张桌每天要坐很多波人。最忙时,我们会限时就餐一个半小时。

我每天10点起床,从宿舍走路20分钟上班,从11点开始上到晚上20点。大多时候,我一天只有时间吃一顿员工餐,时间不确定,有时在下午两三点。员工们挤在后厨,坐在装食材的箱子上。地板滑腻腻的,过道很窄,我们需要随时站起来让其他同事过路。客人在一墙之外说这杯咖啡融合得不干净,说外滩的店更好吃,我都能听得很清楚。

我肠胃不好,不规律地吃饭一段时间后,就感觉受不了了。端盘子时,周围也很嘈杂,催得很急。我其实并不抗拒做服务员或者收银员,但在这家餐厅,我还是会产生一些无力感,还有重复劳作的枯燥感。

跨了年,我又去杭州做了5个月前台,去云南逛了一圈,然后就在成都的民宿,遇见了告诉我毕业证没用的学姐。

拿到第二笔工资时,2021年10月的国庆节,我终于为自己买到了一直想买的相机,那是一部富士XT30,花了5600元。这是我赚到钱后,给自己的第一个奖励。

 | 小波为自己买的相机

那天我想到了我的好朋友,她也是19岁、在读大二,也有自己的相机和电脑,都是父母买的。我把相机拿在手上,仔细端详。我想,我的19岁,已经可以自己赚钱,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第一次尝到财务独立的甜头,这种感觉我记了很久。直到后来退学时,我心里还有这种底气:我可以自己赚到钱,可以自己把自己送出国读书。

那时我觉得,仿佛只要自己努力,一切目标都可以达到,但是后来我发现,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心气儿也是会被逐渐磨损掉的

最低意愿的人生

“如果我有钱,就可以帮你找中介,走正规的渠道,而不是靠你自己。”在家里,聊到我想先退学打工,再攒钱留学的时候,爸爸曾这样对我说,表情失落。

有时,想到父母从小到大对我教育的付出,我也会觉得愧疚。但是,打工以来,我又放下了一定要去留学的想法。

2022年初在书店时,我认识了一个青岛本地的姐姐,她在英国杜伦大学念本科,因为疫情滞留在国内打工。2022年底,我看见她发朋友圈抱怨说找不到工作。她告诉我,现在就算是留学生,也没那么好找工作。

她今年毕业,在英国和国内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几轮面试都不顺利。她想继续在国外读研,但还要花家里更多钱。她不确定,这些年留学花出去的钱,最后能不能赚回来。

和她聊过后,我发现我把“送自己出去念书”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如果是为了学到东西,我可以不花钱就学到。我很擅长在互联网上检索信息,大一就在公开网站上学完了人大、复旦的几门课,也能查到国外大学的课程。如果是为了就业,申请不到好的国外大学,帮助也不会太大。

我逐渐说服自己,留学深造也没有太大必要。不是所有的愿望,都能通过吃苦就能实现。有时还需要家庭资源和社会环境的支持。

我打工一年自力更生的感觉,更像一种膨胀的底气,在不确定的漩涡前,有时也是一种幻觉。

打工以来,我开始重新思考工作的价值。人一定要做“体面”的工作吗?这个社会真的比需要一个清洁工而言,更需要一个有学历的大学生吗?

有时,我想到高中时喜欢读书的自己,如果知道现在的自己居然在当一个服务员,一定会觉得活不下去了。

可当我确实做了服务员,我也接受了。一个清洁工人可能可以把一条大街扫得很干净,一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也可能并不能为社会做好什么事情。

从年初开始,我已经在这家民宿工作了9个多月,同龄的同学们,正在读大三。我的室友,每天都在自习室准备考研。认识的学长学姐,有的在读研,有的在二战、三战,都还没有就业。我和他们,从我选择不一样的人生路径之后,已经在两个世界。

忙的时候,他们给我发消息,我没及时回,之后就会说我上班太忙,很累。但我从来不会跟他们说,我遇到什么难搞的客人,有什么具体的经历。之前,我和我最要好的高中同学天天讲话,但现在,上一次讲话已经是一周以前。

和老友们没话讲后,我感到非常痛苦,但最后也放弃了这些关系。我知道,这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和我做同样选择的人很少,几乎没有。

 | 小波用相机在民宿周围拍的照片

我脱离了轨道,但我不后悔现在的选择。我目前的快乐来自于,我已经跳出了过往的评价体系。我人生对错的判断权,已经完全握在自己手里了。我不再享有走“正确人生”给我带来的好处,同样也不必背负“正确人生”给我带来的凝视和束缚。

以后的人生,是我自己握住方向盘。当我意识到,我将自己决定人生驶去哪里时,心里会生起很蓬勃的勇气。

但是,我也感觉自己的欲望和野心缩小了。以前,我想得到好的教育,有不错的工作。这三年,我看到太多无能为力的事情,意识到我自己对外部环境的把控能力、对自己人生走向的决策能力,其实是很有限的。

现在,我觉得人按照自己的最低意愿,去过好自己的人生,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去年5月,在杭州酒店做前台时,我经常去浙江图书馆借书。我记得毛姆的《刀锋》中的一段话。主人公拉里是青年飞行员,在一战后感到迷茫,放弃了大好前程,不上大学,也不工作。在被朋友问到以后有什么打算时,他说,他打算在美国做体力活,攒了钱,再买辆出租车,在纽约做出租司机,“因为纽约有丰富的藏书。我生活用不了多少钱,我不在乎我睡在哪里,一天我有一顿饭就够了。”

拉里的朋友认为他疯了。他却说:“我没有。我很清醒,而且很实际。”

我被这段话撞了一下。它描绘出了我的一种最低意愿的人生:在一家小书店里当店员,成为蓝领,读够我这一生所能读到的最多的书。打工,去不同的城市,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

一年前,我把它抄在本子上。今天,我在无意中翻到,感觉自己又被撞了一次。在书中,我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被理解、被接受了。

但这种接受,难以出现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如果我跟我妈说,我一天只吃一顿饭,看很多书,人生就够了——我妈只会觉得我疯了。

我喜欢的播客里,曾有人说过一句话:“大时代很重要,但也要回归自己的生活。”我想,我所做的这一切,可能都是在大时代不确定性冲击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我回避如何上岸、何时上岸的追问,去寻找自己笃信的价值观,构筑自己的精神围篱。

围篱总需要修修补补,但足够让自己的内心变得稳固。找到价值上的锚,可能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被时代洪流冲垮的唯一办法。

* 本文根据小波讲述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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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罗方丹
编辑|苑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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