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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教材问题历史溯源之:民国大师如云,为什么造不了汽车拖拉机?

炁子 炁子 2023-11-23


1949年12月,毛教员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没多久,他第一次出国,去苏联。


乘坐的是专列。当年米国送给常凯申的,车内设施非常豪华。常凯申一次都没有坐过,只有其夫人宋美龄坐过一次。但是,谁也没料到,米国的豪华专列,一到东北就冻坏了。


当时毛教员就呵呵一乐:“不是米国什么东西都好吗,有人甚至说月亮都是圆的,火车到了东北它怎么就冻了呢?”


1

鸦片战争以来,晚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按条约赋予的特权,西方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


传教士刚进入中国,向老百姓免费施粥、问诊。老百姓吃粥拿药可以,对入教不怎么感兴趣。“糖衣”留下,“炮弹”退回。


慈善像大水漫灌,达不到目的,怎么办呢?


传教士们入乡随俗,准备改变策略。


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这就很明显,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


于是,他们把重点转向办学,特别是高等教育。


“我们的目的——尤其是基督教大学的目的,是要培养一种特殊的人才。此种人才,不独要有专门学识和训练,对于改造国家的影响,可因少数坚决的领袖而转移,影响到该地区人民以后的历史。”


传教士们虽都来传教,但隶属于各种不同的差会,1870年代以前,都各自为政,野蛮生长。后来,他们先后于1877年、1890年、1907年,在上海召开了3次全国性的传教士大会,加强了联系协调,加速了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渗透。


就在1890年的传教士大会上,米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指出,“无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作为传教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出一个人,使他能在一生这发生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就可以胜过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不能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人。……作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找准了方向,传教士们就卯足了劲儿办学。



教会学校在华的分布,大体对应西方列强在中国瓜分的势力范围。


比如,“北长老会”在广东,“公理会”和“圣公会”在福州、宁波、上海,“巴色会”和“礼贤会”在广东,英“长老会”在厦门、汕头、台湾,“美以美会”在福州、江苏、浙江及华中、华北、华西,“循道会”在两广、两湖,“浸礼会”在山东、宁波,“遵道会”在湖南,“信义会”在两湖,“公谊会”在四川,“内地会”在西北、西南等等。中国除西藏、宁夏、青海之外,几乎所有的省份,均出现了各宗派的教会学校。


一份史料显示,从1880年代到1920年代末,西人办学的学生人数,占整个中国在校学生的32%,其中高等学校达80%。


1907年传教士大会的报告,认为“现在就应该训练我们之青年人,使他们将来在担任政府职务时能够胜任。”


那米西方传教士的目标实现得如何呢?


2

一份耕耘一分收获。历史证明,西方传教士们大获成功。


网传一份1948年常凯申政府高官的学历一览。信息经过不知多少次复制粘贴,可能有错漏不确,但大体上就能说明问题——那些高官,几乎清一色是教会大学、或者直接米西方留学的出身:



行政院长:翁文灏——(比)鲁文大学博士

考试院长:张伯苓——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名誉博士

立法院长:孙科——哥伦比亚大学硕士

外交部长:王世杰——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财政部长:俞鸿钧——上海圣约翰大学(前任孔祥熙,柏林大学博士、耶鲁大学博士)

经济部长:李璜——巴黎大学文科硕士

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粮食部长:关吉玉——柏林大学博士

内政部长:张厉生——巴黎大学

农林部长:左舜生——上海震旦大学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东京立教大学

善后救济总署长:蒋廷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博士

新闻局长:董显光——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硕士

最高法院院长:谢赢洲——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交通部长:俞大维——哈佛大学博士

教育部长:朱家骅——柏林大学博士

社会部长:谷正纲——柏林大学博士

卫生部长:周诒春——耶鲁大学硕士

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伦敦经济学院博士


常凯申本人留学倭国,夫人宋美龄留学米国。


写到这里,炁子本来想顺手写上“就像今天乌克兰政府的高官一样,80%都是米国国籍”。


因为这个说法,网上都是这么传的。一念之间,还是想查证一下吧。一查,貌似“乌克兰政府高官80%米国国籍”站不住脚!


这里炁子要专门点赞一下“澎湃新闻”。它居然专设了一个“有据核查”板块,有一个专门的“核查员”团队在负责。炁子未能逐一核实这个信息源的可采信度,但从它作为一个知名新媒体品牌、独树一帜的操作,先默认是可采信的吧。若有问题,欢迎指正。


任何人,无论持何种立场、出于何种目的,造谣、伪造事实都是可耻的。


这个小插曲,要让炁子再次提醒读者:信息泛滥时代,信息真假难辨、鱼龙混杂,哪怕你可能耳朵听出茧子的事儿,都有可能是假的。


对支撑你一个判断、观点的核心信息,一定要核实!一定要核实!一定要核实!


重要的话说三遍。


再深入一点思考,支持你我现有三观的层层叠叠的信息,有多少是虚假的?想想是不是“脊背发凉”?就像那种在铺天盖地的毒教材里长大的孩子,他们的三观能正得了?


还是说回正题,讲到1948年常凯申政府高官的学历。


米国教会背景的协和医学院校长顾临(Roger S.Greene),曾在一封写给国民政府卫生部米国顾问兰安生(John B. Grant)的信里,写道:“用一百万米元来支持个教会大学,比用两百万米元帮助蒋介石维持军队更有用。军队会叛变,至于由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则更为驯服可靠,忠诚不变。


顾临观察到的深层因果链,证明是对的。


就是那样一个米西方教育出来的常凯申政府团队,非常驯服可靠。


它在1946年11月,和米国签订了《中米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米商约》。



《中米商约》一经签署,国内掀起一片谴责之声。


红色团队说“这是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比起袁世凯的“二十一条”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把11月4日称为新的“国耻日”。全国左右各派的舆论都一致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弱国……让与如此之多的优惠权利,实在是愚蠢之至”。


《中米商约》的果,让中国成了米国独占的禁脔,造成了常凯申政府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对米的全面依附。


1947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博士,在开学典礼上赞美“米国的天空比中国蓝,所以米国的月亮比中国圆”。70年后,有人说“米国的空气都是甜的”,其实不过是拾胡适的牙慧而已。


等时间到了1949年,中国天翻地覆,那些清一色教会大学、或者直接米西方留学出身的高官精英,大量逃往他们的米西方精神母国。


那些“归乡”的精神米国人,包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包括赞美“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胡适博士。


米西方长期渗透的中国高等教育,除了培养一批出卖国家利益、可以随时一走了之的精英,又给中国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呢?


3

给中国留下了什么?


大师啊。


如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第一反应。


没错,一批有民族风骨、有功于家国的知识分子,曾上过教会大学。比如东吴大学出身的金庸、李政道,金陵大学的南怀瑾、陶行知,燕京大学的冰心、周汝昌、萧乾、孙道临等等。


但他们是教会大学的异数。


据一份资料显示,至新中国重建高等教育体系的时候,全国共有19所教会大学,其中16所基督教会大学,3所天主教会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培养的毕业生共约2.6万多名,另有3.5至4万名学生曾在教会大学学习。


教会大学培养的这数万人,加上直接去米西方留学的,绝大多数如传教士们所愿,成了中国社会的“士大夫”,是“有势力的人”,能“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


转换成如今百姓立场的语境,他们就是官僚、买办、公知。


而在如今的精神米国人、精神西方人眼中,米西方的大学,包括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都是“世界级大学”,教育水准非常高。它们的毕业生,都是自带光环的“社会精英”“民国大师”。


其中尤其是在米西方拿到36个博士学位的胡适,被视为“民国大师”之首,被精神米西人顶礼膜拜。


就算在常凯申心里,胡适也不过就是一“文化买办”而已。常凯申可是倭国留学归国、皈依基督教、一生依靠米西方资本的。据粗略统计,常凯申在日记和反省录里,责备、辱骂胡的地方,不下二十处。


胡适曾于1938年至1942年,出任常凯申政府驻米大使。而常凯申在1942年10月13日的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评价胡适“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


那么,上教会大学的、留洋的民国“大师”们,作为“士大夫”作为精英,自己吃香喝辣不在话下,但对国家对人民的贡献如何?


4

中国的那些教会大学,因为天然的米西方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在宗教学、米西语言、米西文史哲法上拥有绝对优势,也在基于米西方近代文明的商科、新闻学、图书馆学、社会学、音乐等学科上拥有明显优势。


比如圣约翰大学的工商管理,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华中大学的图书馆学,燕京大学的新闻学、宗教学、社会学等。


但是,中国要改变贫穷、落后,最重要、最急需的不是文科商科,而是:


理科、工科。


而在理工科领域,教会大学除了在医学、农学等专业有所涉及外,比文史哲弱得不是一星半点,甚至就是空白。


中国人热切呼唤“德先生”“赛先生”,洋人只给我们送来了“德先生”。


按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说法,不过是把“老八股”换成了“洋八股”而已。


洋人只传播他们的神、他们的嗞油皿煮。至于科学技术,那可是人家的不传之秘,你殖民地就甭想了。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洋人也懂。


所以那个时代,中国的“大师”们,几乎全部云集在文史哲领域。


他们除了向国人植入“米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华人与狗”的意识外,于国家救亡图存急需的理科、工科,可以说无尺寸之功。


晚清的洋务运动,打下了一点轻重工业的底子,但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战乱摧毁,面对倭寇的侵略,民国的工业不要说坦克,轮胎都做不出来。这才有了文科状元钱伟长,零基础转学物理的故事。


好不容易出了个能生产火柴的民族资本家刘鸿生,还被常凯申公子“打虎”给打跑了。


到1949年,中国只有一些老掉牙的工厂,工业化水平聊胜于无。当时中国人口4亿,据一份资料披露,理工人才才不过几万,而且教育水准也和米西方隔得老远。


洋火、洋油、洋钉、洋伞、洋布、洋灰、洋锹、洋车、洋碱……


万物皆“洋”,这些历史名词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业制造能力之弱。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新中国立国之初,当家人毛教员手里的家底儿,就是这个样子。


5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也是在民国时期,一批批理工科青年学子,潜入米西方偷师,学成后再冲破阻挠回国,把“赛先生”带给祖国。


建国后的“两弹一星”,让中国人挺直了腰杆子。而成就像“两弹一星”那样一批顶级科技成果的,就是一批理工科大师——他们是真正的大师,必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千古流芳,万世敬仰。



讲到“两弹一星”,不能不提于敏先生。于先生是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应该是唯一一位未曾留洋的大师。详见炁子文章《一个“北漂”书呆子的神秘往事》。


回到本文的主题,做一个小结。


洋人办教会大学,给中国人送来了“德先生”,造就了一大批文史哲“大师”。他们和他们的弟子,不事稼穑、不懂农桑、不知器物,瞧不起打工人,大多只能成为社会的寄生虫——或成为欺压百姓的官僚,或成为贩卖洋奴哲学的“大师”,或当倾销洋货的买办。


毛教员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个时刻,他心里一定和亿万中国人一样,豪情万丈,但他作为新中国的当家人,同时要面对的,是一份啥都不能造的家底,是一个接受教会大学或留洋教育、满脑子买办官僚思想的知识分子阶层。


而建设新中国,又离不开这个知识分子阶层。


毛教员怎么办?容炁子再写下一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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