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教材问题历史溯源之：1952，为什么满载课桌的列车在全国奔跑？
这两天火爆的新闻真不少。
唐山狂徒施暴的视像，被推到中国、全世界眼前，并炸出一堆实名举报黑恶势力的受害者。
国防部长魏凤和在“香会”上，代表中国政府，罕见地表示“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别无选择，必将不惜一战，必将不惜一切代价”。
这些新闻，已经有太多人评说，炁子不凑这个热闹，继续关注毒教材问题，回溯少为人知的历史源头。
毒教材问题历史溯源系列文章，炁子已经发了两篇《毒教材问题历史溯源之：民国大师如云，为什么造不了汽车拖拉机？》（点击蓝字查看）和《毒教材问题历史溯源之：“民国大师”梁思成，怎样开启了“生命的第二春”？》（点击蓝字查看），分别回顾了洋人传教士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办教会大学的事，和新中国改造旧教育、重建教育体系的四项新政，重点回顾了对教师队伍实施思想改造。
这一篇，接着讲第四项新政的最后一项。和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同步走的。
这项新政是：大学院系调整。
为什么要对大学搞院系调整？
1
要说透这个问题，还得延伸到历史的更深处，看一看德国的“洪堡教育模式”。
威廉·冯·洪堡（1767-1835年），是德国的思想家、教育改革家。
在中国，他的名字还不如他创办的柏林洪堡大学知名。柏林洪堡大学，也还不如从这所大学走出的黑格尔、马克思、费尔巴哈、爱因斯坦、海涅等人知名。
但洪堡对世界更大的影响，是他主导了普鲁士义务教育制度的改革，也为后世留下了专才教育和“工程师精神”。普鲁士，是德国的前身。
在普鲁士，所有阶层的子女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据统计，到1846年，该国各类小学达到24044所，学生243.3万人，入学率高达82%，是世界上最早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
专才教育，强调分工、纪律、标准化。
这个模式，天造地设，适合工业化的需求。所以，普鲁士在欧洲工业革命中弯道超车，反超英国，成为了欧洲霸主。即使在一战战败后，这套强悍的专才教育体制，让德国依然能再次快速崛起。
即使在二战战败后，人畜无害了80年的德国，借俄乌战争之机，暴增千亿欧元军费，又一次走上了快速扩军的道路。背后，依然是一脉相承的洪堡模式。
那一年，炁子曾经考虑过让孩儿去德国留学。
研究德国高等教育的资料，炁子惊奇地发现，在德国，还有一大批专精的“工业大学”，小而美。这些“工业大学”，在如今到处是“大而全”的超级大学的世界里，是那么的特别。看看那些名字：
慕尼黑工业大学、柏林工业大学、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亚琛工业大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后来才明白，这么些“工业大学”的名称，实际是洪堡模式留下的历史印记。
德国的弯道超车，被旁边的俄国看在眼里。
一战爆发的时候，俄国还是个农奴制国家，虽然坐拥广袤的国土和资源，但在科技、经济以及兵源素质上，全面落后于德国，被德军打得节节败退。
当然，祸福相依。也因为落后挨打，俄国内矛盾急剧激化，爆发了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红色的苏维埃政权。
苏俄也想弯道超车。
1917年11月9日，苏维埃成立的第三天，就发表了《告人民书》，提出苏维埃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基本任务是：实施免费的普及义务教育，组织统一的苏维埃学校。
一年之后的1918年10月，苏维埃政府公布了《统一劳动学校规程》和《统一劳动学校宣言》，提出尽快实施普及义务初等教育；使各级学校成为免费的、劳动人民能受到教育的学校；取消革命前的各种类型的学校；遵循生产劳动与教学结合的原则。
全苏所有高等学校都附设工人系或“工农速成中学”，专为没有上过中学的成年工农补习文化知识。这一制度设计，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化的重要途径。
又一年之后的1919年12月，政府颁发了扫除文盲的法令，规定所有8-50岁的公民，都有用俄文或本民族文字学习的义务。
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1903-1967年），文科出身，主张“全盘西化”，曾留学德国、米国。据传，他曾私下对朋友说，“苏联那一套教育体系，完全是抄德国的，那一套我们都知道。”
没错，有留德经历的陈序经先生看得很透，苏联教育是抄的德国作业。
但抄“洪堡教育模式”作业的结果，是苏联也实现了弯道超车。
它只用了两个五年的时间，就在一个落后农奴制国家完成了工业化，综合国力跻身世界前列。
苏联的弯道超车，又被刚创建的红色中国看在眼里。
2
炁子在毒教材问题系列文章前两篇已经展开介绍过，在民国时期，米西方文化熏习出来许多文史哲“大师”，号称“群星璀璨”。
“大师”都是动口不动手的，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米西方文化侵略的工具，讲嗞油皿煮头头是道，但他们不食人间烟火，远离工农，对稼穑器物一窍不通，啥都不会造，更别说造坚船利炮来保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了。
而江山，不是头头是道讲出来的。红色团队创建早期试过，演讲、游行、办报，动口不动手，差点全被杀了。
江山是靠动手来夺取的，是红色团队在与坚船利炮、血与火的对抗中拿下的。
而且，红色团队建国和当年苏俄一样，都是自己积贫积弱，同时虎狼环伺，一诞生就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必须以最快速度站稳脚跟、最快速度造出坚船利炮，来保卫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也就是，中国急切需要实现工业化，而不是大师化。
就像大力水手一样，要快速变强壮。
而快速、批量出工业化人才，就是建国时要吃的“菠菜”。
说回“大师”们。他们真要是动口不动手、人畜无害，也就罢了，但他们不是。
他们是米西方文化熏习出的文史哲“大师”，不会造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业品，但会造思想。
造什么思想呢？如何成为殖民地的顺民。恰恰呢，红色团队浴血奋斗，就是不让中国人民成为米西方殖民地的顺民，而是相反，保持中华文明五千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所以，建国之时的危局之下，红色中央借鉴抄“洪堡教育”作业的苏联模式，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院校调整。
院校调整的核心意图，是把民国时期的米西方教会大学，和仿米西方建的国立省立大学，以工科优先、理科次之、文科再次之的顺序，予以重建，彻底清理以培养殖民地顺民为目标、文史哲畸形发展的旧高校教育格局。
3
1950年6月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就提出了院系大调整的构想。
接着进行了前期准备。一是改造知识分子的亲米西方思想，二是创建新型大学的样板。
前者，炁子在上一篇原创文章已经展开讲到了。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干部》。社论说，“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
后者，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新中国快速打造出了两个样板：一个是理工科，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个是文科，中国人民大学。
1952年秋季，中央教育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
全国高等学校分综合性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和单科性学院三类，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
综合性大学由49所削减为21所。
所有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关门大吉。
文史哲领域是米西方文化入侵的重灾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被大幅裁撤，教师调至其他教学或行政岗位。
与此同时，一批专业理工科院校诞生。例如，北京海淀新建了著名的“八大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医学院。
1952年，北起清华东路，南到蓟门桥，“八大学院”校舍在一片庄稼地里破土动工。
院系大调整于1953年基本结束。史称新中国的第一次院系大调整。
在新中国“一五”计划执行完毕的1957年，又展开了第二次院系调整。
经过院系大调整，工科人才的培养能力显著增强。
据史料显示，1946年工科学生仅占在校生总数的18.9%，到1952年达到35.4%，为各科学生之首。通过增设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12个工业专门学院，以及建成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
以“八大学院”为例，70多年来培养出的工科人才不计其数，他们为新中国实现工业化、也为国家今天“世界工厂”的地位、“大国重器”上天入地的傲人成就，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据一份统计显示，老“八大学院”诞生了260多位两院院士，其中北京地质学院数量最多，比如中国月球探测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就是1956年从该校毕业。温家宝总理也是该校1960年代本科和硕士毕业生。
同时，受米西方文化入侵严重的文科，则相应做了大幅裁撤、精简。
据史料记载，1949年文科类学生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33.1%，至院系调整结束，已降为14.9%。到第二次院系调整后，又进一步下降为9%。到1962年，继续降至6.8%。
3
“时代的每一粒尘埃，落在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Every dust of the times falls on a person as a mountain）。
倭裔米国学者福山，以违反辩证法的“历史终结论”而成名。但他在学术专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里，冒出了一个充满感性的金句，就是上文引用的。
1952年的那场惊天动地的院系大调整，也改变了无数个人的人生。
院系大调整搅动了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师生。满载课桌椅、图书仪器的列车，在全国各地奔跑。
据一位当事人回忆，当时决定高校哪个系哪个专业与谁合并，实施进度很快，扛起行李就出发，而且限期上课。不少学生是在某大学入的学，却在另一大学毕的业。
整个过程惊天动地，也波澜不惊。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每个知识分子都意识到，服从红色国家的安排，是唯一的选择。
尽管如此，不可能每个人对这次突如其来的人生转折，有足够的理解、适应、和承受能力。
据报道，后来成为北大中文系教授的乐黛云，1952年刚刚从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担任了中文系首任系秘书。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贯彻院系调整的中央决定。
许多著名教授都被派去支边，如杨振声、废名，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中文系。
“让这些年近半百的老先生去遥远陌生的、艰苦的边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并没有听到任何反抗的声音，只记得听思想汇报时，有人反映教授发牢骚：现在土地国有，哪里有地方去归隐田园？寺庙地产已没收，当和尚也没有了去处！”
另据曾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的巫宁坤回忆，1952年7月，系主任赵萝蕤来通知他系内五名教授的去向：赵本人和另外三名教授去北大，巫宁坤去南开。
话一出口，赵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巫宁坤在米国做博士论文好好的，1951年在赵的鼓动下，中途放弃回燕大任教。不到一年出此变故，赵满怀内疚。
科普作家冯泽君，曾任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当时就读于南京大学工学院。
冯先生回忆，在院系调整中，文理学院全部分离出去，搬离校区，工学院成了“孤家寡人”。等新学期开学时，发现各工程专业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基础课没有老师任课，才又急着求援。教大学普通数学的马遵庭老师与何旭初老师，是硬拉过来的。其他物理、化学、外语等教研组的老师，也莫不如此。
对当年的那场大变动，当事人流传下来的个人感怀材料，很多，这里就不列举更多了。
在生死存亡危机之下，国家的战略意志，是要批量培养工业化人才、去知识分子的殖民化思想，为此，得用雷霆手段，迅速完成院系大调整。时间紧迫，史无前例，问题肯定有，也不可能顾全每个人，也没有时间去做细致的工作，每个人的思想改造程度也参差不齐，个人际遇、得失和感受，也就千差万别。
不过这些历史印记，又为后来的高教事业、知识分子思想的变迁，埋下了伏笔。我们下一篇再展开讲。
4
德国、苏联、中国三国的实践证明，洪堡教育模式，是弱国崛起的法宝。
这种教育模式，是集中国家资源，以速成方式，迅速培养大批高度专门化的专家，以快速满足一国实现工业化的人才需求。
德苏中三国，都是靠这种教育模式反超老牌强国。
就拿我们中国来说。
这种教育模式，让中国在最短时间内，以最低的试错成本，为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功转型成为工业国，创造了根本条件，一举摆脱了成为他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为后来国家综合实力的持续增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历史因果链，短时期内不一定看得清楚。但从70年的时间跨度，我们今人可以看得清楚。
回望那段历史，“岁月静好”的我们今人，应当感恩当年毛教员和他的团队的英明决策，感恩所有为完成这个雷霆行动做出过贡献的人们，也感恩所有遭受过委屈甚至牺牲的人们。
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不仅让中国成功奠定了工业化的坚实基础，还实现了教育机会的公平，让大批工农百姓的子弟，有机会几乎免费地接受高等教育。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高校布局的大洗牌、大换血，相当彻底地清除了米西方自鸦片战争100多年来对中国文化入侵、文化殖民的根基。
如果这一成果，在红色中国后来的发展史里，得以维护、巩固和光大，就不会出现今天的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毒教材问题。
好了，新中国改造旧教育、重建教育体系的四项新政，这篇重点讲了第四项新政，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
看到这里，如果您对毒教材问题有了更犀利的历史透视，那就不枉炁子的付出了。
下一篇，容炁子继续回望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段历史，直接导致了今天的毒教材问题泛滥成灾。
谢谢宝贵时间，如果喜欢这样的文章，可以通过转发、在看或赞赏的方式支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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