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法治信心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高达75％，虽然有些干部没被立案审查，但也受到错误批判斗争。此外，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也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长期以来不仅使党和人民在政治上受到压抑，而且还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文革结束后，国家和民族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1977年10月，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主持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打开了在全国范围内的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陆续为一些著名人士平反。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纠正了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人所作的错误结论，并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有较大影响的大案平反。
十年内乱波及全国，遭迫害的人上至国家主席、开国元勋，下至普通老百姓，新中国的法治之路遭受重创。1978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抓紧复查纠正冤假错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的请示报告》，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全面展开。到1981年底，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复查判处的120余万件刑事案件，依法改判纠正冤假错案30.1万余件，涉及当事人32.6万余人。各级人民法院还主动复查了1977年和1978年两年中判处的反革命案件3.3万件，改判纠正错案2.1万件。
【百年党史中的检察档案㊷】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
法治关系人民幸福安康。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表示：“那么多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人，冤没有平，气没有平，家庭生活没有安置，怎么能够安定团结，又怎么能够说恢复了法制？”
1980年9月，习仲勋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参与宪法修改工作，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习仲勋作为大会执行主席，宣告正式通过修定的宪法。除了宪法及其相关法之外，习仲勋注重通过立法来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游行示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就是在“全国人大特别是仲勋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全体法律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1984年11月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成立，习仲勋在大会上讲话中指出，法律工作者“一定要知法守法，依法办事，要扶正祛邪，不徇私情，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做一个公道正派的受人们信赖的法律工作者。”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作了彻底否定的结论。这使一切冤假错案的平反有了可靠依据。六中全会以后，继续落实台属政策、宗教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还实事求是地复查和纠正了30年代、4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等等。到1985年，全国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纠正冤假错案是国家拨乱反正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自此，成千上万错案家庭的巨大创伤得以抚平，国家安定团结得以守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开始汇聚力量，法律意识在人们心中苏醒。
一段时间内，由于过分追求破案“效率”，又产生了一些冤假错案。
魏清安案，1984年执行死刑，同年真凶落网，1987年平反；
杜培武案，1999年被判死缓，2000年真凶另案逮捕，2000年无罪释放；
李化伟案，1990年被判死缓，2000年真凶被捕，2002年无罪释放；
孙万刚案，1998年被判死缓，2002年真凶另案落网，2004年无罪释放；
佘祥林案，1998年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2005年“亡者归来”，2005年无罪释放；
赵作海案，2002年被判死缓，2010“被害人”现身，2010年无罪释放；
……
为从制度上切实纠正和防范冤假错案，司法体制改革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被写入宪法。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司法体制改革中，聂树斌案很典型，此案让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以审判为中心等现代司法理念，成为推动中国法治建设前行的共识。人民法院还加快了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张文中宣告无罪，重审顾雏军案，李美兰与陈家荣、许荣华案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先后改判或启动再审。只有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才能增强人民财产财富安全感，增强社会信心。
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里，再审改判刑事案件6747件，其中依法纠正重大冤错案件39件78人，并依法予以国家赔偿；对2943名公诉案件被告人和193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