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纳与美国的移动边疆

威斯康星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弗雷德里克·特纳同亨利·亚当斯一样，都认为运用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类似的方法，有可能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并不是把热力学第二定律，而是想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作他的体系的主要发条。他们两人都同地质学进行对比。至少有两次，特纳赞许地引用亚当斯的意见：史学应力求达到晶体结构研究所具有的那种精确性。生物学上达尔文的假说就是他著名的边疆和地域概念的基础。他们两人远没能把他们的学科变成为一种非人文科学，对历史学来说这是很幸运的。他们两人都曾担任过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并且都赢得一种值得称羡的专业上的名望。他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重要著作中，都表明自己不是把历史看成是生物学、地质学、或者物理学的一种基础形式，而是看成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学科——这种学科所关心的是那些简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经常打破令人赞美的“法则”和预言的人。这两位史学家相信，通过研究处在未遭损坏的新世界的环境中的人民大众（而不是居统治地位的高贵人物），他们能发现类似科学家所发现的必然性。

特纳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亚当斯。确实，没有人像特纳那样制作了二十世纪的美国历史。甚至当他十分仰仗的社会进化论在社会科学家中间不再受到重视以后，他的声誉还在增长。可是，就大学晋级标准来说，他的著作数量是稍有逊色的，他的著作充满着不必要的重复，似乎很容易受到攻击。1893年，他在芝加哥著名的哥伦比亚博览会期间召开的美国历史协会上发表了他的简短的、具有发端性质的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此文包括了他在整个一生中所要讲述的大部分言论。他后来的著作仅仅是对美国完全是边疆社会力量的产物这一主题的注释。但是，甚至批评家们也觉得不知怎么特纳的伟大胜过他们所胪列的批判。

《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2014年英文版书影

他早期生活的境遇很能说明他对边疆的兴趣。他于1861年出生在威斯康星的波特奇（Portoge）——一个位于历史上有名的福克斯和威斯康星河之间的边疆村落。在那里，古老的毛皮贸易商道是众所周知的；在那里，一个年轻人甚至可以遇见一个偶然出现的印第安人。他热爱户外运动，尤其是捕鱼。他向他的作为新闻工作者和共和党政治家的父亲学习了一些新闻写作知识，他甚至在麦迪逊还作过一年记者。他在重视边疆的威斯康星大学里获得的头两个学位，后来他讲授的主题是州立大学最有希望去取代日渐消失的边疆影响。

并不出乎意外，他的硕士论文是《毛皮贸易对威斯康星发展的影响》。他的学识不是狭隘的，因为除了其它方面外他还和威廉·F·艾伦教授密切交往，艾伦是一位罗马史专家，是一位曾就学于格廷根大学的黑伦（班克罗夫特的老师）的有广泛兴趣的人，当时在讲授新的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法。艾伦还引导特纳精读西方历史资料。

1888年，特纳暂时离开他的母校，到最早建立研究机构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去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他的未来的论文指导人，已经成功地引进了朗克式的历史讨论班。赫伯特·亚当斯曾经就学于海得堡和柏林的第一流史学家，追随德国和英国的史学趋势，注意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更重要的政治制度的演进。因此，他的博士论文论证了新英格兰城镇大会的欧洲与殖民地的起源。

如同许多在德国得到博士学位的初露头角的美国史学家们一样，赫伯特·亚当斯在塔西佗关于罗马帝国境内的原始日耳曼部落的有趣的描述中找到一个起点。他力图在所谓古代日耳曼平等主义的习俗中发现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塔西佗对于这些部落成员的力量和勇气惊叹不已。日耳曼人的多数裁决原则给他很深印象，他们挥舞长矛，表示赞同，或公开嘟嚷表示反对。

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们如史学家、“体操之父”雅恩，鼓励从事社会体育运动的“体操联合会”去帮助把现代日耳曼人改造成为健壮的部落人的雄伟体魄。这里和国外的学者们向条顿森林寻找议会制度、陪审制和其它民主习俗的根源。对塔西佗和特纳来说，森林边疆地带的巨大开阔地产生这种独立和民主的种族一是意义重大的。

塔西佗（Cornelius Tacitus，约56–120）

这样，亚当斯谈到或写到新英格兰城镇的日耳曼起源或在美国的撒克逊十户区居民，而特纳对于早期美国制度需要一种日耳曼的基本起源这一观点，只不过给以口头的赞助而已。他以《论作为一种制度的贸易站》为副题写作他那篇关于威斯康星毛皮贸易的论文时，对亚当斯的“生源说”学派作了某些让步。他甚至把贸易站上溯到腓尼基时代。论文也受惠于弗朗西斯·帕克曼的几乎所有关于西部的著作。除了开头几页论及贸易站在大西洋彼岸的起源外，整个著作全是关于美国的渊源，很少涉及其它因素。

特纳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历史学正成为一种专业学科，而不是仅为文学的附属物。美国历史协会于1884年成立，地方性的历史学会不断增加，华盛顿和各州的档案收藏积累起来，并进行了分类，国会对过去的文件也显示出较大的关注。实际上，美国历史协会在1885年召开的第二次年会上正式要求在研究上给予研究西部的学者以更多的帮助：

他们特别指出需要成立更多的地方史学会，保管地方报纸和文件，以及鼓励城镇收藏档案和地图的活动。十年以后，在另一次美国历史协会的会议上，特纳嘲笑这一步骤是没有希望能办到的，是一种“单纯的好古癖”。亚当斯的这个学生说，在制度和社会的调查方面需要更多训练。

国内外对历史所产生的某种新热情是从民族主义这一源泉迸发出来的。特纳目睹诸如“美国革命之子”、“美国革命之女”、“美国殖民地时期之妇女”和“邦联之女联合会”之类爱国团体的兴起。一系列的州渴望把它们的过去记载下来，东部带头，1791年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的成立为其开端。它们大多数人都强调研究文物和续家系的方法，而特纳对这种方法是深感厌恶的。它们通常是由私人支持的，而密西西比河流域各学会一般是在州的资助下兴旺起来的。

特纳和他的朋友——另一位边疆史学家鲁宾·思韦茨于1887年协助建立起新的威斯康星历史学会，以提倡远比那些通常与家系学和文物学相关联的研究更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学术研究。例如，思韦茨翻译或编辑轶卷浩繁的文集，如《耶稣会士记述和有关文件》（1896–1901）。他还编了八卷本的《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的原始日记》（1904–1905），所有研究西部的学生都长期受惠于他的巨大的三十二卷本丛书《早期西部旅行》（1904–1905）。密西西比流域其它各州效法这种生气勃勃的领导工作，1907年这些活动达到顶点，密西西比流域各历史学会的秘书们在内布拉斯加的林肯聚会，组织起密西西比流域历史协会。到1914年，这个协会出版了自己的刊物。它最初对地域的强调（开始时就期望加入美国历史协会，所以做出这样的强调）让位于一种综合的全国性规划。

《美国历史杂志》（前身是《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

2020年8月封面

不经过一场斗争，文学式的历史不会屈服于受日耳曼人激励的科学史学家。在行文优美方面，特纳和他的学派很难同普里斯科特、莫特利、班克罗夫特、欧文、帕克曼以及那一时代的其他人相匹敌。这些大师们的著作的新版通常是可得到的和流行的。读者所期待的西部历史著作必须是具有戏剧性的和激动人心的。这个威斯康星人于1893年抱怨道：

多才多艺的西奥多·罗斯福很大程度上就属于文学的史学家这一类——特纳也这样想。

特纳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亲密同事之一就是另一个后来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由于他厌恶在亚特兰大索然无味和无利可图的律师业务他不干了，转而攻读史学博士学位。威尔逊自己的史学才能和等待着他的评论任务根本不相称，但是他的敏锐足以使他跻身于首先认识到特纳移动边疆理论的重要性的那批人之列。对西部的欣赏丰富了威尔逊的历史著作，如《分与合》（1918）和五卷本的《美国人民史》——这部著作也受到格林的《英国人民社会政治史》的启发。但是，威尔逊即便广泛应用特纳理论，也没有使他的历史著述免于平庸无奇。威尔逊与约翰·巴西特、威廉·特伦特和沃尔特·佩奇这样一些南部自由主义者一起，代表了一个当时为南部大多数院校提供教师的大学。在亚当斯离去之后，南部的学者也都离开了约翰·霍普金斯而投向哥伦比亚的保守的邓宁研究班。

特纳也带着他新获得的博士学位从约翰·霍普金斯回到威斯康星，并在1910年去哈佛之前一直留在那里。在哈佛，他指导大量研究生从事历史研究。在课堂上，他性格温和，没有教条主义，使学生们深为陶醉。而且他在方法上和事实讲授上都能提供一些扎实的东西。他卓有成效地和形象地运用地图和统计图表，以说明边疆地域与国家立法之间的重要关系或人口动向的重要性。他的研究班着重以具有批判精神的朗克方法去检验证据的可靠性。他唤醒人们注意可从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心理学和其它学科转引而来的方法。他的学生感到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在广度和启发思考方面都独一无二。

和亨利·亚当斯一样，在特纳所受的教育中，基本学科是自然科学。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及其后的年代里，达尔文主义的声望使许多社会科学家借用原始生源、进化阶段、周期性社会演化进程、自然选择、环境适应和适者生存等概念。康多塞和其他社会进化论者早在达尔文以前就把文化史的进程描述成一系列进化的阶段；孟德斯鸠把民族性格看作是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的产物；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主义论及三个（文化）阶段的法则；巴克尔和其他许多人曾试图创造一种地理决定论的科学。

特纳在他于1896年在美国历史协会宣读的论文《作为历史研究领域的西部》中，对拉策尔的新版美国地理一书（1893年），特别是对那篇重要的“作为美国一个因素的空间”一章大加赞扬。通过对空间意识的影响的考察，拉策尔这样谈到西部：“土地的广旷为美国精神提供了某种博大开阔感。”接着他强调，正如特纳也将要强调的，西部移殖、土地开垦、资源利用等问题以及这些变化过程的政治重要性。在1896年那次年会上，西奥多·罗斯福没能到会，代替他作特纳论文评论人的是安德鲁·麦克劳克林教授。麦克劳克林与特纳完全相同，对拉策尔怀有热情，并且唤醒人们注意西部在美国人中培育一种天命感以及在涉及政治、国内生活和民族发展方面的影响。

拉策尔在美国的主要信徒是埃伦·森普尔。她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当代人。她对特纳的著作同那个德国人的著作一样熟悉，虽然她强调的是扩散，远不是社会进化。在她有影响的著作《美国历史及其地理条件》一书（1903年）中，她承认特纳的部分观点：“新西部的获得大大延伸了美国的人类——地理条件——自由土地的充分余裕——这一最为独特的特征。”她自己对扩散学说的强调使她仅仅有限度地接受特纳的观点：

但是如特纳一样，她强调西部水路和阿巴拉契亚山屏障对殖民地历史所产生的作用；对他们来说，美国民族主义观念产生于边疆孤立主义。

美国地形图

特纳独特的从游牧到定居社会的边疆阶段与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卡尔·比歇尔的边疆阶段相同，后者认为经济发展普遍有三个阶段，即狩猎阶段、畜牧阶段和农业阶段。甚至特纳的“地域”的发展与进化论者的著名的重现观念相类似。这一观念被广泛地引用以证实达尔文主义。它认为个体发育（单个有机体的生活史）重现了种系发育（种族史）。就文化方面来说，这意味着每一个边疆地域都再现了从原始到定居社会的社会演化进程。

特纳的许多关键性的概括是建立在图表和地图研究的结果之上的，这些图表和地图显示出向前移动着的边疆线、地域对政治的影响、人口的移动以及其它重要问题。他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联邦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前印第安人事务专员弗朗西斯·沃克的技巧和发现。沃克在主管第九和第十届人口普查（1870，1880年）期间发表了人口调查研究论著。他曾在耶鲁大学任教，后来于1881年成为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校长。对特纳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亨利·甘尼特的地理图表。1882年后甘尼特是美国地质勘察局的首席地理学家，被誉为“美国地图绘制的奠基人”。特纳的卓越的研究班学生之一O.G.利比把政治地图绘制技术十分有效地运用到他的经常被引用的关于联邦宪法草案各州投票的地理分布的研究。利比的论证将是查尔斯·比尔德《宪法的经济解释》一书中许多论点的基础。从1882年起任美国地质勘察局的首席地理学家，1883年参加筹建国家地理学会，并从1910年起一直担任该会主席。同时，他又是美国地理学会（1888年）和美国地理家协会（1904年）的创始人。

甘尼特（Henry Gannett，1846–1914）

就背景来说，最基本的事实也许是他对自殖民时期以来构成西部形象的许多著作和中心思想显然都很熟悉。他十分练达，不肯接受法国启蒙哲学家所论述的“高贵的原始人”的概念，或清教徒所谓根植于荒野的“上帝选民”的想法，而接受了边疆对东部移民具有一种有益的改造力量这个流行一时的信念。廉价土地就是城市过剩劳力的出路和“安全阀”这个特纳的理论，可以一直上溯到本杰明·富兰克林。亲奴隶制的宣传家乔治·费茨休在《都是食人者》（1857年）中写道，阶级战争在美国受到“劳工们可以在四十八小时内逃到西部成为业主”这一事实所遏制。西部之友、刘易斯——克拉克探险队发起人杰弗逊经常在推测边疆和廉价土地对一个小农场主的民主和自力更生的国家的重要性；他对边疆向西推进的各个阶段进行了评论。

亨利·史密斯教授在《处女地》（1950年）中描绘了美国西部象征和神话的历史，反映了特纳著作的诸多基本主题：西部英雄、作为世界乐园的西部、自耕农的乌托邦、蒙昧主义，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主题。在特纳1893年论文发表之时，美国人已经到了怀恋消逝的边疆这样一个阶段，边疆神话作为一种民族遗产而被珍视。廉价小说和以西部为主题的闹剧创立了一种有关西部的刺激人心的老套。如果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有相当多的特纳听众不走过去看“野牛比耳”和“荒野西部”吸引人的明显的演出，那倒很令人惊异。

特纳在他关于威斯康星毛皮贸易的博士论文中阐述了边疆论的部分观点。例如文章中论及周期性社会演变进程的社会进化思想：

令人惊异的是，当特纳于1891年在《威斯康星教育杂志》上发表名为《历史的重要性》的文章时，他不仅很少谈到边疆影响，而且他好像是在强调生源说和东部学者如他的恩师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的扩散论观点。他赞颂英国经济学家、《历史的经济解释》的作者索罗尔德·罗杰斯，因为他展示了用经济观点改写历史的可能性。史学家只能以这种方法论述群众以及国家的兴衰。他们必须放弃对“少数人的辉煌的编年史”、宫廷阴谋和宫廷生活的关切。史学家们的历史观，不管是道德的、哲理的、宗教的或政治的，都依赖于特定的时代。

谢林强调“受来自上天的宇宙力量支配的世界道德秩序”这样一种哲学思想。赫尔德宣讲成长学说以及文明胚芽历史发展说。尼布尔“正如植物学家由花朵推测蓓蕾一样”，以现实熟知的制度重建罗马历史，创立了近现代史学派。今天这个技术时代培育着“一个社会主义的研究时代”，即在对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行探讨的时代。“每个时代都根据其时最主要的条件重写过去的历史”。赫尔德的社会成长说是正确的，孔德的社会有机体说也正确。这意味着历史是一部综合性的“包括社会所有部门的社会传记”。

尼布尔不相信“我们时代的真实事件”会变化，可是我们对这些事件的想法却会变化。从他的坚定的有机观点出发，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地“形成”，但永远不会完成，历史的目的是要了解从过去流传到现在的是什么。这个想法在他的两种历史的原理中重加阐述：“客观”方面是事件本身，“主观”方面是我们对这些事件的想法。他那有时被称为“现在主义”的观念被简练地表述为：

在选择的原则上特纳尽管强调现在，但是他在当代的争论中站在哪一面是十分不明确的，而且他并不常常是始终一贯的。他还认为（像许多希腊和罗马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历史为培育政治家才能提供场所，这种政治家才能反过来导致社会的改革。后来，他一般赞同西部对民主改革的要求——但是也有例外。

理论上，特纳似乎在每一个基本观点上都信奉詹姆斯·鲁宾逊后来所谓的“新史学”：历史题材扩展开来，包括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应用从一切有关的社会研究中引出的技术，并相信这种史学将会改善社会秩序。特纳断定：

在他的1893年基础论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中，仅仅最简略地提到当代的抗议运动。他关心的是结束的边疆这一主题。他的出发点是人口普查主管人于1890年公布的事实，即每十年测定一次的边疆线在1880年已被分散又无联系的孤立的居留地弄得残破不全了，以致它不再在人口普查报告中占有任何地位。他进而指出，到当时为止边疆在民族的形成中居于多么重要的中枢地位。他宣称自己独立于过分强调美国制度的生源说或者一意专注奴隶制度或某些其它特殊主题的东部史学家之外：

我们的历史有一个进化的基础。这个进化基础首先存在于沿着一定地域比如大西洋沿岸的制度之中，其次存在于“每一个西部地域在扩展的过程中所达到”的重现的进程之中——这与他在以后几年发挥的边疆“地域”论有关联：

这个如今必须科学地加以研究的边疆，不仅仅是穿过稠密人口所设置的边界线（如在欧洲那样），而且“在自由土地的这一边”经常不断地移动着。

《广袤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威廉·雅各布·海斯 绘

特纳很快追溯了连续的边疆，开始是潮水地区，后来是“瀑布线”以外的山脚地带，然后是越过阿勒格尼山脉的定居区，和拉策尔一样，他认为地区的隔绝性增强了独特的美国性格。每条边疆通过从先前的边疆所获得的部分经验，去适应自己的问题，从而孕育了连续性和发展性，正如威斯康星、伊利诺和衣阿华的采矿经验应用于塞拉山区的采矿法。

特纳一直倾听地质学家，他用分析连续边疆的方法同比较新旧岩石结构的地质技术相对照。他从经济决定论者阿基利·洛里亚的见解中得到“很多真理”。劳利亚认为，设若通过各个必然阶段而移动的各种周期性历史进程得到揭示，则殖民地生活的研究可能阐明欧洲的发展。这种当时流行的对“必然”的看法自然是当时社会进化的谬见的组成部分。因此，特纳在谈到各种边疆阶段时，就宣称：“通向更高阶段的每一阶级的进化会导致政治变革。”也许这篇论文中最常被人引用的句子都是与社会进化思想关联的。

这简直是一种机械程序——读者会这样想。他说：

不过，在紧接着的一句没有节制的话语中，他却削弱了这个很动听的评论：

在这个问题上，特纳喜好的代罪人是芝加哥大学的赫尔曼·冯·霍尔斯特教授，他是最近出版的七卷本《美国宪法和政治史》（1876–1892）受人欢迎的作者。这个人逃离了他生为其臣民的可恨的沙皇专制制度，对奴隶制度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因此特纳（和其他人）认为他把1828–1861年宪法史的著作中的六卷都写为仅仅是奴隶制的历史。冯·霍尔斯特关于战争是奴隶主阴谋的含混不清的理论具有一种道德基础，这是特纳的科学方法所回避的，尽管特纳坚决主张历史应服务于社会改良。

特纳极力主张，边疆培育了美国国家主义，这不仅是由于它对有关土地、关税和内陆改进的国家立法的压力，而且由于边疆对来自东部和欧洲的各民族的同化作用。另一方面，新英格兰所以具有很强的地方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强烈的英国清教主义的性质；“潮水地带”的英国种植园主同样是从他们的英国遗产中获得他们的地域特性。由于西进运动，这些特性都衰微了，虽然特纳认为一直延伸到大湖区的“大新英格兰”的影响，就像在“西部保留地”一样，是清教道德心的移植。此外，他坚持下述赞同民族主义的论点：“人口的流动就是地方主义的灭亡。”甚至地域间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剧烈斗争也没有削弱——例外情况外——国家主义这一事实。

像他的许多前人一样，特纳认为在这里和国外边疆最重要的作用是促进民主和个人主义。经常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和叛乱的边疆个人主义，通过新的州宪法产生了成年男子选举权和平等主义，并且保障了杰克逊和威廉·哈里森的胜利。自由土地加强了个人主义，因为“经济力量可以把政治力量弄到手”。从不利的方面来看，边疆同行政经验和教育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产生了政党分赃制、“松弛的商业道德、滥发纸币和投机银行业”。在近代，人民党的宣传鼓动复活了这些特性，而特纳把这些特性看成是早期野蛮状态的残迹。他说：“很难希望一个原始社会对于一个发达社会的复杂的商业利益做出明智的理解。”布赖恩和奥耳特格耳德并不同意特纳。

然而，特纳在边疆负债人阶级反对东部债权人的一再发生的斗争中（这个斗争同平民党人和布赖恩所进行的斗争完全一样）似乎是同情边疆负债人的。事实上，他以每个边疆的东部–西部斗争作为他的著作的常用的主题。除了非法情事外，甚至对边疆的原始主义也以最同情的笔墨加以描写：

但是，特纳十分认真地提醒他的听众，在发现美洲四个世纪之后，边疆消失了，这就是他的哥伦比亚博览会讲演的结束语。他期望美国的强烈的边疆经验将会遗留下持久的结果，哪怕“不会再有这种自由土地馈赠提供给他们自己了”。边疆不再是“为解除过去的束缚而开方便之门”。因此，美国历史的第一时期业已结束。他让其他人在以后思索他的“空间完结”论的含义。至此他还无意提出社会规划，尽管他有无限的机会去证实他的历史是一种有用的社会活动工具这一理论。

这个32岁的史学家创立了这个内容丰富的假说，它足以使许多门徒花费多年时间去进行研究。显然他没有独立地达到这些结论，因为他的经验主义的研究在1893年以前是细小的和零碎的——事实上只是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他大大受惠于拉策尔和其他地理学家、地质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当然还有史学家。这些人都充满着社会进化思想。在以后数年中，甚至在达尔文主义被迫退回到生物学的范围内之后，特纳还保持着1893年的基本论点，令人吃惊地只做了很少几处修改。只可推测为，对他来说，许多这样的假说是信仰的行动，而所信仰的真理一定是假设的。

在二十世纪之初，特纳的进化主义是建立在文化发展或社会继承与植物遗传之间进行类比的基础之上的。他补充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他们在美国的门徒乔治·班克罗夫特的非达尔文主义的“生源”论，班克罗夫特墨守那个神秘的想法，即条顿制度“展现”为近代盎格鲁一撒克逊的议会制、陪审制和平等选举制度。特纳的移动边疆另创一种“美利坚属”(genus Americanus），以消除古代条顿森林的十分淡薄的痕迹。他把这些新产生的边疆特性写得好像如同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的进化物种一样被遗传下来。这些有机体通过对环境刺激的反应而进化着，这些变化并通过后天性的遗传持续下去。这种思想正是达尔文思想的基础，但是他强调了环境在创造新物种中的选择作用。边疆特性不断演进，以拉马克方式对环境刺激做出反应，但是甚至在边疆消失之后，残存的遗迹仍然保留下来。在特纳1896年为《大西洋月刊》写的论文《西部问题》中，这种拉马克观点是明显的：

而且进化思想是特纳的“地域”理论的核心，这在1904年的一篇讲稿《美国历史的问题》中得到反映：

但是，特纳把新英格兰独立的（美国的）社会进化法则作为一种重要例外，在那里，他相信文化制度和看法是从国外引入的这样一种扩散主义思想。因此，在《西部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一文中，他把人民党的特性一直回溯到新英格兰的谢斯起义，甚至到老英格兰的克伦威尔革命。但是，他在几乎回溯到赫伯特·亚当斯的“条顿森林”前就停下来了。

在1895年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的论文《革命时期的西部各州的形成》中，他试图说明每一个边疆地域都不是独立于其它地域而进化的。

在《美国历史的问题》中，特纳提倡一种建立在对社会变化进行比较研究基础上的进化历史科学。因此他极力主张仿效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界人士的样子，在所有社会科学家方面实行充分的合作。亨利，亚当斯也预见到一种未来的历史科学，他们两人都倡导对新世界的人民大众的发展进行研究。因此，如果史学家不再埋头于“进行竞争的欧洲各民族间的复杂的故事”中，历史的趋向和规律就能导出。

当特纳于1910年被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时，他进一步发挥其在《美国历史中的社会力量》一文中的历史学说。这篇文章包括他1891年写的论文《历史的重要性》中所发表的大量的熟习的资料，但是，它继续说明历史中的主观主义原理。每个时代都以写它自己的历史为自己服务，他希望“史学能为稳健的改革高举明灯。”他要求在对历史学和地质学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类比的基础上，作更科学的假设，并详细讲述了地质学家托马斯·张伯伦和其他人的“多种假说”：

这种方法就会使兰克的坚持事实和按“事物过去的实际面目”去观察过去的说法被人误解为十分简单。特纳极力主张在历史解释中应有更广泛的相对主义因素：

对他来说，仅仅在轮廓清晰的关联中，事实才能被理解。

1902年，特纳在西北大学毕业成绩优秀者联谊会的讲演《西部对美国民主的贡献》中所进行的展望超出消逝着的边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合作和垄断的新的经济阶段做出推测。他声称边疆不仅是个人主义的，而且也孕育着合作及政府有益的干预，例如赠予公共土地，以帮助各州兴办教育，以及联邦对于西部铁路的掖助。干旱的远西部需要大规模的灌概系统，因此激励了私人和政府的两种合作：“一句话，地形学本身就注定了边疆的命运将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

随着边疆消失而来的是对社会控制的需要。阶级分裂看来因为“国籍的差别而加剧了”——与“新移民”有关。社会主义、人民党主义和布赖恩的民主主义扰乱了政治，美国历史的一个新的全球阶段随着美西战争而开始了。但是，他不是强烈要求进步的灵丹妙药，而是坚持在个人主义理想的基础上强调边疆。他争辩说，新的工业界巨头如洛克菲勒家族、卡内基家族、马歇尔·菲尔德家族、马克·汉纳家族等是边疆英雄乔治·克拉克、安德鲁·杰克逊和威廉·哈利逊的继承人：

这样，显然他并不担心回答他自己的问题：民主能否在这些开明的工业家和商业家之下保存下来。能！

这种推理的方式使他欣然预见到巨大胜利的到来。在这个胜利中，作为民主开拓者的工业天才人物将会取得那种最适宜于民主社会管理的联合：

特纳甚至引用了哈佛大学校长查利斯·埃利奥特保守的权威著作。埃利奥特宣称公司是民主制度的强大支柱。（他知道埃利奥特曾经斥责工会为自由之敌吗？）

然而，在别的地方，他对百万富翁或许能控制私立学院这一点表示疑惧，他极力主张支持作为民主解毒剂的州立大学。对他来说，州立大学可以制止思想一式一样，因为它代表了所有的阶级。如果特纳始终如一，并运用他先前的论点，即洛克菲勒、汉纳以及其他后来的“民主开拓者们”使垄断体系化，因而保证了民主管理，那么，他就会宣称，因为这些有钱人是从昔日的边疆社会产生的，他们不可能改变私立学院的民主性质。但是，他不信赖这种推理方式，因为他和威斯康星大学中像理查德·西·伊利这样的关心社会的同事们，都关心洛克菲勒的芝加哥大学的命运。那里，哈珀校长解雇了一个名叫E.W.贝密斯的批评大公用公司的教授。当洛克非勒的传记作者阿兰·纳文斯否认石油大王干预他捐赠的学院时（这个大学的会议记录好像证实了这种说法），像伊利这样的当代人们都相信贝密斯案证明了私立大学被工业巨头所控制。

在发表了如此之多的激动人心的论文和讲演之后，特纳于1906年又发表了他第一部著作《新西部的兴起（1819–1829）》。这本书出现在艾伯特·哈特的综合性的二十八卷《美国民族》丛书（1903–1918）里——在这套丛书中与特纳著作有同等创造性的并不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哈泼兄弟出版公司依循“新史学”传统的丛书代替了这套丛书，它更有分析力、更使人爱读、更富于原始资料、题目更完备。）

《新西部的兴起（1819–1829）》2018年英文版书影

对特纳来说，1819到1829年这一时期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独立的胜利。这一胜利的标志是：沿墨西哥湾向西扩张、种植园制度的迅速扩展、门罗宣言单方面的公布和运输与工业的革命。有一章的标题是《国家主义和地域主义》。这个似乎相互矛盾的标题反映了他的想法：美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更像一个帝国”。他详尽地阐述了他的著名的“地域”观念——不是州，而是这些地区单位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基本的联邦组成部分。每一个地域有它自己的利益、要求和领袖，并且经常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同其它地域联合。变化的政治原则，如同卡尔霍恩和韦伯斯特所作的那样，只不过反映了变化的地域利益。1829年，卡尔霍恩在“南卡罗来纳州声明”中通过他的取消哲学，以地域主义向国家主义发起攻势。书的大部分是按照各地域所作的一个时期的概述，虽然他承认美国民主的发展（在西部和中部地区最为强大）横贯所有的地域，并且把人民按照“各种社会阶级的界线”分割开来。但是，特纳简单的阶级分析通常由于他的带有地理性质的决定论而显得无足轻重。

像在他以前的论文中一样，特纳把新英格兰描述为独一无二的，因为它那横越大洋而来的非边疆根源，特别是清教主义的社会继承。他描述了工业重心从海港到大瀑布，从商业和船运到制造业的转移。农业衰微了，老移民们抛弃了他们那不能与新西部土地相匹敌的肥力耗尽的土地。在教会行政法方面，浸礼教派和美以美教派的新的农村社区正在向公理会教派和唯一神教派的保守的统治发起进攻，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正在高涨。

中部地区（Middle region）是东西部之间、南北部之间的“过渡地带”，涉及到差别十分明显的地区之间在文化上的互相调节和互相影响。他提到一些大的非英人集团，但是没有企图去解释它们的文化影响，他把诸如公共学校，现代化监狱和增进公民收益之类的民主改革归因于西部的影响。像往常一样，特纳忽视了在英国和西欧其它地方的相类似的发展，留下边疆独特的印象。

关于南部，特纳向他的同事和门徒乌尔里克·菲利普斯请教他对熟悉的那个地区的知识，并运用了一种严格的地域观念。这意味着一系列的变化和演进的“南部”。他指出，南部原先在人口和经济方面的差别如何让位于同化的影响以及棉花种植向西南部的扩展。这个转化反映在政治上：查尔斯顿——它是旧种植园地区的中心，现在同西南部展开竞争——领导了这次反抗。

跟特纳的习惯不同，关于西部殖民、贸易和政治的几章更为注重事实，但是他仍然重复他那独特的概括。“荒原总是为穷人、不满者和被压迫者打开逃避的大门”。森林神话被赋予一种坚定的民族形式：“西部民主不是理论家的梦想。它来自美国森林，既扎实又纯朴，充满了生活气息。”他还描述了殖民路线、旅行方式和南部人对老西北部的入侵。

特纳的科学主义并不完全排除个性，虽然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在决定论的环境因素下好像不时会丧失。他试图理解约翰·亚当斯的观点和怪想，并同意这位老清教徒的自我贬抑的评价，“我是一个沉默冷淡、严厉而又举止可畏的人”。他更喜爱西部的代言人克莱和杰克逊的更为“吸引人的品格”。亚当斯并不十分符合标准的新英格兰地区的范例，因为他是一个中央集权政治的热情的支持者。而且，特纳还不能剥夺亚当斯的发表门罗宣言的荣誉，虽然这个政策似乎是属于西部的“把欧洲”从美国边界“推回去”的传统。他为了弥补这一点，详细论述了通过泛美主义成为我们半球政治的真正领袖的肯塔基的亨利·克莱的作用。

美国西进运动

《新西部的兴起》受到1906年6月28日《独立》杂志的过高好评：“对美国历史的任何时期还没有写出过更为深刻的论文。”此书出版后数十年，无数史学家同样做出高度评价。罗斯福和威尔逊，罗兹和麦克拉夫林都是早期的热情赞誉者，虽然他们也指出了文体上的缺点。

在二十年代，特纳宣讲并写作了关于边疆地域和其它有关概念的文章，对于他的理论增加了重要的修正。这些文章被收集在他死后出版的集子中，这个集子在1932年出版，名为《地域在美国历史上的意义》。此书获得普利泽奖金。这些论文讨论了地域冲突和妥协的经验，指出战后欧洲从边疆地域史中找到一个联盟的式样。在最早发表于1922年的《地域和国家》一文中，他坚决主张自己不是一个极端环境论者，而是考虑到人们动机的差异：

在他的理智发展的这一阶段，特纳也许能在上句话中添上“或任何其它规律”一语。

然而，就像在他第一本书那样，特纳始终如一地运用一种地区(region）和地域（section）的方法。他的1830–1850年的各地域是现在新英格兰、中部大西洋各州、南部大西洋各州、中南部各州、中北部各州、得克萨斯和远西部。就如往常一样，他小心翼翼地指出物质环境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他再次运用清教徒新英格兰的道德观念向西传播到大新英格兰这一主题；这次他指出后退的边疆对老地域的影响：

关于南部大西洋各州，他拒绝“坚实的南部”这种看法，但是在把黑人的存在视为最重要和最有决定性的社会因素方面，他显然同意乌·菲利普斯。他认为东部种植园主把奴隶带入中南部各州，因而那个地区在上升的种植园社会和衰落的边疆之间起着调节的作用。至于中北部各州，特纳提请人们注意牛仔的、伐木人的重复出现的边疆类型和远西部的无法无天的特性。

西部牛仔素描像

特纳比从前更注意欧洲的影响。当他讨论到德意志人的到来时，他稍稍探讨了关于移民原因和背景的德意志人的原始报道。爱尔兰人也占了较多的篇幅。关于霍勒斯·曼的教育改革，特纳用两句话写及从普鲁士（略去了瑞士、法国和英国）仿效来的东西，但是他又贬低这一点，他说原来的专制的傲慢被“美国民主和个人主义理想的有特色的标记”挤到一旁了。后来，他从一再声称的本土的边疆民主这一说法后退了：“但是，新西部各州对自由、民主和公共学校间的关系常常只作口头上的颂扬。”可能他正想到胡泽教师和山核桃木教杖。

特纳有关政治的最后几章继续通常的边疆地域主题，把地域争端同国家政治和立法结合起来。杰克逊当然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的胜利是社会民主的关键事实：

最后提到的，可能是指约翰·亚当斯关于由经营公共土地和交通事业所体现的科学管理的理想。

特纳去世的193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令人难忘地采用了边疆完结的学说。他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发表的演说，据说是社会规划家阿道夫·伯利的作品。作者显然读过特纳1893年的论文，也许也看过他关于社会规划的呼吁。在这里，这些思想明确无误地以悲观形式表现出来：

这个论点为全国产业复兴法——它是根据人口的相对减少、工业成长的完结以及不可避免的垄断所作的悲观设想——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导论。

同时，社会进化论已经放松了对社会研究的严格控制，愤怒的批评家们在攻击这个大师的学说方面得到鼓励。并且，萧条时期产生了一种有利于阶级斗争理论而不利于地理决定论的理性气氛。哥伦比亚大学的路易斯·哈克指责特纳忽视了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成长，漠视美国历史中基本的阶级对抗和在美国经验中包含的相当的欧洲经验。哈克认为地域概念是引人步入歧途的。他在《地域还是阶级？》一文中写道：

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特纳正是把阶级斗争思想作为他的地域分析的一个完整部分来运用的，对于大企业的兴起进行了讨论，但是对地区的强调有模糊阶级因素的倾向。

另一个社会规划的赞助者弗雷德·香农教授按照令人称许的特纳的方式整理人口统计资料，用以破坏剩余劳力的安全阀门理论。他引证下面的事实：美国的经济危机和罢工运动没有因为廉价或自由的土地，甚至没有因为“宅地法”而得以避免。他从人口调查数字中发现了工业劳动者并未成为宅地占有者的证据。移居到农场的人往往缺乏资金而成为佃农或农业工资劳动者。根据1890年以前几十年内大量移民流入城市这一事实判断，对破产的农场主来说，城市是更好的安全出路。

1880年移民社区中四人共住的地下室

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小本杰明·赖特对于特纳的边疆是一种革新的政治力量这一思想——实际上特纳对这种主张已作了大量的限制——毫不让步。显然，西部宪法效法东部的式样，遵循单一行政机构、两院制立法机构、牵制和平衡制度、具有解释法律权力的司法等级制以及标准的人权法案。赖特特别反对下面的说法，即西部在成年男子普选权方面占居首位。但是，他承认尽管西部没有改变民主运动的方向，却加速了民主运动的成长。他认为，边疆居民属于老州的非特权阶级，因此他们愿意仿效那些最宜于增加他们那份政治权利的宪法手段。此外，边疆居民远没有激进观点，因此他们对于契约权利、财产安全、奴隶制度或妇女地位等问题没有进行过修理。但是实际上赖特的主张还包含着许多例外。

耶鲁大学的乔治·皮尔逊对于特纳命题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和脱漏之处进行抨击。他质问道：边疆怎么能同时既是一种地方主义化的力量，又是一种国家主义化的力量呢？难道这不是粗糙的地理决定论使没有生气的无机物把整个社会转变为新的经济形式吗？难道这不是一种忽略或极力贬低传统或习惯力量的十足的唯物主义倾向吗？但是，皮尔逊还是承认他既不会抛弃特纳的全部观点，也不会忽视他的洞察力。保留下来的大都是很合情合理的和符合事实的。

特纳（从洛里亚借来的）关于边疆是创造性的革新力量的思想，由一位“门徒”、得克萨斯大学的沃尔特·韦勃加以新的运用，他几乎不知道特纳其人，但分享他的边疆思想的主流。他的著作《大草原》（1931年）是在那个地区长大并确信它的特殊性的一个人的作品。洛里亚表示要说明“当美国文明在它向西发展过程中，从丛林走出来，试着在大草原上生活时，它发生了什么变化”，并且集中注意力于坦荡的、无树木的、半干旱的广阔区域：牧牛边疆、采矿边疆以及从东方九十八度子午线延伸到落基山脉的宅地占有者土地。他不是运用特纳的地域进程一再重复的思想，而是详细论述另一个基本上是自己的见解：每种物质环境都产生独特的文化结果：

芝加哥大学的亚弗里·克雷文是特纳的一个信徒。关于土地耗竭作为历史变化因素的意义，他发展了特纳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他首先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论述弗吉尼亚的土地耗损对于这个州生活的影响。然后他写了弗吉尼亚人埃德蒙·拉芬的传记，此人是一个著名的农业改革家，同时也是声称享有在萨姆特堡光荣的放第一炮的好斗的政治家。密执安大学的乌尔里克·菲利普斯，正如在另一处谈到的那样，把南部地区视作一种演化着的边疆和种植园地域，从而也把特纳的理论应用到南部。

在远西部，斯坦福大学的赫伯特·博尔顿根据在巴黎、马德里和墨西哥城的档案和美国国内收藏的图书建立起来的一种盎格鲁一法兰西或盎格鲁一西班牙观点，培养了一批超过特纳的盎格鲁一美利坚综合观点的西部史学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美洲各部分间的相互影响吸引了他的注意，并成为他最受欢迎的学术讲演的中心部分。用这种精神，他根据边疆条件、北美的拓殖以及诸如科罗纳达等西班牙征服者或基诺神父等传教士的探险活动，写了几部论述西班牙边疆重要意义的著作，一再强调地理学、地形学和人类学的作用。

1911年，博尔顿教授离开斯坦福大学，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在那里，他不仅是一位历史教授，还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号称拥有超过一百万册书的专门的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的馆长。这个图书馆藏有大批关于远西部、拉丁美洲（特别是墨西哥）的历史学和人类学资料。这些资料是从有成就的加利福尼亚书商、出版家和史学家休伯特·班克罗夫特（1832–1918）那里得来的。他用了他一生的大量时间去收集手稿、珍本、地图、报纸、剪贴簿、小册子和老居民对他和他的助手口授的大量回忆录。班克罗夫特夸称他是至少六十卷有关加利福尼亚、远西部的其它部分以及拉丁美洲的历史著作和小册子的作者。他毫不遮掩他的历史写作“工厂”。

班克罗夫特（Hubert Howe Bancroft，1832 – 1918）

几十名未经培训的助手整理收藏物的总索引或作大量的札记，同时其他人撰写指定的主题。这些成果都交给班克罗夫特，然后他着手编写，或者把这项工作转交给他的工作人员。其他史学家也利用助手，可没有一个采用这种方法。可是在1919年班克罗夫特去世的那一天，美国历史协会太平洋沿岸分会声明：“他创造条件，使我们这个二分之一大陆的历史首次得到科学论述成为可能。”加利福尼亚和西部史专家、他的富有同情心的传记作家约翰·考伊声称，在某些领域，班克罗夫特的许多书仍然是最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特纳的思想启发有才干的人们去研究新的边疆问题：边疆对外交的影响、土地投机、铁路公司对公共土地的拓殖、资源保护、农民的不满、“草皮茅屋边疆”、毛皮贸易问题、印第安人影响、交通运输的研究和地域主义的冲击等问题，在哈佛大学，特纳过去的助手弗雷德里克·默克培养了许多边疆史学者，并以这种传统写了一些著作。

特纳的同代人之一，伊利诺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克拉伦斯·阿耳沃德（1868–1928）加入这位大师（和其他许多人）的行列，论证西部对不列颠帝国外交的影响。他出生在马萨诸塞的古老家族，曾经在柏林学习，也在芝加哥大学的勃兴的历史系学习过。他的主要著作是《英国政治中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关于直至美国革命的贸易、土地投机和帝国主义经验的研究》（1917年）。他强调“帝国观点”，即追随伦敦关于1763年从法国获得的山那边“西部”的命运所作的决定。最重要的是，他勤奋致力于发现和发表大量的文件，如关于伊利诺斯旧法兰西殖民地的《卡斯卡斯基亚纪录》和伊利诺斯历史协会的十四卷《汇编》。他不仅是出色的《伊利诺斯百年史》的编辑，而且还亲手撰写了那套丛书的第一卷。最后，他是（原为）地区性杂志《密西西比流域历史评论》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奥尔沃德认为，美国在1783年和平会议上之所以得到旧西北，是由于谢尔本爵士的善意，而不是乔治·克拉克的征服。特纳的另一个门徒詹姆斯·詹姆斯对奥尔沃德的这种“帝国观点”发起一场争论。詹姆斯在他写的克拉克传记中极力贬低了大西洋彼岸的因素。

默尔·柯蒂在《美国社会的形成：一个边疆县民主的实例研究》（1959年）一书中卓有成效地考察了特纳的部分论点。他借助于一批很有能力的研究人员和大量的地方记载、日记、报纸、信札和访问记，完成了任一史学家对一个县还未曾作到的最有分析性的研究。威斯康星西南部的特利姆培劳县说明了特纳边疆的早期发展阶段，指出了边疆个人主义和社会规划是同时并存的，并描绘了与“旧移民”和“新移民”的社会流动性。在这里，诸如城镇这样的新英格兰机构被移植过来，使民主政治在基层群众间茁壮地兴旺起来。

特纳的门徒们常常谈到在其它国家的森林和平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与边疆进程的惊人相似之处，但是没有能够使大多数史学家们信服。十九世纪的俄国西伯利亚因为其廉价土地、最早殖民和巨大的资源，在农民中间表现了某些民主特性，这种特性把他们和沙皇统治下的其它地方的同代人区别开来；但是他们的文化遗产、政府的牢固统治、特殊的环境因素压倒了潜在的民主特性。

殖民时期的新法兰西在它屈服于教会和国家的保守和集权的性质以前，也一度表现出荒野的独立性。澳大利亚表面上似乎也与边疆环境相似，但它那广阔的干旱地区和国家政策有利于垄断的大牧场主和水利公司，而不是有利于特纳所描绘的小农场主。而且，年青的史学家比他们的前辈更加怀疑建立在地理决定论基础上的类比。极少有人愿意承认沃尔特·韦勃的想象的理论：一种围绕世界的边疆从1500年就发展起来了，并以特纳提出的式样制约着地球的其它部分。以文化渗透和引入的概念对历史做出文化上的探索，似乎更有说服力。

到二十世纪中叶，西部历史课程不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流行了，但是仍反映出特纳的影响。他的唯科学主义，特别是他的社会进化论引起了许多批评，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有惊人数量的而且仍然有用的思想。用不着再对每个人指出作为美国发展关键的西部的重要性了。如果有什么可虑之处的话，危险仍然是美国史教师们还会忽视欧洲影响，并且孤立地在固有的边疆发展中去寻找历史的解释；很少有什么教科书会不厌其烦地指出：从西部经验中导出的所谓独特的民主运动中，相应地存在着欧洲的因素。事实上，思想史的进展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些与欧洲思想的相近处。

（编辑：陈一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