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弥儿》与革命悖论贺方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午餐、午休（12:00—14:00）第一分会场第三场（14:00—15:40）主

古典哲学中的自然与快乐第一届古典学与经学年度论坛会议开幕2022年9月17-18日，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联合主办，商务印书馆、《浙江学刊》编辑部协办的“第一届古典学与经学年度论坛”在杭州六通宾馆召开，本次论坛以“古典哲学中的自然与快乐”为主题。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大学、东南大学等60余位学者围绕中西方古典哲学中的自然与快乐、自然与德性、礼乐之乐、自然与礼法等议题，在线上线下展开切磋与研讨。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林志猛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哲学研究》主编张志强研究员和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党委书记李恒威教授致辞。林志猛教授首先代表浙江大学哲学院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并提出此次会议旨在探讨古典学与传统经学之间的交流互鉴，关注中西古典文明如何思考自然、快乐与德性这些根本性的议题。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页70-75；柏拉图，《泰阿泰德·智术之师》严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页132-133。[3]

Jörgensen）已经指出，史诗中多是角色使用daimōn一词，诗人作为叙述者较少使用，这是由于角色往往不知自己在与哪位神明打交道，用daimōn一词而不用theos也表现了这种不确定性。

这个比拟不可谓不恶毒，然而，比较色诺芬的记述以及苏格拉底与智术师的所言所行，这个比拟亦不可谓不精准。紧接着这段引文，苏格拉底再次明确指出，比起别人喜欢好马好狗，他更喜欢高贵的朋友（φίλοις

编者按本文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2期，感谢王双洪副研究员支持“古典与文明”公号。西塞罗（前106年－前43年）西方的古典哲人都探求共同体的最佳政制和立法问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莫不如此。也许将西塞罗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列一起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因为西塞罗有时被人认为是“哲学史上的二流人物”，甚至，他并不被认为是位哲人。关于西塞罗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并非本文要旨，但本文涉及的问题也许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可以肯定的是，西塞罗的确是在沿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方向思考同样的问题，他在不止一处表达自己对先哲柏拉图的崇拜，甚至连写作的形式和构架也在模仿柏拉图。每个哲人的个人思想气质、思想经历、所处历史语境以及面临的问题都存在差异，那他们思考相同的问题就未必得出相同的答案。西塞罗是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家和演说家，他不仅曾出任古罗马最高行政官阶执政官，并且有大量作品传世，他的哲学沉思和政治实践紧密结合，这种结合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结尾处略带伤感的哀叹，“在政治学方面，声称教授政治学的智者们从来不实践。从事实践的是政治家们，他们所依赖的是经验而不是理智。我们从来看不到他们写或者讲政治学的问题，尽管这种活动比写法庭辩词和公民大会演说词更高贵”（1180b－1181a）。[1]

“回忆”（διαμνημονεύσω）是《回忆苏格拉底》的标题Ἀπο-μνεμονευματῶν的同源词在正文中唯一一次出现，由此将整部作品明显分为两个部分：“申辩”（defence

Greek）之前，多兹一直是一名积极的神秘主义参与者。他参加都柏林、雷丁和伯明翰的心灵感应实验，实地观察灵媒的降神会。多次亲身体验让他无法不相信神秘事物的存在。在1936

παν，意为“一即一切”）的浪漫主义遗产，最终为众多有超验理想和生活诉求的文人、诗人们所继承，他们包括俞平伯、沈从文、废名、李广田与何其芳等。hen

training），其目的分别是管理个人、管理家庭和管理国家。其中，管理国家最为重要，因为它影响最深远。“可是，它是始于国民教育，换句话说，是始于最高水平的命令和克制规训”。[15]

Strauss，1899-1973）博学的施特劳斯特地指出，历史哲学并非尼采首倡，它实际上也是尼采所处其中的时代观念。“历史的哲学”（philosophy

编者按本文原题目为《“六家”、“六艺”与“一家之言”——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新探》，刊于《经学研究》第二辑（干春松、陈壁生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感谢作者支持“古典与文明”公号。中国古典史学是东方智慧的一种极为独特的存在形式和表达方式。与被各种断代史、区域史、专门史研究分割得支离破碎的现代史学不同，古典史学在观察人类生活样态以及心灵习性方面具有各种现代学术早已丧失而且无可回归的整全视野。而由孔子所开启，由司马迁、班固等逐渐构筑起来的中国古典政治史学传统，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们所代表的西方古典政治史学传统相比，又有着许多基于中国文明自身特质和中国历史独特进程的特殊之处。这种特殊之处突出地表现在它与古典经学的关系方面，也表现在作为经典的史著和作为客观进程的历史之间的互相渗透和转化之中。古典史学和古典经学之间的关系，在晚周到秦汉，大抵经历了孔子点史成经、左氏以史解经、史迁缘经立史等不同样态。若从源头处看，经学和史学，虽各自独立，但相互依存，且互为因果。无史则无经，无经亦无史。从流变来讲，经学和史学，一直保持着某种张力，在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中发展。在上述几种样态之中，孔子点史成经，学人应无异议；左氏是否解经已是陈年旧案，本文无意再提；唯迁《史》、固《书》与经学的关系，现代学人或避而不谈，或言而不尽。史迁之书，作为政治史学当之无愧的典范，若不能在与孔经比较的意义上确认其精神取向与思想特质，则古典史学之为“古典”的意义就无法获得深入的发掘和细致的考察。故而本文将通过解读史迁《自序》，重审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要旨，重温司马迁关于六艺的论说，进而重建《太史公书》与孔子《春秋》的关系。《史记》书影，南宋建安黄善夫刊本《太史公自序》的“自序”《史记》最初的书名大概是《太史公》（或《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太史公自序》首先是《太史公》一书的自序；它在全书之中，又位于《列传》之末，作为《列传》中的一篇，恰好补足七十之数。也就是说，《太史公自序》同时兼有两种性质：一为全书之序；一为太史公之传。作为《太史公》一书的自序，自然要解释此书的性质和著者的立意。书之有“序”约有二义，一为明端绪，即阐发著述大端，通论写作要旨；一为别次序，即罗列各篇主题，排定篇次先后。《太史公自序》的结构，明显是由前后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从司马氏世系写起，写两代太史公的生平和志业，一直写到《太史公》书何为而作。第二部分则是一百三十篇总目，即从《五帝本纪》开始，逐篇罗列篇名，并申明该篇作意和主旨，以及暗示乙篇何以次于甲篇之后，又何以位于丙篇之前。显然，《太史公自序》的两个组成部分，前一部分明全书之端绪，后一部分定各篇之次序。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权且把前一部分称作“大序”，后一部分称作“小序”。本文的论述将主要集中在《太史公自序》的“大序”部分。作为太史公本人的自传（自序），自然要详载太史公的生平和志业[1]。而因担任武帝时代汉廷太史而被称作“太史公”的又不止一个，而是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二人，所以，《太史公自序》又必然是两代太史公的合传。两代太史公的合传这一性质极其重要。因为《太史公》书中大凡合传的传主之间总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太史公将两人合传，用意要么是为见同中之异，要么是为见异中之同。如果忽视《太史公自序》的合传性质，或者忽视合传以同见异或者以异见同的特性，都无法准确地了解和把握这篇导引全书的文字。司马迁和司马谈的“同”显而易见，以至于两千年来的读者大多迷惑于《自序》绚烂的文辞，把太史公父子看作是为了同一伟大著述目标奋斗不已薪尽火传的典范。但是，司马迁把自己和父亲写入同一列传，显然不止是因为两代太史公都志在著史这个“同”的一面，还是为了彰显两代太史公截然不同的时代境遇和由此而生的对于以往历史和当代生活的截然不同的看法。只有在和司马谈的对比之中，司马迁的著述风格和精神取向才能够得到更加充实的理解和更加完整的展现。这一点，会在本文后面的论述中间逐渐展开。严格地讲，两代太史公的合传，仅仅占据了《自序》的“大序”部分。《自序》的“小序”部分则是分序一百三十篇——当然也包含了《自序》：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维我汉……列传第七十。[2]这即是说，《自序》作为《太史公》书的序，包含在一百三十篇之中，为全书作结；《自序》的“小序”又包含在《自序》之中，为全文作结。一百三十篇中，《自序》的“小序”又文字最多，也最引人注目。其文曰：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

按本文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吴功青副教授的学术专著《上帝与罗马：奥利金与早期基督教的宗教-政治革命》的导言（上海三联出版社，2018年），感谢吴功青副教授支持“古典与文明”公号。君士坦丁的皈依一

换言之，变已知为未知，变熟悉为陌生，也同样是历史理性在过去的疆域之上腾挪闪跃的一种方式。历史感在一个重要层面上，就表现为对于过去与现在的同与异的敏锐意识。安克斯密特（Frank

因此，有论者认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只是把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学说在政治-伦理领域之中应用了一下。[5]另一种理解是，霍布斯的学说在普遍怀疑学说的基础之上将其进行了推进，从而蕴含了更多的激进因素。[6]

值得一提的是，赛奈柯教授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执教56年，致力于芝大本科生的人文经典教育，极受学生爱戴，是一名“温和、严谨和尽职”的教师。他于2011年去世，享年82岁。他的儿子Jesse

地缘政治学丛编作为古老的中国文明的后代，我们必须承认，古希腊人、罗马人乃至后来的日耳曼裔欧洲人，在地缘政治冲突方面的经历都远比我们的古人丰富。周代晚期七国争霸的内战状态，毕竟并未与西方式的地缘政治冲突交织在一起。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我国学界对世界地缘政治学的认识迄今仍然相当局促，这与我们缺乏相关的知识储备有关。为了改变这一情形，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开设了这个系列，聚焦于19世纪末以来形成的地缘政治学文献，原典和研究性著作并重，为我国学界在新的国际政治形势下进一步开阔眼界尽绵薄之力。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丛编”出版说明刘小枫三沙群岛之“七连屿”在一种观点看来，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与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社会观察》2011年11期在新雅书院已开设课程：《自我，他人与社会》以上信息援引自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官网延伸阅读

这正是“耶鲁报告”捍卫古典语言作为必修课程的基本主张：德国学术之所以大幅领先法国，就是因为后者在大革命之后忽视了古典语言的教育；没有古典语言的学院，将沦为科学研究院，文凭也将毫无价值：Reports

编者按本文原载《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第70-82页。感谢作者大力支持“古典与文明”公号！歌德（1749-1832）一生与古希腊为伴。[1]他在1798-1800年间创办并主编《雅典神殿入口》（Propylaeen）杂志，集中表述并宣扬古典艺术理念。[2]但在创作晚期，歌德对古典的认识受到历史-批判方法下考古发现的冲击，因此在文学创作中趋于消解古典的理想化图像，力求恢复古希腊的多元和动态，凸显古希腊原始的生命力。老年歌德一方面继续选取古希腊的素材和形式，一方面密切关注有关古希腊新学术成果和考古发现，后者为认识古希腊提供了历史和科学信息，却与歌德的古典理想产生张力。为化解这种张力，歌德一方面在理念上继续坚持古典理想，另一方面则在文学创作中吸纳新知识，展示另一幅古希腊图景。后者集中表现在《浮士德·第二部》（1833，遗作），尤见“古典的瓦尔普吉斯之夜”一场。歌德（Joh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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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ein，1849-1925）前文曾经提到，胡塞尔就几何学的性质在伽利略那里所经历的重大变化所作的分析，在施特劳斯看来，“对于所有有关现代科学和哲学之基本预设的分析来说，都堪称典范”。[40]

高尔吉亚的学生做不到的，这位苏格拉底的学生却做到了，因为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并不信任言辞的全能或准全能，他深知，只有通过杂用劝说和胁迫——杂用一种特定的言辞与拳脚的力量（brach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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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aristē)或“祈求中的”(kat'euchēn)政体。最佳政体是亚里士多德为自己设定的政体研究的首要任务(1288b22)，也是理解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关键。但究竟什么是最佳政体?

在格劳孔对特拉绪马科斯的理论推演之后，阿德曼托斯还继续做了重要补充，一个关键之处仍然在于对人之自然（天性）的理解。不过，阿德曼托斯对天性的理解并不与格劳孔完全一致。限于篇幅，这里暂略讨论。[16]

“当前学界对《李尔王》的关注，甚至远在《圣经》之上”，卡恩：《当法律遇见爱》，付瑶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几乎每一部谈论《李尔王》的作品，都要有这么一段类似的颂词。Hazlitt,

“中国”古义与易教精神（编辑：聂汝杰）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相关人士联系本公众号处理

参于茀，《从〈诗论〉看〈关雎〉古义及分章》，载《光明日报》，2004年2月25日；又金宝，《〈诗论〉“四章”新考与〈关雎〉五章说》，载《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3期，页272-276。[42]

章太炎学说对清末民初蜀学界的影响（编辑：周之翰）插图来自网络，与文章作者无关。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联系本公众号处理。

《里尔克全集》第1卷，第323，347，477页。（6）（20）（25）（26）（28）（29）（33）（34）（35）（40）（42）（43）（44）

dikaion）上就平等”（50e2-5）？这种“不平等”（50e7-8）本属自然，当然会体现在法律和政治上。[10]智慧者不会忘记，“存在”不是平面的，因为有些东西“拥有更大的份额”（en

参见严尊，《老子指归》，北京：中华书局，1994，页17。又见王弼所注《老子道德经注》第四十二章，参见《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上册，页117。[7]

Demonicum）提出的“最高的法是君主的品性（tropos）”、以及色诺芬在《居鲁士教育》中将好的统治者视为“具有洞察力的法”（blepon

Mittler）等编辑，四十六年出版。中国人仅襄助而已。一为五十四年八月光启出版社出版吴金瑞编著《拉丁汉文辞典》。其他文法与字典详下第八节。《中华拉丁大辞典》07译入拉丁文之中国名著艾儒略(P.

按我国教育体制的现行学科分类，地理学在高中阶段属于文科，到大学阶段就转到了理科，属于自然科学。按照常识性的理解，理科或自然科学旨在探究超逾政治和历史的自然理则，倘若如此，人们难免会感到费解：作为一级学科的地理学为何包含“人文地理学”这个分支，而政治地理学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1]政治地理学被划归为理科或自然科学仅仅听起来就让人觉得不大对劲。地理学和天象学一样，是人类古已有之的科学，但这两门科学自古就与政治和历史紧密相关，而非仅仅与自然相关。事实上，在如今我国的人文科学建制中，地理学并非没有自己的位置：史学中的“历史地理”专业算得上史学中的基础性学科。严格来讲，历史地理学就是政治地理学，或者说，政治地理学离不开历史的视野。尽管如此，我们的史学或政治学的从业者究竟有多少历史地理学或政治地理学知识，迄今还是个未知数。不仅如此，我国史学建制中的“历史地理”属于中国史门类中的一个专业，即以中国政治地理的历史沿革为研究对象，并不涉及世界政治地理的历史沿革。但在我国大学的世界史学科建制中，人们又找不到世界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位置。笔者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随着中国的世界性崛起，我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越来越需要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地缘政治局势。事实上，“地缘政治”这个语词如今正在成为学界的时髦用语。倘若如此，问题就来了：我们的地缘政治意识有足够的世界历史地理学知识的支撑吗？一费尔格里夫（1870-1953）是英格兰的一位中学教师（教数学和地理），受麦金德（1861-1947）的著名演讲《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激发，[2]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二年（1915）发表了一部供中学生阅读的世界政治地理读本《地理与世界霸权》，随即走红。费尔格里夫的意图既简单又明确，即把麦金德的具有世界史视野的政治地理观变成中学生也能了解的常识。麦金德是专业地理学家，但他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则堪称现代政治学的经典文献。不过，直到今天，《地理与世界霸权》的重印数量远远超过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地理与世界霸权》詹姆斯·费尔格里夫

编者按：本文为李世祥博士提交给2021年10月23日-24日召开的“政治：中国与世界论坛第四届年会：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国复兴”学术研讨会的与会论文，感谢作者授权“古典与文明”公号网络推送。“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对欧洲人来说，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他们的政治体验是“只有那合久的分了，没见过分久的合”。自罗马帝国裂为东西后，欧洲大陆再也没有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全面统一。背负着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欧洲人转而寻求“和平”地建立“欧洲共同体”。2020年4月7日，欧洲各国财长为新冠肺炎疫情救助方案通宵达旦地争吵，至4月9日晚才勉强达成协议。这令人不由得担心：按照这种模式，欧洲统一之路到底能走多远？欧洲为何走到今天，现代欧洲又究竟源于何处？对于如此“大”的问题，有人恰恰想用一本“小”书来回答。一赖希（Emil

Gaulle)将军的故事拍成电影，华纳就下令去拍。戴高乐将军自1940年6月后流亡伦敦，当时，法国内阁中唯有他公开反对与德国纳粹签订停战协议。福克纳对戴高乐颇感兴趣，他读了巴雷斯(Philippe

编者按：本文为刘小枫教授为“经典与解释”推出的子系列“地缘政治学丛编”撰写的出版说明，感谢作者授权“古典与文明”公号网络推送。三沙群岛之“七连屿”在一种观点看来，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与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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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1861–1932）以美国扩张论留名青史，本文选自哈维·威什所著的The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针对古代和田地区和其邻近地区。现在的和田地区以及向北纵深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至少20公里以外的广大区域，曾经历古代于阗文明的兴衰。在古代，于阗王国、鄯善王国等，坐落在贯穿新疆丝绸之路南道之畔，形成独特的绿洲文明。我在研究古代于阗语文献、写本和文物珍品的过程中，常常为多元文化的融合所产生的人类创作而震撼。源远流长的多元文明之丰富，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今天，我从五幅氍毹开始论述，其中四幅保存在洛浦县博物馆，一幅已经丢失了。在座各位应该知道，我关注这五幅氍毹已经很多年了。一直到最近，才完成全部解读。这些氍毹的背后是一次人祭祈雨的仪式。6世纪下半叶，古代和田地区经年大旱。于阗王国手足无措，启动了最高级别的原始的牺牲祭祀。一位于阗贵族自愿献祭，他的名字就编织在三幅较小的方毯上。苏摩汁是用人祭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供牺牲者在祭祀仪式上饮用。织造氍毹的目的在于组成神坛，以准备制作苏摩汁来完成人祭仪式。最令人惊异处在于，氍毹祭坛上的主要女神竟然是来自苏美尔文明的伊南娜（Inanna）。除了祭坛上的主要女神伊南娜，氍毹上描绘的其他一些相关神灵在苏美尔和巴比伦古代史诗中也都有出处。这些氍毹能证明，古代苏美尔人的文明流传之广泛、之悠久，出乎人们意料。尽管新疆一直以古代多元文明的遗存之丰富而闻名，但如此壮丽的古巴比伦神话出现在氍毹上，还是首次发现。那些融合了多元文明传统的氍毹，给了鲜明的提示，即各个文明之间是可以交融的。各个独立发展起来的文明群体保持固有的信仰，并站在固有文明的立场上吸纳和改变所谓外来的信仰、外来的文明。因此，文明的融合是经过变革的融合，所谓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创新的过程、为我所用的过程。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的演讲，以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为例，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介绍赫尔墨斯的东方起源，再回归讨论斯基泰人/塞种人的赫尔墨斯。新疆洛浦县博物馆收藏的部分氍毹01实际上，即使在希腊神话中，赫尔墨斯的职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他经历了从沟通神界与冥界，到成为凡界亡灵的引导者的过程。一般常识，赫尔墨斯是往来于阳间和阴间的神灵，他的职能是引导亡灵前往冥界。赫尔墨斯手中持有双蛇棒，这棒的功能在荷马史诗《奥德赛》24.1-5中有形象的描述。他挥舞手中的棒，可以唤醒亡灵，引导亡灵进入冥界。所以，赫尔墨斯被称为灵魂的向导。但著名的古希腊神话研究者克里斯提妮·索维诺尔-英伍德（Christiane

Berthelemy(1743-1811)可能，最重要的是公元前332年末至331初那几个月间发生在埃及的事。要理解这一事件，需要我们了解其历史背景。在亚历山大到来之前，埃及尚处于波斯人的统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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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dagio）。特丽莎埋葬的不是卡列宁，而是她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特丽莎身体的悲哀留给了萨宾娜，在这牧歌般的悲哀面前，萨宾娜对媚俗的锐气第一次哑然了。/

编者按本文原刊于《古典学研究》第五辑《赫尔德与历史主义》（刘小枫主编，贺方婴执行主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感谢王锐副教授授权“古典与文明”公号网络推送。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子对这段话里“均”与“安”的解释是：“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1]毋庸多言，孔子这段话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四书章句集注》在南宋以后，成为科举应试的必读之书。因此朱子的这番解读，在士人眼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古代政治文化里，讲求社会平等、抑制贫富不均、抨击豪强兼并、反对聚敛苛政，是大多数服膺儒家义理的人所共同具有的特征，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实践这些诉求的方式或许并不完全一致。而判断一个王朝是否拥有基本的政治合法性，这些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标准。正因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所以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中，土地分配问题是能否践行“民本”、“民贵君轻”等理念的关键。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2]这段话长期以来被理解为是孟子在强调井田制对施行仁政的重要性。虽然今人通过“实证主义”式的考辨，认为孟子所言的“正经界”与后儒理想化的井田制并非一物，[3]但既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几代“后儒”都将孟子此论视为力主恢复井田，以行仁政，那么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这一观念就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并成为后人论述均平之道的基本理论依据。倒是历史上是否真的有过井田制，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4]本文要讨论的，是近代理学家夏震武（1854–1930）关于井田的论述。夏震武于光绪六年（1880）授工部营缮司主事。崇厚使俄，签订《里瓦基亚条约》，丧权辱国。夏震武倍感激愤，上书弹劾恭亲王奕等亲贵大臣，竭力主战。戊戌变法期间，强烈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言行，力主诛杀二人，以正视听。庚子事变前夕辞职回乡。1909年，复被推举为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兼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在任上与许寿裳、鲁迅等人发生激烈冲突，致使学生罢课支持后者，最终夏震武辞职离校，转任北京京师大学堂教席。辛亥革命之后，避居乡里，授徒讲学。[5]夏震武（1854–1930）夏震武在近代史上的总体形象，基本是一位在各个时期都反对“新法”、恪守旧章的理学先生，相关研究也多聚焦于他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上与鲁迅等人的冲突。[6]甚至从整体来看，关于晚清的理学，基本被置于一种新旧东西之别的论述框架当中，以“启蒙”的视角，分析其如何体现“保守主义”，以及这种“保守主义”背后的“社会根源”。[7]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夏震武在许多论著里主张恢复井田对于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他甚至强调：“孔、孟瘏口焦舌之所讲者，均与平。”[8]当然，今人可以很轻易的用一种1980年代以降的主流政治文化叙事，认为夏震武的观点是一种儒家式的对时代巨变的茫然与无力感。但如果注意到被视为清末新学鉅子的梁启超，在接触到当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巨大声浪的社会主义思潮时，声称“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9]高呼“冲决网罗”的谭嗣同也强调“尽改民主以行井田，则地球之政，可合而为一。”[10]那么夏震武与梁启超、谭嗣同在这一点上的相似性，是否可以被认为绝非仅仅是某种率由旧章式的思维惯性，而是秉持传统政治教化的士人，在面对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中国被逐步卷入由西方列强所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中国经济的欠发达与依附性日益彰显，本土经济生产方式呈现凋敝之象，[11]基于服膺“民本”、“均平”等儒家政治理想，对这一情势所展开的剖析，甚至是抗议呢？换言之，夏震武的相关言说，是在怎样的思想结构中形成的？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它是否具有某种形异神同的延续性？一在分析夏震武关于井田的论述之前，必须先探讨他眼中理想的政治秩序是怎样的。晚清以降，伴随着西力东侵而来的西学东渐，对于秉持各种思想立场的士人而言，都是一个得严肃面对的问题。因此，在当时接受西学渠道较为单一的背景下，所谓的“趋新”或“守旧”，并非指的是前者对“新知”如何了解、极力表彰，后者深闭固拒、一无所知，而是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不同立场的士人对于西学不同的理解。夏震武服膺程朱，认为“本朝以朱子之学立国，一时政修于上而学明于下，道德之一，风俗之同，则又骎骎乎驾明而上之。朱子之学，可谓至是而有明效大验矣。”[12]但他却绝非除此之外，无所用心。在刊刻于1900年的《人道大义录》中，或是有感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学说在中国日渐流行，夏震武认为：华盛顿有尧、舜之心，而其法非也。汉、唐专制在上，美、法专制在下。专制在上，其弊必人主放恣；专制在下，其弊必处士横议。生民致受其祸者等矣。尧、舜没，中国无君；华盛顿没，外国无君。世及所传，宦官、宫妾、权奸、党会之所私，盗贼、夷狄之所戴，不足以为君也。[13]在晚清，华盛顿的形象随着美国对中国政治与经济介入的不断加强，也变得越发正面，许多追慕新知的中国士人，把华盛顿想象成“民主圣人”。[14]而在夏震武看来，虽说中国的帝制自有其弊病，即由于“专制在上”而导致的“人主放恣”，但华盛顿所“开创”的制度，也绝非白璧无瑕，而是具有“专制在下”的缺点。当然，今天已经无法考证夏震武关于美国史的知识来源于哪里，但在一本清末十分流行的关于美国历史与现状介绍的小册子中，作者美籍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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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是美国用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轰炸日本广岛五十周年（三天后美国第二颗原子弹轰炸长崎）。美国联邦邮政总署原已决定发行一枚印有蘑菇云状爆炸景观的邮票来纪念所谓“核胜利”五十周年，但最后终因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不得不收回。因为，正如德高望重的美国政治哲学家、《正义论》一书的作者罗尔斯教授（John

沃格林说，西方崛起的400年是灵知主义政治化的历史，“冷战”的根源就隐藏在这个历史之中……20世纪更是全球政治纷乱、战争频繁惨烈的一百年。21世纪的初年，纽约双子塔的坍塌令无数人震惊，其后则是美国发动长达二十年的阿富汗战争、长达七年的伊拉克战争；2020年，新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启，猝不及防的新冠疫情冲击整个世界；2021年，“后疫情世界”的种种冲突矛盾，若隐若现，纷至沓来……我们身处和平的土地，这恰恰应该促使我们清醒认识到：当今世界并非处于和平的年代，阅读世界政治与战争的历史，是通识阅读的一门基础功课。“古典学研究”公号特别邀请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推荐2021年度“通识阅读”书单，以世界政治与战争为主题（其中原创偏少，译作居多），其意则在于警醒和敦促：对于世界政治史和战争史亟需深入、严肃而又谨慎的阅读与思考。“古典学研究”公号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