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访谈 | 刘阳:我是幸福上叠加幸福的人,不能随波逐流否则无法成全此生
刘阳
现任《红岩》《重庆评论》主编、编审。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书协女书法家委员会委员。
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文学、书法创作,后长期致力于文学编辑工作,曾获百花优秀编辑奖;书法以草书见长,参加过多种全国性展览及国际交流展,作品被各地博物馆收藏、出版、勒石成碑,曾随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出访日本、新加坡、韩国,进行书法交流。出版有散文集《我的生活》、学术专著《新时期<红岩>杂志的旗帜与道路》等,书法作品《墨缘英华——全国著名女书法家刘阳作品集》以及多种书法合集。
重庆市“五个一批”市级文艺人才,重庆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获首届“重庆市期刊十佳社长、总编辑”称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重庆期刊杰出人物”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刘阳是编辑家和书法家,她感觉一生与这两件事相关,自己是幸福上叠加幸福的人。但是刘阳热爱着的,远远不止文学艺术这两样,她喜欢跳舞、唱歌、喝茶、喝酒,即使面对油盐酱醋,她也能深深地陶醉其中,比如她能炒一手好菜,别人叫她刘小面、刘泡菜,有记者采访她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跳锅边舞。人家叫她刘主编,她说下班在家该叫她刘主妇。在刘阳的身上,我们已经很难把生活与艺术剥离开来,她自己也在极度享受着生活在艺术中、艺术在生活中的极度混淆感。刘阳说,她对想当什么家没有强烈欲望,她最想的还是当好女人家,“当然,从职业的角度,我更希望成为编辑家”。
本期焦点人物 刘阳
青年报记者 陈仓 李清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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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生与文学艺术息息相关,
我是幸福上叠加幸福的人。
刘阳:我大学毕业后就基本生活在重庆渝中区。除了外出出差,大部分时间住在城里,我叫固守。几十年下来,我生活工作的地方,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就巴掌大,邮票大,天天用步幅丈量,具有浓重的宿命色彩。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我认为这是重庆的标签,更是重庆的王牌。我一直以此为傲。它的气质,它的魂魄,就是英勇顽强,富有丰富的精神力量。这种英勇顽强更倾向于坚韧,内力强大,可以千疮百孔地存在,可以壮丽辉煌地存在,可以如山,可以如水,取大气象也不拒动人细小而刚柔相生。重庆立体而包容,有精神取向,是一座大格局的城市。我喜欢。
青年报:我们曾经一起参加过几次文学活动,发现你特别优雅、特别纯粹、特别快乐……写字,跳舞,唱歌,泡吧,喝酒,甚至抽烟,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你评价一下自己吧。这是不是艺术家应该有的状态?
刘阳:优雅难说,我还觉得我很粗粝呢。只是待人接物,我讲究戒律,你把这看作优雅吗?快乐倒是我不能没有的,我必须生活在以快乐为基调的生活中。快乐首先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一种心态。我信奉天堂地狱皆心造。尤其是内心的快乐。快乐还是一种放松,人放松了,本真就来了,愉悦感就来了。有时快乐很玄,有时快乐也很简单。至于纯粹,我想做事做人,纯粹点好。
写字,跳舞,唱歌,泡吧,喝酒,甚至抽烟,这一连串的事,不是一连串发生的,是分别发生的。恰恰都被你看见了。你说的是上次西安的活动吧,最后那晚我们几人去喝茶聊天,恰巧那里氛围与我们很投契,又没多少其他无关的人,还有很美妙撩人的音乐。我最经不住音乐的诱惑。那次你们喝酒,而我喝的茶,我自诩茶婆、嗜茶如命之君,茶比酒更勾我的魂,在各种因素一起发酵的情形下,我情不自禁舞之蹈之,无法不在音乐中扭动摇摆,这多好啊。
这不一定就是艺术家的状态。这只是我的状态。我就是这么一个易感的人,感性的人,真实的人,自由自在的人,该放松则放松的人。不影响别人就行,有同谋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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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和杂志都叫“红岩”,
这是精神追求和精神向度的高度一致。
刘阳:我1991年9月调去杂志社工作,我特别喜欢当时办公的那个院落,是一栋旧建筑,电影《寒夜》《布尔什维克兄弟》在那里拍过,陈荒煤、沙汀、艾芜、张瑞芳、秦怡、潘虹等很多很多文艺界领导和艺术家都来过。当时墙上挂的都是名人字画,我特别记得有吴丈蜀的书法作品,后来我还接待过吴先生,那次还有乔大壮的女儿乔无疆。
我常怀想那时的光景,木质结构的小楼,那个图书室,那个小礼堂,有年代感,我就喜欢在这样的感觉中工作。我在文联分的那套老住房现在还在用,推开书房的窗就能看到宋庆龄旧居,也时常想起刚到杂志社工作的情形,我是一个怀旧的人。
最近上班有新感觉,单位几经搬迁后又搬了新办公室。而新办公室背后,稍远点的地方是我出生的医院,稍近点的地方是我婆婆去世时的家。那地方叫红球坝,那条街叫枣子岚垭正街。我婆婆父亲叔叔都曾在那条街上出入过。现在每天上班,就觉得我故去的亲人都能注视到我。那种感觉非比寻常,有时会流泪,有时很温暖,往事与现实,我非常珍惜。很多事天注定,有点宿命色彩,也很好的。
青年报:《红岩》1951年创刊,1959年停刊,1979年复刊。“红岩”本身就是一个品牌,说到这两个字,我们会想到小说《红岩》。你怎么理解“红岩”精神?你认为一本文学期刊和时代最紧密的关系是什么?
刘阳:我应该是《红岩》第五任主编吧。我与复刊以来的每一任主编都有交往,可以说我是在他们的教育帮助下成长起来的。这种教育多是言传身教。比如第一任主编王觉和马戎,工作兢兢业业,不计个人得失,是我的精神榜样。他们是前辈,对我非常慈祥,把我当女儿看待。王觉家是我常蹭饭的地方;马戎听力不好,平时话不多,但他每次对我说的话我都认真记取。张胜泽在我心目中就是老黄牛形象,将一生精力都献给了编辑事业,他工作严谨,对编辑要求非常严格,我在他手下可以说经过了严格的编辑训练。谢宜春像个老大哥,我当副主编做他的副手,相当愉快,这种愉快主要是信任,他对我非常宽容。说到的这几位老主编,张胜泽老师年事已高仍关心杂志发展,其他几位已故去,在此向他们致敬缅怀。
复刊以来流传至今的佳话,是1979年《红岩》发表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当时王觉带领编辑部一干人马奔赴简阳,看完小说当即决定在《红岩》全文发表,开了《红岩》发表长篇小说的先河。当时周克芹仅是一位农民作家,请他来重庆改稿的半个多月时间里,编辑轮流请他吃饭,吃得最多的是在王觉家。这故事在《红岩》讲了几十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也更加奠定了《红岩》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
十多年前,我上任主编,说实话我压力非常大,暗下决心,只能给《红岩》涂金,决不给《红岩》抹黑。杂志进行改版,重新设计封面。我认为一本刊物就是一个艺术品,封面首先应具艺术性。但怎么改,我们请了专业设计师,设计师看了以前的封面,告诉我,太行政了。这话让我一下明白,坚决去行政化。所以十多年来,我们从封面到内页版式,到用的字形大小,都非常用心。在栏目设置上也更加精心。中国叙事、中国诗集、国际诗集、中国文存等栏目,成为杂志亮点,结集了许多优秀作家和诗人。
此外,我们还以增刊创办了《重庆评论》,创办了“红岩文学”公微。目前已形成以《红岩》为主体,其他两个阵地为双翼的“一身两翼”的发展格局。同时设立了“红岩文学奖”,举办“红岩作家笔会”,文学活动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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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作和生活,
我最需要的是飞翔。
精神飞翔起来,心飞翔起来,
我就飞翔起来。
刘阳:想当什么家真没强烈欲望,我最想的还是当好女人家。当然,从职业的角度,我更希望成为编辑家。但差距太大,恐怕此生难于实现。这不是名头的问题,要货真价实。玩虚的,玩得虚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就不好玩了。把自己玩死,就更为不好。呵呵。
文学和书法给我带来的益处难分大小高低,但可以确切地说文学书法影响着我的一生。尤其影响我做人,影响我学会选择和拒绝。塑造我滋养我。我的容貌,我的气质,我的苦乐,甚至我的哭我的笑,都与此相关吧。
收入主要靠工资,够用就行。我常开玩笑说,什么都缺,好像就是不缺钱。哈哈。哈哈哈。
刘阳:艺术不分男女,艺术面前无性别的优劣。但艺术一定分高下分文野。最终决定艺术的是人的状态人的修养人的格局。艺术绝不是纯技术。艺术更是人文。好比,任何艺术都力戒俗。这个俗不是通俗,而是庸俗、媚俗、恶俗。这是技术问题吗?这就是人的状态问题,人的问题。再说你言行做人,都走到了艺术的反面,搞得好吗?只会搞砸。
我从小学字就写得好,对书写有天生的领悟和敏感,写字作业不是一百分就是九十九分。开始接触书法,是上初中,语文老师教写毛笔字,同学人手一册《勤礼碑》,我毫无缘由就爱上帖上的每一个字,临摹上瘾,上大学也不曾中断学习。大学毕业不久开始参加全国展览,与书界有了接触。草书成为日课是近二十来年的事。
“除了工作和生活,我最需要的是飞翔。精神飞翔起来,心飞翔起来,我就飞翔起来。要飞翔谈何易,要轻,再轻再轻,极轻极轻;要空,再空再空,极空极空。把物质置于地上,精神放飞天空。物质低了,精神才可能试飞,精神才能够高飞。好在书法可以假我翅膀。挥笔乾坤在胸,心追手摩快意遨游,已而徐徐停顿,这是我作草的基本节律。我迷恋精神的风驰电掣和徐徐停息中的内心顾盼,因此而生多姿多彩赋予同一法则草创的作品百般仪态千般景象万般风光。殊不觉这精神的飞驰内心的顾盼就是情怀,千古深情,万象怀抱。草,绝对是一种境界。这样一种境界。
守恒和放达即最难调和和掌控的双戟,高难,危险,光芒万丈,永无极限。以草观古今,观星月,草比天地大——我为草狂,草就我心。”
这段文字是多年前写的,录于此,再次告诫自己不急不急,艺术是漫长的事。
刘阳:只要有人需要,哪怕一个人需要,文学书法就不会消亡。
浮躁成为不能回避的现实,面对浮躁怎么做?我以为文学艺术有力量来抵御这种浮躁,或者来纠正这种浮躁。这种力量是非实用的,但在要命的时候,可以成为救命稻草。当然如果说拿文学艺术来赚钱,那是另一码事。有一阵媒体大肆宣传作家收入排行榜,真是扯淡,哪跟哪的事儿。
审稿:梁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