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黄文政，何亚福育娲专家团队2024/2摘要本报告的2022版发布于2022年2月，主要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20》有关全国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以及各种物价来估算各种育儿费用。本报告的2024版主要采用《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数据来重新估算各种育儿费用，并重点更新了有关女性生育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本报告参考了多篇有关论文的研究成果，详见末尾的参考文献。本报告所称的“生育成本”，既包括从怀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养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其中“育的成本”占了大头，“生的成本”仅占很小一部分。此外，生育成本还包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在本报告中，“生育成本”与“养育成本”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分别占77.4％、45.6％和33.2％。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3》的数据，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391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32元。通过研究分析，本报告得出如下结论：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约68万元。按城镇和农村区分：0-17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6.7万元；0-17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36.5万元。按不同省份区分：上海和北京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为101万元和93.6万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34.9万元，青海省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37.9万元。按收入水平区分：低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25533元，即约12.6万元；中间偏下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281730元，即约28.2万元；中间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446582元，即约44.7万元；中间偏上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691765元，即约69.2万元；高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315254元，即约131.5万元。按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孩次区分：城镇一孩0-17岁平均养育成本为66.7万元；城镇二孩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52.5万元；城镇三孩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39.9万元。农村一孩0-17岁平均养育成本为46.3万元；农村二孩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36.5万元；农村三孩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为27.7万元。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3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育龄家庭养育孩子，除了要付出直接的财务成本以外，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包括休产假、看护孩子和接送孩子的时间、辅导孩子做作业的时间、增加的家务时间。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计算后发现，从2010年到2018年的这近十年时间里，小学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长从3.67个小时增加到了5.88个小时；初中生家长每周辅导作业的时长从1.56个小时增加到3.03个小时。研究显示，养育孩子会导致女性有报酬工作时间的减少，主要发生在孩子4岁前。但中国男性的有报酬工作时间在成为父亲后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在孩子0岁至3岁时，女性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分别减少15小时、12.5小时、5小时、7小时。女性照料孩子0-4岁减少的工作时间合计为2106小时。如果按每小时工资30元计算，孩子在4岁时，女性减少的工作时间的成本为63180元，即约6.3万元。研究发现，养育孩子会显著减少母亲的闲暇时间。在一孩家庭中，孩子处于0~6岁、7~12岁和13~18岁时，母亲每周闲暇时间分别减少12.6小时、7.7小时、5.0小时。对相应年龄段的二孩家庭，母亲每周闲暇时间分别减少14.0小时、9.1小时、8.6小时。总的来说，一孩在0-18岁期间，母亲平均每周闲暇时间减少8.7小时；二孩在0-18岁期间，母亲养育两个孩子平均每周闲暇时间减少10.8小时。养育孩子也会减少父亲的闲暇时间。在一孩家庭中，孩子处于0~6岁、7~12岁和13~18岁时，父亲每周闲暇时间分别减少8.8小时、5.5小时、2.8小时。对相应年龄段的二孩家庭，父亲每周闲暇时间分别减少10.5小时、7.5小时、4.1小时。总的来说，一孩在0-18岁期间，父亲平均每周闲暇时间减少5.9小时；二孩在0-18岁期间，父亲养育两个孩子平均每周闲暇时间减少8.2小时。生育孩子还会导致女性工资率下降。综合多篇论文的研究数据，在中国，每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率下降12%-17%,

【导读】不同的生育激励力度会左右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进而直接影响当下的经济表现、财政收支、生活水平乃至其他国家的对华立场甚至政局的稳定。发展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延续且越过越好，而不是做世界的工蜂——只是辛勤劳作却没有后代。

育娲人口研究2024/1梁建章摘要2024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人口数据显示：总人口为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39‰

育娲人口研究2023/08专家团队：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摘要从2017至2022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已经连续六年下降，并且总人口已进入负增长。如果没有大力度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还会进一步下降，类似于韩国而远低于日本。中国现在的大城市和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已经只有0.7-0.9，随着年轻人口的进一步城市化，中国的生育率还会继续走低。出生人口和总人口的不断萎缩，将拖累中国的经济发展，削弱中国的创新力和综合国力。生育率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生育成本过高。要提高生育率，就需要减轻育龄家庭的生育成本，而发放育儿补贴，就是降低生育成本的一项重要措施。到目前为止，国内已有多个地方政府相继出台育儿补贴政策，但发放金额和发放方式并不相同。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种发放方式：一次性发放、按月发放、按年发放、一次性发放和按月或按年发放相结合。各地出台的育儿补贴政策，目标对象主要是二孩三孩家庭（尤其是三孩家庭），只有少数地区把一孩也纳入育儿补贴的范围。育儿补贴金额应该依孩次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也就是二孩补贴金额应该高于一孩，三孩补贴金额应该高于二孩。此外，四孩以上也应该发育儿补贴，金额与三孩相同。到目前为止，各地的育儿补贴政策主要是由地方政府出台。我们认为，育儿补贴政策应该由中央层面出台更合适，一是因为大多数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财力补贴生育，只有中央财政才有这个财力。二是因为人口是流动的，地方政府并不一定是出生率提高的受益者，孩子长大后有可能到外地工作，为整个国家做贡献但不一定是为本地做贡献。国内也有一些企业（例如携程）出台了育儿补贴政策。生育既是一件家事，也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事。因此，生育成本应由家庭、国家（或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政府财政补贴生育无疑是应该的；而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恰当地承担一部分成本。但要鼓励生育，政府应该起到主要作用，企业只起到辅助作用。从国际上来看，育儿补贴与生育率正相关，法国和北欧国家的家庭福利支出占比普遍高于南欧国家，生育率也相对较高。到目前为止，各地政府出台的育儿补贴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力度还远远不够，不足以有效提高生育率。本报告提出了现金补贴、个税和社保减免以及购房补贴的建议。目录1、发放育儿补贴的方式

Nadella）表示，企业应当通过数据来判断员工的表现，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在办公室里的效率一定更高。2023年2月9日，微软旗下代码托管平台GitHub首席执行官Thomas

育娲人口研究2023/02专家团队：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摘要我们在2021年12月发布了《中国人口预测报告2021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上一版报告中，我们将低、中、高三种预测的长期总和生育率分别设置为1.0、1.2、1.6。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仅1062万人，2022年已跌破1000万，只有956万，创下1949年以来最低记录。在出生人口继续快速下降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将人口预测的参数进行调整，根据当前的现实情况，分下述三种情形更新预测并据此给出政策建议。1.低预测：前提是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生育率持续下降至0.8左右。为何把生育率下限设置在比日本还低得多的0.8呢？这是因为相对于收入，中国的教育支出和房价等与养育相关的成本远高于日本。鼓励生育力度并不小的韩国，在2020年的生育率已经低至0.84，在2021年进一步下降至0.81。可见如果没有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会类似于韩国而远低于日本。中国现在的大城市和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已经只有0.7-0.9，随着年轻人口的进一步城市化，中国的生育率还会继续走低。最近各地陆续推出一些鼓励生育政策，但力度仍然太小，其效果恐怕还是杯水车薪。2.中预测：前提是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鼓励生育的财力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即GDP的1-3%。虽然生育率会从1.0的低点有所提升，但由于中国养育压力更高，而且社会变化带来的生育率下行惯性更大，生育率只能维持在1.1左右的水平，比日本还低一些，更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3.高预测：前提是推出各种积极有效的政策，大力鼓励生育。中国面临世界最严重的低生育率下行惯性，所以需要世界上最大力度的鼓励生育力度。我们估计，需要用GDP的5%来鼓励生育[1]，才能把生育率从2022年的低点逐步提升到1.4，即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水平。在这个情形下，2030年的新出生人口将在1062万，2050年的总人口为12.9亿。在低预测情形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2023年降至900万左右，2025年跌破800万，2027年跌破700万，到2050年降至493万，2100年仅不到100万。中国现在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一半，到本世纪中叶只有印度的1/3，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1/4。按此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2056年被美国反超，到2100年只有美国的2/3左右。现在中国总人口还达到美国的四倍多，可出生人口却将在两代人后被美国反超，可见人口衰竭之快。其实美国现在的生育率也已显著低于更替水平，能维持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主要得益于美国可以吸引大量育龄移民。在低预测情形下，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到11.7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4.79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7%降至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89%。届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人口大国了。按此趋势，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100年内丧失殆尽。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人口惯性，总人口的萎缩会滞后于出生人口的萎缩，因而不能及时反映人口衰减的严峻性，及其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如果只按目前这种力度来鼓励生育，中国毫无疑问将在几十年内成为老龄化程度和人口萎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低预测成为现实，那么到2100年，新出生人口只有94万，还不到美国新出生人口的一半。如果我们采取发达国家鼓励生育的平均力度，那也只能维持中预测——略低于日本生育率水平的1.1。只有采取大力度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平均需要投入GDP的5%的财力，才能把生育率维持接近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1.4。本报告具体提出了生育减负的十大建议，其中包括：一是现金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每个未成年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二是税务补贴，对于二孩家庭的父母实施所得税和社保减半，对于三孩以上家庭实施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可以设置封顶上限）。三是购房补贴，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举例，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可以设置封顶上限）。四是增建托儿所，把0-3岁的入托率从4%提高到50%左右。五是同时增加父母双方的产假天数。六是提倡灵活办公。七是引进外劳保姆。八是扶植辅助生育技术。九是保障单亲家庭权益。十是教育改革，普及大学本科教育，减轻升学压力，缩短基础教育的学制。以上是最有效的十项鼓励措施，希望能够尽快设计和落实各项全面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需要增加不少的财政支出，但是中国经济正面临内需不足、消费疲软、产能过剩的问题，正好可以通过鼓励生育，来刺激消费和提振经济。而且这种鼓励生育的投入，是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投入，长期有很好的回报。所以投入GDP5%的水平，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提升到1.4，是非常值得的。那么把生育率提升到1.4是不是理想目标呢？当然不是。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2.1的更替水平，群体最终必然消亡。因此，要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将生育率提升到2.1，是迟早要做到也必须要做到的。而且越早去做越容易，所遭受的损害也越小。如果能在10年内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我们甚至可能把中国的人口规模长期维持在14亿左右，这需要把每年出生的人口从2022年的956万提升并维持在1500多万。尽管难度非常大，但如果真正认识到，维持人口规模是确保繁荣稳定和优良生活品质的基石，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担当全力以赴来提升生育率，做到这点并非不可能。我们估计这需要远高于GDP的5%的财政支持，还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现有的高考制度，来减轻升学和择校的压力。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对的最大挑战。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巨大的投入。如果把提升生育率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看待，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中国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目录1、生育率和出生人口预测1.1

育娲人口研究2022/03文：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於嘉，鲍笛特别鸣谢：白学松摘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夫妻双方的结合。和谐的婚姻家庭生活，事关民生幸福与社会稳定。1949年以来中国制定了有关婚姻家庭的四部法律规定：1950年第一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2021年开始实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结婚率和离婚率：我国结婚率从2000年的6.7‰上升到2013年的9.9‰，随后逐年下降，2020年结婚率下降到5.8‰；离婚率从2000年的0.96‰上升到2020年的3.1‰。结婚人数：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9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0年下降到1228.6万人，比2013年下降48.5%。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为1346.93万对，2021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763.6万对，连续八年下降。另外，初婚年龄大幅推迟。2021年安徽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一是年轻人数量下降，二是适婚人口男多女少，三是养育成本高，四是结婚成本高，五是社会竞争激烈、就业压力大，六是年轻一代的婚姻观念已经发生改变。已婚比例和未婚比例：从2009年到2013年，20-39岁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从77.93%下降到67.06%，到2019年，又上升到72.72%。2019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16%，女性未婚比例为8.7%，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未婚同居率：中国的未婚同居率不断上升。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0.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性别比：近几十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政策的收紧而逐渐升高，然后又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宽而逐渐下降。2020年全国总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人，其中，20—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1752万人。家庭规模：建国以来我国家庭规模的总趋势是不断缩小，1953年家庭规模平均为4.30人，1964年为4.29人，1982年为4.41人，1990年为3.96人，2000年为3.44人，2010年为3.10人，2020年只有2.62人。在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单亲家庭、单身家庭、独生子女家庭和独居老人家庭。本报告提出如下建议：增加大城市住宅土地供应，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放宽收养和送养条件；法定婚龄降到18岁；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启动中国《同居法》的立法可行性研究。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要提升生育率，政府部门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生育，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降低年轻人的结婚生育成本。此外，社会各方也需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共同关心适婚人群的婚姻问题，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帮助更多的单身青年走进婚姻、建立家庭。目录1、1949年以来中国有关婚姻的法律规定1.1

文：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特别鸣谢：白学松对本文数据整理有贡献摘要本报告所称的“生育成本”，既包括从怀孕到分娩的成本（即“生的成本”），也包括养育和教育成本（即“育的成本”）。其中“育的成本”占了大头，“生的成本”仅占很小一部分。在本报告中，“生育成本”与“养育成本”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生育成本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原国家卫计委在2017年进行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三位原因依次是“经济负担重”、“年龄太大”、“没人带孩子”，分别占77.4％、45.6％和33.2％。本报告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数据以及各种物价来估算各种育儿费用。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06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8元。通过研究分析，本报告得出如下结论：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按城镇和农村区分：0-17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3万元；0-17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30万元。按31省份区分：北京和上海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分别为96.9万元和102.6万元。相比之下，西藏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29.3万元，贵州省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只有33.3万元。按收入水平区分：占总人口20%的低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1.6万元；占总人口60%的中等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39.5万元；占总人口20%的高收入组家庭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20.8万元。按城镇和农村家庭的孩次区分：城镇一孩0-17岁养育成本为63.1万元；城镇二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0-17岁的养育成本为49.7万元；城镇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0-17岁的养育成本为37.7万元。农村一孩0-17岁养育成本为38.1万元；农村二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0-17岁的养育成本为30万元；农村三孩家庭平均每个孩子0-17岁的养育成本为22.8万元。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由于生育成本过高、女性难以兼顾家庭和工作等原因，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2个，而多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低于2个。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全国人口数据显示：2021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可以看出，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出生率则创下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我国出生人口从2017年开始持续下降，2021年出生人口已经是连续第五年下降。五年的下降幅度高达40%，比起九十年代2000多万的新生人口更是不到一半。用出生人口塌陷来形容现在的人口形势一点也不夸张。按照1062万新生人口计算，2021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15，不仅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还低不少。生育成本过高是影响育龄家庭生育意愿的最重要负面因素之一。为此，全国层面亟需尽快出台减轻育龄家庭生育成本的政策。具体措施包括现金和税收补贴、购房补贴、增建托儿所、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引进外国保姆、推广混合办公、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允许辅助生育技术以及高考和学制改革等。目录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2、估算全国家庭孩子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3、估算大学期间的养育成本5、估算31省份的平均养育成本6、估算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平均养育成本7、估算城镇和农村一孩、二孩、三孩的养育成本8、养育孩子所付出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9、养育成本的国际比较10、理想子女数的国际比较11、中国结婚人数和结婚率连续多年下降12、建议出台减轻生育成本的政策13、减轻生育成本的具体措施1）现金和税收补贴2）购房补贴3）增建托儿所4）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5）引进包括外国保姆在内的外国劳工6）推广灵活办公模式7）保障单身女性的生育权8）允许辅助生育技术9）教育改革（减少高考内卷，缩短学制）14、结论图表目录表1：全国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表2：全国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平均养育成本表3：城镇和农村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表4：分地区的0-17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单位：元）表5：按收入水平区分的0-17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表6：城镇和农村一孩、二孩、三孩0-17岁的养育成本表7：不同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表8：部分国家和地区2011年15-64岁男性和女性理想子女数表9：减轻生育成本的措施建议和预估效果图1：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图2：各阶段养育成本占总养育成本比例图3：按收入水平区分的0-17岁孩子养育成本图4：按孩次区分的0-17岁孩子养育成本图5：部分国家抚养一个孩子至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正文1、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构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7007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713元。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名义下降1.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4.0%。估计这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因此，我们改用2019年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8063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328元。2、估算全国家庭孩子0-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说明：在本报告中，0-2岁是指0岁至不满3周岁；3-5岁是指3周岁至不满6周岁，对应幼儿园阶段；6-14岁是指6周岁至不满15周岁，对应九年义务教育阶段；15-17岁是指15周岁至不满18周岁，对应高中阶段；18-21岁是指18周岁至不满22周岁，对应大学本科阶段。养育成本包括如下两大部分：一是消费性支出，包括教育支出和非教育支出两大类。教育支出包括保姆费、托儿费、学杂费、教材、参考书、课外书费，教育软件费，学习所用交通费，择校费，在校伙食住宿费，课外辅导费，以及其他教育费用。非教育支出包括食品支出、衣物支出、居住支出、日用品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讯支出、娱乐支出。二是非消费性支出，包括保险支出、人情往来支出、捐款等。消费性支出是养育成本的主要部分，非消费性支出只占养育成本的很小一部分。本报告估算的养育成本主要是指消费性支出。根据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如果各个年龄段的消费支出是相同的，那么把孩子抚养到18周岁之前的平均支出为：21559*18=388062元，其中，城镇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28063*18=505134元，农村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为13328*18=239904元。但实际上，各个年龄段的消费支出并不是相同的，所以上述的估算成本并不准确。下面分别估算不同阶段的平均养育成本。首先是怀孕期间的成本，包括办卡建档、营养品、产前检查费用以及备孕用品，估算平均支出为1万元左右。其次是分娩和坐月子费用，包括住院费用、顺产或剖腹产费用，以及部分产妇采用无痛分娩。这项费用的高标准和低标准相差很大，估算平均支出为1.5万元。如果产后需要去月子中心，则费用更高。0-2岁婴儿的养育成本，我们假设与人均消费支出相同，则平均每年为21559元，三年共64677元。3-5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在人均消费支出的基础上，再加上平均每月1000元（即每年12000元）的幼儿园或学前教育支出，则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21559+12000=33559元，三年共100677元。6岁-17岁子女的教育成本较高，而父母自身的教育支出则少得多。例如，2011年2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成立“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城市家庭子女教育成本研究课题组”，之后在北京、广州、南京、哈尔滨、石家庄、西安、成都、银川共8个省会城市近5000名中小学生家长中展开问卷调查和结构性访谈，调查显示，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子女总支出的76.1%，占家庭总支出的35.1%，占家庭总收入的30.1%。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的数据显示[3]，孩子的养育成本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接近50%，而其中教育支出占养育成本比例达34%。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支出构成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2513元。假设有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父、母、正在上中学的孩子），那么这个家庭2019年的教育文化娱乐总支出为2513*3=7539元。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家庭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中，孩子占了大部分，父母只占小部分。所以，我们可以估算这个家庭孩子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2513*2=5026元，而父母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2513元。根据上述估算方法，我们可以把6-14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在人均消费支出21559元（已经包含一项教育文化娱乐支出2513元）的基础上，再加上一项教育文化娱乐支出2513元，即按2019年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21559+2513=24072元。考虑到高中阶段不再是义务教育，并且有部分高中学生是在校住宿，所以我们把15-17岁高中三年的养育成本在6-14岁孩子养育成本的基础上，每年再加上2000元，即平均每年养育成本为24072+2000=26072元。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218元，即约48.5万元。3、估算大学期间的养育成本虽然中国法律规定18岁是成年年龄，父母没有义务抚养已满18岁的子女，但实际上大多数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仍然依靠父母支付，所以还需要估算大学四年的养育成本。公立大学的学费随专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为每学年5000-8000元，个别专业（例如艺术、音乐表演等专业)）每学年8000到10000元。民办大学的学费一般为每学年1.2万-2万元。住宿费每学年800-2000元左右。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平均每学年学费按1万元计算，住宿费按每年1500元计算，生活费按每月2000元计算，则大学本科期间每年的养育成本为：10000+1500+24000=35500元，四年共142000元。按照以上方法估算，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218元，即约62.7万元。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是平均每个孩子的养育成本，实际上，城市孩子的养育成本高于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高收入家庭孩子的养育成本高于低收入家庭的养育成本。所以，还需要分别估算城市居民、农村居民、高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养育成本。4、估算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的平均养育成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130%，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61.8%。按照上述比例估算，0-17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30783元，即约63万元；0-17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299865元，即近30万元。至于大学四年的养育成本，无论是城镇孩子还是农村孩子，学费和住宿费是一样的，区别主要是生活费。5、估算31省份的平均养育成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表6-20《分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2019年北京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43038元，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00%；上海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45605元，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12%，依此类推，可以得到全国31省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如果31省份居民的养育成本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也与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相同，那么我们可以得到31省份0-17岁孩子的平均养育成本如表4：

专家团队：梁建章，任泽平，黄文政何亚福，熊柴特别鸣谢：白学松对本文数据整理有贡献2021/12概要中国在2020年生育率仅为1.3，比日本更低，全年仅出生1200万人，出生率创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有证据表明，2021年生育率将进一步降低到1.1左右，出生人口可能降至1000万左右。上述状况引起了广泛的担忧：出生人口是否还会继续快速下降？应推出何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以及政策会产生何种效果？针对这些问题，本报告根据未来鼓励生育的力度，分下述三种情形进行预测并据此给出政策建议。1.低预测：前提是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生育率持续下降至1.0左右。为何把生育率下限设置在比日本还低得多的1.0呢？这是因为相对于收入，中国的教育支出和房价等与养育相关的成本远高于日本。鼓励生育力度并不小的韩国，在2020年生育率已经低至0.84，可见如果没有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会接近韩国而远低于日本。中国现在的大城市的生育率已经只有0.7-0.9，随着年轻人口的进一步城市化，中国的生育率还会继续走低。最近各地陆续推出一些鼓励生育政策，但力度太小，其效果必然是杯水车薪。2.中预测：前提是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鼓励生育的财力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即GDP的1-3%。虽然生育率会从1.0的低点有显著提升，但由于中国养育压力更高，而且社会变化带来的生育率下行惯性更大，生育率只能维持在1.2左右的水平，大致接近日本，而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3.高预测：前提是推出各种积极有效的政策，大力鼓励生育。中国面临世界最严重的低生育率下行惯性，所以需要世界上最大的鼓励生育力度。我们估计，需要用GDP的5%来鼓励生育，才能把生育率从2021年的低点逐步提升到1.6，即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率水平。在这个情形下，2030年的新出生人口将在1212万，2050年的总人口为13.5亿。在中预测情形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今后2-3年内跌破一千万，到2050年降至773万，2100年仅306万。中国现在的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一半，到本世纪中叶只有印度的1/3，到2100年可能不到印度的1/4。按此预测，中国出生人口将在2083年被美国反超，到2100年只有美国的2/3。现在中国总人口还达到美国的四倍多，可出生人口却将在两代人后被美国反超，可见人口衰竭之快。其实美国现在的生育率也已显著低于更替水平，能维持出生人口的基本稳定，主要得益于美国可以吸引大量育龄年龄的移民。在中预测情形下，中国人口将在2-3年内进入负增长，到2050年减少到12.64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6.85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8%降至6.5%，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2.56%。届时，中国就不再是一个人口大国了。按此趋势，华夏民族几千年积累的人口优势，将在100年内丧失殆尽。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人口惯性，总人口的萎缩会滞后于出生人口的萎缩，因而不能及时反映人口衰减的严峻性及其对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如果只按目前这种力度来鼓励生育，中国毫无疑问将在几十年内成为老龄化程度和人口萎缩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如果低预测成为现实，那么到2100年，新出生人口只有179万，还不到美国新出生人口的一半。如果我们采取发达国家鼓励生育的平均力度，那也只能维持中预测——接近日本生育率水平的1.2。只有采取大力度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平均需要投入GDP的5%的财力，才能把生育率维持在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1.6。本报告具体提出了鼓励生育的三项主要措施，其中所包含的改革建议，一是现金和税收补贴，对于二孩和已上岗家庭的每个未成年孩子，给与每月1000元的现金补贴，所得税和社保减半。给与多孩家庭的每个孩子，每月2000元的现金补贴，所得税和社保全免（可以设置封顶上限）。二是购房补贴，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举例，返还二孩家庭的房贷利息的50%，对于三孩家庭的房贷利息可全部补贴返还（可以设置封顶上限）。三是增建托儿所，把0-3岁的入托率从4%提高到50%左右。以上是最有效的几个鼓励措施，希望能够尽快设计和落实各项全面鼓励生育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需要增加不少的财政支出，但是中国经济正面临内需不足、消费疲软、产能过剩的问题，正好可以通过鼓励生育，来刺激消费和提振经济。而且这种鼓励生育的投入，是对未来人力资源的投入，长期有很好的回报。所以投入GDP5%的水平，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提升到1.6，是非常值得的。那么把生育率提升到1.6是不是理想目标呢？当然不是。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2.1的更替水平，群体最终必然消亡。因此，要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薪火相传，将生育率提升到2.1是迟早要做到，也必须要做到的。而且越早去做越容易，所遭受的损害也越小。如果能在10年内把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我们甚至可能把中国的人口规模长期维持在14亿左右，这需要把每年出生的人口从现在的1000万提升并维持在1500多万。尽管难度非常大，但如果真正认识到，维持人口规模是确保繁荣稳定和优良生活品质的基石，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担当全力以赴来提升生育率，做到这点并非不可能。我们估计这需要远高于GDP的5%的财政支持，还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现有的高考制度，来减轻升学和择校的压力。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对的最大挑战。解决低生育率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巨大的投入。如果把提升生育率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看待，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中国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正文从2017年至今，中国的每年出生人口已经连续四年下降。2020年的出生人口比上一代人少了一半，但这还远远不是底，中国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在未来十年将继续下降。比较六普与七普的育龄妇女人数，可以看出，从2010年至2020年，中国的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了5749万人，这十年间，育龄女性人数平均每年减少575万人，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人数减少了3463万人，平均每年减少346万人。如果生育率没有显著提升，我们预测中国的每年新出生人口将很快降到1000万以下。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和未来的人口预测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人口预测是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现有的人口状况，以及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发展趋势，通过设置一些合理的或可能性较大的参数，对未来人口状况所做的各种测算。人口预测的主要内容通常包括对未来某年人口总数、出生人数、死亡人数、性别年龄结构等方面进行预测。人口预测对于人口政策的制定以及国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国际上，最有权威的人口预测当属联合国每两年发布一次的《世界人口展望》（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