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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中西园林的“出世”与“入世”

2016-09-29 刘周岩 三联生活周刊

谈及“西式园林”,最经典的代表莫过于巴黎的凡尔赛宫及其园林。统一的主轴、次轴、对景使园林结构高度对称,三条放射形大道聚焦于凡尔赛宫,亭台、喷泉等建筑按照几何形状规整地安置于园中,植物也被人工修剪地整齐划一。整座园林的空间安排处处体现着太阳王路易十四对秩序的追求,和强调自然山水的“中式园林”大异其趣。


凡尔赛宫及其园林

然而凡尔赛式的规则几何园林并非西方园林的全部。从十八世纪开始,英国发展出了与欧洲大陆不同的自然风景园林(Picturesque Gardens)。同一时期,中国的园林也逐渐为欧洲所了解。在英国与中国园林的双重影响下,欧洲大陆也开始修造被称作“盎格鲁-中国风园林”(Anglo-Chinese Gardens)的强调不规则自然风景的园林。这种盛行于十八世纪欧洲大陆的园林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城市公共园林的设计,塑造了当代欧洲的城市面貌。


典型的盎格鲁-中国风花园,布鲁塞尔的勋伯格花园,The pavilion of the sun (1787)

本月于北京大学和中央美院召开的第三十四届国际艺术史大会专门设置了“园林与庭院”的分会场,从艺术史角度讨论历史上的中西园林。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布丽吉特·戴诺-兹韦(Brigitte D'HAINAUT-ZVENY)作为特邀学者出席,做了题为《中式与西式园林在空间关系上的差异》的专题报告,以三个十八世纪低地国家的盎格鲁-中国风园林为例,探讨了中式园林思想对欧洲园林的影响,以及中西园林观念的差异。

作为一名艺术史学家,布丽吉特·戴诺-兹韦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艺术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形塑城市空间的雕塑与园林是她关注的重点。像每个比利时人一样,她小时候是看《丁丁历险记》长大的,讲述丁丁在中国历险的《蓝莲花》(Le Lotus bleu)深深吸引了她,让她由此和中国结缘。对中国的兴趣让她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中国艺术与欧洲艺术之间的差异和互相影响,她也多次到访中国,在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和上海复旦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女儿也出生在中国。

布丽吉特·戴诺-兹韦在报告中展示了十八世纪中低地国家如何从中式园林中汲取灵感。克罗伊公爵伊曼努尔(Duke Emmanuel de Croÿ,1718-1784)在建造他的位于埃斯科河畔孔代(Condé-sur-l'Escaut)的隐士花园(Garden of The Hermitage)时加入了亭、桥、塔等中国式建筑,用以制造山水景致中的节奏感。同样的思路在位于蒙斯(Mons)的博杜尔花园(Garden of Baudour)中得到了复制,利涅亲王查理·约瑟夫(Prince Charles-Joseph deLigne,1735-1814)还特别加入了一座寺庙建筑,并且将可以俯瞰整座园林的观景亭(belvedere)改为了中式亭台的样式。位于布鲁塞尔的勋伯格花园(Garden of Schoonenberg)中,主人泰申公爵阿尔伯特·卡其米尔(Archduke Albert de Saxe-Teschen,1738-1822)则建立了一座高耸的塔,灵感来源是当时的南京,同时假山也被引入。


布鲁塞尔的勋伯格花园里中式的塔

除了这些建筑元素外,更核心的在于对园林中山水布置思路的转换。景观的设计不再是规整的、几何式的,而是曲折的、自然的,通过与建筑、水系的配合,使园林中不同位置、角度观看到的画面呈现不同的舞台图景(tableaux)。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古典园林“借景”的理念也得到了应用,即将园林界限之外的自然景观组织到园林视线之中。

不过布丽吉特·戴诺-兹韦教授认为,虽然欧陆园林曾经从形式上学习过中式园林,但在精神上却完全不同。中式园林的形态是中国哲学的必然推演,道教与佛教传统使得人们追寻一个与现实社会保持距离的精神处所,园林便承担起这一职责,这也就必然要求了它要呈现出“自然”的面貌(虽然这种自然部分地借由人工而达到),而非是规整的人工景象。西式园林的任务则是创造“奇观”,人们在园林中得以进入另外的时空进行游览。中式的山水布局与亭台楼阁即使被运用,也只是作为一种“他者景观”而存在,它们可能会与埃及金字塔和方尖碑、哥特式的教堂、土耳其帐篷和罗马神庙并置。此时,中式的“自然山水”成为了园林中“人造景观”的一部分,而不再具有其原有的意涵。


隐士
花园里的中式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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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十八世纪之后,法国古典园林开始衰落,欧洲开始寻求新的园林样式,这其中包括中国园林。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园林的想象是什么样的?他们认为中国园林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


布丽吉特·戴诺-兹韦:欧洲人对中式园林的认识一方面是传统中式建筑,比如塔、寺、亭、桥等,另一方面是山水景观的曲折布置。事实上,通过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神父所言的“蜿蜒的小径”,西方人很快就可以通过布局的蜿蜒来识别中国花园。正如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所注意到的那样,不同的“景”常常因亭榭等建筑物而打断。“亭”,也恰好来源于动词“停”,意为停留、暂停。


苏州沧浪亭

由于有文字描绘和图像表现,中国的“文人园”的主要特征并不难被西方人所理解。在我看来,“文人园”的特征被白居易的诗非常好地描绘了出来:“……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

三联生活周刊:欧洲的园林设计师们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得关于中式园林的知识的?我注意到您在研究中大量引用了勒鲁热(Georges Louis Le Rouge,1712-1790),他是十八世纪欧洲著名的园林书籍出版家,这些园艺书籍是如何影响当时的园林建造的?

布丽吉特·戴诺-兹韦:勒鲁热和他出版的书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他本身是一个制图家、建筑师和版画家,绘制了大量的园林建筑、地图画作并将之出版。我的报告中提到的三个园林,都在勒鲁热的作品中有所表现。勒鲁热在1776年的第一件作品中就显示出克罗伊公爵的设想,即一所被中国式的塔与桥等建筑所环绕的英式花园。这种有蜿蜒轮廓,由果园组成,并由建筑物进行分割的园林概念,可以在博杜尔再次看到。在勒鲁热的版画中,则可以看到由利涅亲王所做的模仿中式园林的进展。


《流行盎格鲁-中国风花园》内页,勒鲁热出版

勒鲁热的书籍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时的园林设计师们争相购买,以期从中得到灵感。他的印本《流行盎格鲁-中国风花园》成为了许多想要为花园引入中国元素的设计师的教科书。不仅是在欧洲大陆,乃至在莫斯科,他的画作和书籍都受到追捧。勒鲁热本人则受到钱伯斯很大影响。钱伯斯本人到过中国并且曾经在广州居住,亲自参观过多个中国园林,带回了第一手的资料。

三联生活周刊:中西园林的差异可能根植于不同的美术传统之中,尤其是对空间概念的理解。在中西方绘画的对比中,视点是一个显著的差异。郭熙曾经发展出“三远法”的透视理论,即高远、平远和深远三种视角,但终究不同于文艺复兴透视法。不同的空间观念是否存在对园林的影响?


布丽吉特·戴诺-兹韦:对空间概念的不同理解是造成中西园林差异的主要原因。郭熙的“三远法”非常重要,这次艺术史大会中,我们也曾讨论这一问题。不仅是郭熙,在石涛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同一个空间中运用了不同的视点和不同的时间。而观赏中国园林也需要不同的视角。多向隧道、桥梁和回廊、隔开景观系统的不同部分的门窗、楼梯等,都让身处其中的观者需要不断改变视角。


中国园林中通过门廊对景观的控制

在西方,文艺复兴则带来了另一种空间观念,每一件东西都被分配了固定、不变的位置,观察者总是站在一定距离之外,以一种抽离的视角进行观看。文艺复兴绘画展现出的是观察者在某一特定位置观察到的景象,而不是像中国绘画一样,将人对事物的多角度理解、不同时空下的多面观察都展示出来。园林营造也相应呈现出一种抽离感,尤其体现在我们对位于高处的观景亭的喜爱,它使人与景观保持距离,以固定视角对其进行欣赏。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空间观念差异的背后有没有更深层的文化原因?

布丽吉特·戴诺-兹韦:我认为这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哲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西方,人想要去客观地认识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外在对象去理解。而在中国,受道教和佛教思想的影响,人被邀请去融入于这个世界,成为它的一部分,与“道”合一。这两种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导致了园林上的差别。西式园林中人们总是处在景观之外的,与自然保持距离,中式园林中人则融入进自然,成为整个景观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园林对于中西方的园林主们分别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讨论了中西方的人如何观看景致以及观看到怎样的景致,但园林这一处所对他们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布丽吉特·戴诺-兹韦:首先,在两种文化中,园林都被认为是“出世”的地方,正如陶渊明所说过的那样。卢梭和王维也都曾对“隐士的生活”有过描绘。园林得以让人们保持与现实和政治的距离。但同时,在中国和西方,拥有园林的都是贵族,他们借助精美宏大的园林为自己赢得声誉,这一点在中国唐代有明显的体现。在西方也是如此,虽然园林往往远离城市和宫廷,但园林本身是对贵族身份的一种重申,是他们身份、声望和财富的徽章。无论中西,园林都同时存在着“出世”与“入世”这两种略显冲突的作用。

另一方面,园林也是文人贵族们的小圈子进行社交活动和享乐的地方。中国文人在园林中雅集,同时也举办节庆,西方也是如此,这从舞厅、宴会大厅等配套设施就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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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16日至20日,第三十四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在北京举办,大会由国际艺术史学会(CIHA)与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世界艺术史大会是国际文化艺术界的重要会议,每四年召开一次,自1873年以来已经举办了33届。该会议由国际艺术史学会与每届大会的主办国联合组织,被称为文化艺术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十四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是大会第一次在非西方国家举办。

本届大会总的主题是:“Terms”(概念:不同历史和不同文化中的艺术和艺术史),在总主题之下又设21个分论题,共举行了近300场学术报告,组织了9场专题讲座、6个特展以及1个为大会专设的书展,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位专家、青年学者和在校学生共同参会并讨论,听众累计近万人次。

从主题设定到参会人员的选择,本届大会都体现了“去中心化”的学术态度。来自亚洲、拉美、中东等国家的代表发出了更多的声音。大会从不同侧面展示和交流艺术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启发人们在全球文化语境和新的图像景观社会中重新思考世界文化艺术的版图,重新评价和审视东西方文化各自的价值与贡献,重新考量艺术史研究的现实与未来。


国际艺术史学会前任主席德国国家博物馆馆长Ulrich Großmann教授(右)祝贺北京大学朱青生教授(左)当选新任主席

大会期间,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当选新一任国际艺术史学会主席。这是国际艺术史学会历史上首位中国主席。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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