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女性超现实主义大师，你必须认识！
“我想…...去接受与修补我被遗忘的事实，仍然为时不晚。”
——利奥诺拉·卡林顿
去年四月，威尼斯双年展以名为“梦想之乳”（The Milk of Dreams）的主题展览开幕。此题出自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利奥诺拉于上世纪50年代创作的同名暗黑童话绘本。至此，她的名字才被艺术圈重新提起。
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
利奥诺拉·卡林顿创作的《梦想之乳》绘本内页
上世纪30年代，其曾居于欧洲艺术中心——巴黎，与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等艺术大师交好。然而，这位征服了现代艺术圈的女性艺术家却难逃被遗忘的命运。
利奥诺拉·卡林顿与其兄弟的合照
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价格。1917年，她出生于英国富商家庭，但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利奥诺拉并没有成为掌上明珠，反而生活在父亲的忽视与兄弟的排挤之下。来自家庭女教师的压迫，更是让她成为了大人眼中“孤僻”的孩子。
孤独感蚕食着她的活力与天真，但也因这种“被遗忘”的无力感，利奥诺拉学会了抽离、学会了做梦。
“我更愿意通过梦境与我所想之人会面。”
在那个乌鸦成群、阴森黑暗的庄园里，这些梦是她为自己打造的世界。家庭将女儿遗忘，孩子也在梦境之中遗忘了现实中的无力与痛苦。
利奥诺拉·卡林顿《Personajes de Teatro》（又称Threatre People），布面油画，61×45.5cm，1941年
成长，同样伴随着遗忘。在父亲眼中，家族若想实现从暴发户到贵族的阶级跨越，利奥诺拉的婚姻便是不二选择。在那个“父命不可违”的时代，“成为上流淑女”是家族为她强加的锁链。
利奥诺拉·卡林顿《主的烛光晚餐》（The Meal of Lord Candlestick），1938年
利奥诺拉·卡林顿《Juan Soriano De Lacandón》，石墨、酪蛋白画板，40.3×80.3cm，1964年
然而，父母因利对其个性的泯灭，招致了她强烈的反抗。修道院般的学校与整日的迎来送往，使利奥诺拉变得狂躁、易怒，以致连续被两所学校开除。她在后期所作的《初涉社交》（The Debutante）一书中表示，终日的马术课程和舞会是对她莫大的折磨。
利奥诺拉·卡林顿《田园》（Pastoral，又称Angel Hunters），布面油画，54×75cm，1950年
尽管当时学术界对女性并不看好，利奥诺拉却凭借着天分与努力辗转于伦敦各大美术学院。19岁那年，她进入了伦敦奥占方美术学院（Ozenfant Academy of Fine Arts）。在那里，她获得了正式接触超现实主义者们的机会。
少年时期的利奥诺拉·卡林顿
马克斯·恩斯特《Celebes》（又称The Elephant Celebes），布面油画，125.4×107.9cm，1921年，现藏于伦敦泰特美术馆（Tate）。
1936年，伦敦国际博览会上初见恩斯特的作品，她便被深深吸引。次年，两人再次相遇并火速坠入爱河，后者随即与妻子分居，与利奥诺拉一同前往法国定居。
彼时，两人自由且快乐，他们为对方绘制肖像画、合力创作，利奥诺拉也迅速成长为一名成熟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不似恩斯特那样热衷于以精神病学为基础发展出的超现实主义，她更关注强调万物、自然和宇宙的传统神秘元素。
利奥诺拉·卡林顿《马克斯·恩斯特肖像》（Portrait of Max Ernst），布面油画，50.3×26.8cm，1937年
马克斯·恩斯特《清晨的利奥诺拉》（Leonora in the Morning Light），布面油画，40.3×80.3cm，1940年，2012年以792.25万美元成交
但好景不长，随着二战爆发，恩斯特因为“德国人”和“堕落艺术家”的身份两次被捕，这让敏感的利奥诺拉陷入焦虑危机。情急之下，她前往墨西哥与家人团聚，而恩斯特则在他未来的妻子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的帮助下逃往美国。从此，他们的人生再无交集。
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与马克斯·恩斯特
失去爱情与安身之所的双重打击，让她本就不乐观的精神状况急转直下，家人将其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那里，她忍受着监禁、大剂量注射剂与电击。此时，利奥诺拉的梦境被痛苦和暴力填满。
利奥诺拉·卡林顿《The Dark Night of Aranoë》，布面油画，1976年
苦难总能带来领悟与改变。在满是修女的医院里，利奥诺拉被绑在床上，感受着自己与时空、自然与宗教的融合。她突然意识到：逃离法国之后，生活逐渐变成了一场重生之旅，不再是关于失去一个男人，而是关于现实与妄想式的、杂糅的虚幻身份的角逐。
“一个雌雄同体，月亮和圣灵，吉普赛人，杂技演员，我，利奥诺拉·卡林顿，一个女人。”
利奥诺拉·卡林顿《Gouache on Black Paper》，水粉、黑色卡纸，56×71.5cm，1959年
管中窥豹一般，她通过自己联想到了世界。在1944年出版的《地下》（Down Below）中，其道：“必须停止战争，解放这个世界，它就像我一样被‘卡住’了。”此时的她已不再为爱情伤春悲秋、泪水涟涟，忘却儿女情长，成为了真正的、强大的自己。
利奥诺拉·卡林顿《自画像》（Self Portrait，又称为The Inn of the Dawn Horse），布面油画，65×81.3cm，1937年
利奥诺拉用人生的前20余年证明，对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入与更迭，是对精神的考验和创造力的磨砺。这种更迭，便是对过去的自我一次次遗忘、浴火重生的过程。
利奥诺拉·卡林顿《乔尔丹诺·布鲁诺的火刑》（The Burning of Giordano Bruno），1964年
利奥诺拉·卡林顿《暴风雨号的设计》（Design for the Tempest），不透明水彩、金属油、象牙编织纸，38×50cm，1937-1992年
背井离乡，她在离开英国后的变故中渐渐改变，放下了拘束的、孤僻的自我。在墨西哥难民营中，其与艺术家卡蒂·霍纳（Kati Horna）、雷米迪斯·瓦罗（Remedios Varo）相识。
很快，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定居在同一地区。从此，利奥诺拉不再是其世界里唯一的、孤独的女性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她们相互激发灵感、共同钻研技巧，更对“两性平等”“信仰平等”等话题进行着深入研究。
卡蒂·霍纳《雷米迪斯·瓦罗与她的画架》（Remedios Varo at her Easel），摄影，22.3×25.2cm，1963年
同样，在爱情失利后，她放弃了曾经对爱情抱有的“玛丽苏”式的幻想，更加注重“伙伴”式的伴侣关系。与同为异乡人的摄影师艾默里克·维兹（Imre Emerico Weisz Schwartz）的婚姻中，利奥诺拉更愿意将前者称为“孩子的父亲”或“伙伴”。
在丈夫的支持下，她得以将情感更多地倾注在创作中。《梦想之乳》等文学作品正创作于这一时期，最初的听众便是其伴侣与孩子。
利奥诺拉·卡林顿《蜘蛛》（Spider），水彩、卡纸，77×62cm，1967年
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
艺术家利奥诺拉·卡林顿（左一）展览现场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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