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扬老师今天八十了，读他的文章以致敬贺 | 启蒙：落日前的凭吊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二十三）

寓诸无竟 2022-07-13

日夜抱娃，很长时间顾不上更新了。今天是志扬老师八十寿辰，贾冬阳兄组织几个公众号一起推送志扬老师的文章，以致庆贺。所以，趁娃睡下，赶紧来做推送。

今天要推送的，是志扬老师在2009年的“中国文化论坛”上为“五四”九十周年而作的没有发言的发言稿（那次会，我也参加了。这是我的发言稿：《“五四”九十周年之际思考古典教育的任务》）。按语“后学敬贺者言”和图片皆由冬阳兄提供。

十年前，我为志扬老师七十寿辰写过一篇《年龄的临界》（点击查看《年龄的临界》之“十五志学至六十耳顺”及“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收在《思想的临界》集中，亦请读者批评参考。

张志扬老师（贾冬阳摄影，后同，不再注）

后学敬贺者言

在为《思想的临界》一书所撰序言中，刘小枫教授曾把张志扬先生比作中国新时期思想界的“脚力”。的确，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志扬先生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极少数思想家之一。其特殊地位在于，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与对话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志扬先生不断变换的思想课题显示着汉语思想在百年漂泊后尝试着“归根复命”的艰难历程。

因志扬先生“自甘边缘”甚至半隐居于“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因此，潮起潮落热闹非凡的学界流波中，罕见志扬先生身影，其文其思更不为大众津津，但他“狱中学历磨练出来的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却始终担挑着中国哲学思想百年来的艰难重负”（刘小枫语）。亦如有论者言，志扬先生哲思中所蕴藉的“原创性和生命感之力量奇大！”诚如斯言，数十年来，其文其思之影响早已越出哲学界而遍及文学、历史、艺术等诸人文领域，潜移默化着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也给予汉语诗歌、电影、绘画等创作实践以别开生面的激发、灵感与话题。

2019年1月28日，是志扬老师的八十寿诞，作为多年深受先生哲思惠泽的聆听者，“古典学研究—先进辑刊—寓诸无竟—文艺批评—启示与理性”五公号于1月28日分别推送“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由北向南传递后辈学人对在西学中夜行四十年，因知白守黑而归根复命的志扬老师的敬意与祝福！

启蒙：落日前的凭吊

——为“五四”九十周年而作

张志扬

请允许我先做两点声明：

一、我的发言整个是针对西方启蒙思想的，取清理立场，一直清理到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因而我把它看作是我今生缘的“思想遭遇”；然后尽量用事实陈述句描述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是唯一一个从阴影之谷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

二、但这丝毫不能得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持此判断者，对“阴影之谷”之切身性尚无意识。我的发言还根本没有触及中国问题。因此，任何引申的对比，不管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我只能看作是他人解释的权利。

下面是我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

1、我要首先提出一个“前提命题”

“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是手拉着手向世界宣战的。”

这无论在时间空间上，或事实上，或思想本质上，都是如此。

用不着去翻阅历史。仅从我们自身的经验中就可以看出，一百多年来，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单纯的思想启蒙运动，“启蒙”从一开始就与“救亡”不离不弃。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被西方殖民乃至亡国灭种的灾难与恐惧中接受西方启蒙思想的。任何人都否认不了这个最起码最基本的事实，不管你做何种解释。

前提到此为止。也就是说，我并不想在这里论证这个前提，谈论启蒙思想下的殖民事实或殖民事实上的启蒙思想。

我只想静静地面对西方启蒙理性，追踪它的根源。我想弄清楚：

（1）一个自诩大白于天下的启蒙真理为什么自始至终隐蔽地支撑着冷酷的殖民事实？尽管形态有所改变，甚至有日趋“温和”之势，如直接的“军事殖民”，到“经济殖民”，到“文化殖民”，直到“新罗马帝国梦想”，等等。

（2）希腊“理性善”为什么一直朝着智能化、功能化的方向走到今天“强力意志”加“功利主义”的“技术王国”？所谓融合成“两希精神”的“犹太教一神教”丝毫也没有改变它的宇宙论技术走向。

（3）人类在承担它的风险同时究竟还有何种智慧出来担当自己应有的责任？

我想先回到事情本身——（2）。

2、“前提命题”基于“临界思想”

我这一代人（四十年代出生）是很幸运的，在中国“启蒙”的道路上，既没有先驱者“抛头颅洒热血”的悲壮，也没有开创者“经风雨见世面”的血腥，当然也没有受惠者“你唱罢我登场”的阳光豪迈。我们是前两代人的“幸存者”，又是后一代人的“警醒者”，因为我们的一生正好度量着“启蒙盛极而衰”的挽歌历程。当然，挽歌还仅仅是少数幸存者私下举行的落日前的凭吊：

“凭吊难耐落日垂暮，夜行仍须破晓时分”。

此话怎讲？

仅限“凭吊难耐落日垂暮”，有三层意思：

一层、“西方启蒙”与“中国启蒙”不是因果关系

“西方启蒙”，“中国启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尽管看起来前者像“太阳晒”后者像“石头热”的因果关系，然此因果并非一脉单传，作为果的中国启蒙，还有自身更为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命脉以及亡国灭种的现实忧患，惟有它才归根结底决定着中国文化类型成其为中国文化类型的特质，这是任何别的短时段的源头裹挟不去的。

即便短时段看，作为因的西方启蒙理性及其流变，虽然一百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启蒙思想的现代性走向，但其间，中国不是没有选择与决断没有唯我所用的造化，而这显然是受着中国文化类型自身传承的命脉主导。所以，“中国启蒙”并非“西方启蒙”如“西学东渐”一脉单传的殖民形态；乃是一个“中取西学”式的偏正合题，主位在我，任何偏废的研究或要求，都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二层、“启蒙”仍须“被启蒙”，即“去意识形态”的正本清源

作为特殊历史时段的西方17、18世纪到20世纪的启蒙理性，不是什么“普世真理”，它是希腊理性、罗马政治、基督教教义兴衰嬗变的结果，其本身也同样经历着兴衰嬗变。请别忘记：“20世纪”被历史叫做“战争世纪”、“灾难世纪”！因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主要以“德法之争”的形式开启了反省启蒙理性的讨论：“已经破产”说、“有待完善”说、“现代性危机”说、直到“历史终结”说与“历史幽灵”说，等等，至今仍未了结，但启蒙之初的“永久的乐观主义”无疑消失殆尽。它特别表现为对“同一性”的根本置疑、对“西方中心论”的根本置疑、以及对“技术理性”的根本置疑。

三层、没有“一神”，“一神”亦是“诸神”，唯有无形神虚位以限制

如前提命题所言：伴随西方启蒙主义兴起的是西方殖民主义，它们两者是手拉着手向世界宣战的。它们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由此证实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体两用”的典型特征：“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以谋求真理性之名”（“批判的武器”）与“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以获取权力性之实”（“武器的批判”）。其根本目的是“权力意志”实现，即把握主宰世界的权力。

奇怪的是，人们偏偏把殖民主义掩盖起来而只对启蒙理性的光辉极尽赞美之能事，或者反把殖民主义事实浪漫地轻描淡写地说成不可避免的“学费”与“代价”，就算完事。大概是攫权者韬晦自己对“权力性”的执迷，匮乏者只要他没有的东西吧。如此“以白掩黑”的双重遮蔽，才让西方“诸神”以“一神”面貌君临世界，致使西方拟或东方都无法做到“正本清源”以救治现代性危机。

三层意思无疑是三层深入地反省，不可偏废。既然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所谓“西学东渐”的启蒙产物——在启蒙的民主思潮中，它以更激进的社会主义无产者“平等”诉求对抗着资本主义资本“自由”诉求的西方近代传统（“民主者”为何放弃了民主大多数？）——我们蒙受它的“启蒙”，理应从它开始追溯西方启蒙理性的源头，为了最终确认自己的身份与归宿。说到底，如果西方代表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坚持“中国人”就没有意义，我们也应该跟着西方人成为“世界人”才是正经。当年我不就自称“青年马克思派”吗！为此付出的代价不要说年轻一代，恐怕在座的诸位都难以想象。所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已经“同原因作战”，进入“二”、“三”清理中了。

没想到，我的“礼赞”渐渐成为“凭吊”——始料未及！——非我为之，其为之者也。渐次如下：

第一次：《悼词与葬礼——评“德法之争”》（1990）

第二次：《启蒙思想中死去的与活着的》（1991）

第三次：《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1992）

第四次：《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破裂》（2006）

第五次：《“唯一的”、“最好的”，还是“独立互补的”？》（2007）

第六次：《此行何处？迷途问津》（2007）

第七次：《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2009）

第八次：《希腊理性善的智能倾向及其伪善本质》（2009）

我之所以罗列如此频繁的凭吊过程，是想表明我对“西方启蒙理性”的悲情已经由来已久。因为，我的前辈或后辈，大都走在启蒙的光彩中，像海涅“走在威尔莫夫人的光彩中”，赞美得忘乎所以，于是我只有走在它的阴影中——受老子之教行老子之礼：“知其白守其黑”。

请大家注意，我向来陈情的“守其黑”是与“知其白”相关生长的，人本来应该凭借智慧而临界：“知其白守其黑”。无奈人太急功近利地“取其白”而“舍其黑”，以至后来造成“以白掩黑”的双重遮蔽，事情才走到今天这般地步。我的工作并非矫枉过正地颠来倒去——“两极震荡”，而是力图还原到临界状态以寻求思想上制衡的中道。

3、西方启蒙理性的“轴心轨迹”及其指归的“阴影之谷”

三百年来，西方启蒙理性主导“世界”。所谓“世界历史”其实是按照西方的历史编制而成的：

希腊、罗马、犹太教-基督教；陆地、海洋；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殖民主义（“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英国式革命与政治、法国式革命与政治、美国式革命与政治，等等；两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冷战、苏联东欧解体、直到所谓“终结历史”的“新罗马帝国-自由精神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分明是西方启蒙理性强加给人类的一个“归属西方”的指归性概念。“指归性”表现为：“凡西方皆世界性的普遍必然的现代性，凡非西方皆民族的特殊本土的传统性，因而西方领导世界，西方即世界。”如此向度及性质，在“世界性”中已成为“先验规定”。其“轴心轨迹”可简要描述如下：

“神义论”——“人义论”——“物义论”

（宇宙论）（功利论）（技术论）

细分起来，不同时期亦有不同的特征及共同的指归：

（1）希腊诸神的“类型”特征——有限即完善，一即整体，度即神即规律。

“技艺”的悖论性质——“伟大的知识”与“神圣的罪业”。

“希腊悲剧”——西方最早的启蒙形式，人用自身痛苦的承担从神的惩罚中让神的义理转渡为人的义理以达到自我意识的肯定。

咒符“斯芬克司之谜”—— 如此揭破“斯芬克司之谜-底”的人为何瞎了眼？古希腊启蒙所获得的“悲剧精神”如何向诗化方向转变而无视人的罪、恶、苦，最终导致对人之强力（意志）的盲目肯定？柏拉图本相的“静观”加上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净化”，事实上已经规定人为“自然人”，为宇宙论的“物义论”做了准备。人不成其为人，难道不是瞎眼！

“苏格拉底之死”与“神的智慧”关闭——“苏格拉底问题”意味着：人的知识是渺小的，“认识你自己”的“知无知”本质；尤其警醒人有“不能做”的限制；哲人职责，将民众“意见”接生出来引导到真知方向，对自诩为聪明者反讽其“真理”的伪善，由此维护人的知识的正义限度——中道或中庸。然而，“苏格拉底之死”，意味着苏格拉底指向的“神性维度”关闭而“人是万物尺度”的智能胜利。

“知识即德性”——逐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取向为宇宙论逻辑理性（希腊后期即希腊“理性善”完成转向“功能化”：“好坏优劣与是非对错结成逻辑同盟”）。

（2）“亚里士多德上帝”即“宇宙论”上帝——中世纪，人可以用必然性逻辑证明上帝存在，因而上帝也成为必然性本身。于是有“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与亚伯拉罕的上帝何干？”的置疑。

（3）“知识即力量”——近代启蒙时期，人借助自然科学力量使“神义论”完成转向“人义论”。知识的“德性”规定被知识的“力量-功利”规定所取代。

“殖民主义兴起与东扩”——传承雅典帝国、罗马帝国、基督教圣战的东扩趋势。

“强力意志”—— 一个公开秘密的宣示：自然本性高于神性。强力意志乃自然本性的顶点：顶点即没落、剥夺被剥夺。

“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主人道德强力意志为“主宰世界”的内部争夺。

（4）“知识即功利”——现代人的“单子化”：新“三位一体”（“个人主义、工具理性主义、自由主义”）之“唯我种族中心主义”。

“技术—物欲—大众同质化”——显白的奴隶道德（民主的欲望快乐原则）掩盖下的主人道德（扩大的贵族等级制）。

“知识即技术”——现代及现代之后，技术挟持科学走上“自我证成”的“高速公路”，从而让“人义论”完成转向“不属人”的“物义论”。

（5）“智能人时代”——人的生殖与制造、克隆共存，即人与机器人共存于智能星球（“行星工厂”）。事实上，如果按照“性”的纯粹自身满足，抽离生殖、抽离爱，那么，将来总有一天机器人或克隆人的性工具将是最好的性满足对象——“人是机器”的命题最后胜利了。“物义论”彻底完成。

上述五时段沿途的所谓“进化”无非是突出“强力-功利”的一面而牺牲其他文化素质、节制与关怀，如此形成共同的指归：“伪真理性”服从“强力性”——剥夺者被剥夺的永恒轮回：神被人剥夺——人被人剥夺——人被物剥夺。其知识表现：知识的德性规定（人面向神性）——转变为欲望、功利规定（人面向人的本能）——转变为技术规律的自我证成规定（人面向物性）。

“只还有一个神能救渡我们”。但这个“神”已不是世界中现行的“诸神”，而是亟待显现的“无形神”，以实施对“诸神”的限制，进而实施对“技术王国”的限制。它不是来自任何人的善良愿望，而是来自人类的灾难与苦难，来自无数剥夺者被剥夺的事实。

按照西方理性，不管是启蒙理性，还是科学理性，它们只能沿着自己的“一义性僭主制”方向求解：如“科学造成的灾难只能靠科学解决”。陷入埃舍尔悖论：一条自己咬住自己尾巴的蛇。结果是留在“潘多拉瓶子”底里的最后灾难“希望”行使最后的审判——“伟大的知识”即“神圣的罪业”——同归于尽。

这里回想一下维特根斯坦对“逻辑”与“罪”的沉思，或许正是时候。例如，维特根斯坦对“摩尔论证”的批判具有指控理性逻辑僭越罪的隐喻性质。

摩尔曾举起自己的手说：“这是我的手。”以此证明经验逻辑的确实性。

维特根斯坦几乎耗尽了临死前的最后智慧指出，错不在经验的实在性，而在它背后隐含的“论证确信”——即“说出”的背后支撑说出的法则“显示”。如果，“这是我的手”代表的论证确信成立，那么，“这是我的感觉”、“这是我的思想”，其背后的支撑就是“我感觉怎样就是怎样”、“我思想怎样就是怎样”，法则如此。它们都如贝克莱所言：“感知即存在”。连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即绝对存在”所集大成的西方形而上学，无一不是受此“论证确信”的影响。归根结底，这种论证确信来源于“上帝创世”：上帝创造了人，同时也创造了万物，于是，上帝本身构成了人与万物先天同一的根据。但是，“人模仿上帝”与“人是上帝”之间有一个死亡断口。这就决定了“人模仿上帝”的逻辑隐含着“人是上帝”逻辑原罪。

与此类似，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工业革命导致（说出）“技术理性”的无限膨胀，它背后支撑的“法则”（显示）同时表现在两个方向上：（一）宇宙没有人不能认识的；（二）自然是人取之不尽的源泉。于是，人自身与外部世界都在人的僭越中失去了应有的界限。今天地球的灾难归根结底都是这两方面的“逻辑罪”僭越招致的恶果。

4、谁在说：“让死人去埋葬他的死人吧！”

据说，“西方启蒙理性”中有三位先生——“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学）”、“福先生（自由）”；他们是判断世界乃至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唯一尺度，差别仅在于，“德先生”、“賽先生”、“福先生”三位先生谁是结构“中心”，以此盘算“启蒙”任务在今天完成的进度。

换句话说，“民主”、“科学”、“自由”，已经像算术题及其得数先验地摆在那里了，就看我们算了九十年最后对不对得上答案——“差的补上，错的改正。”

难怪福山先生比我们的算术算得好，他的结论已经出来：苏联东欧解体证明，“西方自由精神”最后胜利，因而“历史终结了”。

但是，比福山更地道的西方人——“两希精神结合的现代化身”德里达把他狠狠地嘲笑了一番，说他根本不懂西方历史，因为福山并不知道西方的历史上空至今仍徘徊着俄狄浦斯、哈姆雷特、马克思的“幽灵们”……

岂止这些“幽灵们”！

从“科学”中变异出来的“技术”开口说话了：

“看吧，将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脚，已经站在门口。”

5、西方某些人历来心照不宣

上述“轴心轨迹”，在西方思想史上乃隐蔽在形形色色真理的形而上学科学中，其近代则尤其隐蔽在显白真理的“西方启蒙理性”及其“技术科学意识形态”中。尽管形而上学科学真理像走马灯式的变换不居，但“轴心轨迹”从没有偏离“权力意志”的轮回。对此，某些哲学家尤其是政治哲学家，历来心照不宣。只有极少数临界思想家才指引到“阴影之谷”，寻求另类出路的尝试。尽管收效甚微。

换句话说，如此显隐关系实非我刻意为之，事实上西方人从来没有真正掩盖它，他们中的少数人总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强调着它，任何浪漫化的偏离都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致使他们内部的上乘教育从来没有在自己的“老底”上自欺欺人。只是传到非西方人的耳朵里，不知怎么变成了一片光明的“白色神话”。或许，落伍的非西方人太需要“真理”、太需要“强力”了吧！——要“强力”并不难，“做大”并不难，难的是“大而化之”的智慧早已无人问津了！

所以先生们，没有纯粹光明的“白色神话”这回事——“纯粹的光明如同纯粹的黑暗一样，什么也看不清”。一百多年来，我们就是被这“纯粹的光明”领着走的，而且还生怕自己不够自觉而被拖着走地落后挨打，故而把“救亡”喊在“启蒙”的前面，以为解决“救亡”就是为了“启蒙”。须知“救亡”就足以让我们踏上“启蒙”的技术科学之途。“科学-自由”了，西方这样那样的“民主”哪有做不成的。它们实在无关“科学-自由”的大局，就像它们一直无关“资本-自由”的大局一样。到那时，与“启蒙”相关的“救亡”，岂止是一个民族的救亡？哦，言重了，微瑕岂能掩科学自由盛世之瑜。

抱歉，打搅了！

墨哲兰

2009年5月30日海甸岛

附录

关键词界定

“智能”：与“智慧”相区分，属柏拉图“线喻”第三层即“可知世界”第一级，倾向数学-几何学（“数字与图象”）、音乐等形式指引的（“科学与艺术”）知识功能化，与“真”及其“知性真诚”相关联。

“伪善”：中性，与“至善”相区分，首先取决于人为（“伪”）的实用目的（“技艺”），如果没有更高的智慧钳制引导，最后则走上“不属人”的无主体的“技术”科学物化形态。

“宇宙论”：与“神义论”或“人义论”相对，只相信主宰宇宙的是自然逻辑。如，“在一个由物质（“基本粒子”）、运动和相互作用构成的宇宙里，其规律皆可用数学公式表达。理性、精神、情感等等是如何可能的，在当代心灵哲学中，亦都能找到合乎规律的表达。”亦称“物义论”。

“自我证成”：如图林机，能和人同时回答人设置的问题。这个事实表明，制造图林机的科学家必须先行图林机化（C），因而，以科学家为智能标志的人所设置的“人（A）& 机（B）”问答，相对于图林机原理（C）而言，实乃“自我证成”(A=B,∴C)。进化到这一步的“物义论”正是以“人义论”牺牲为代价的。

标题说明

本文是2009年7月29-30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文化论坛”上的发言稿。

事前，6月中旬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借古典学答辩的惯例在哲学系做了同样题目的讲演；对听者的各种问题做了回答。如：

有问:“你有一种潜在的倾向,它超出了‘中西之争’甚至越过了西方‘古今之争’的界限,而是对源自古希腊理性的整个西方思想提出了特征性的检省，还原它的‘诸神’面目。”

答:“这也正是我要问的。西方思想是否把人类引向了风险？‘人类在承担它的风险同时究竟还有何种智慧出来担当自己应有的责任？’我们能够重新回归人类的总体智慧，找到真正的相辅相成者吗？（我说的不是相反相成）——这是任何一种文化类型自身具有的：只有知道自己文化类型的根本限度，它才能尊重其他文化类型而相辅相成。它显然超出了西方意识形态化后即殖民化后的现行视域，但深受其影响的我们有回答它的意志与能力吗？”

等到参加“中国文化论坛”会议时，我却放弃了发言。意识到，“启蒙”，在多数人那里还是利益与责任，只在少数人那里才成为危机与使命。这篇本来就在“弱对称”中的陈述性文字只是对可陈述者陈述一个隐蔽在明白中的事实。仅立此存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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