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不是等来的，需要我们奋力向它奔去

除了这些不可饶恕的恶意，更多的仍是将女性网在其中、无处逃脱的“困境”。

三十而立，不知何时成为一种笼罩在女性头顶的“诅咒”。《乘风破浪的姐姐》红极一时，可“三十而‘骊’、三十而‘励’”的愿景终究在资本面前付之东流，也配合着将“前浪”焦虑的年龄不断推前。（向焦虑开战，三十岁的姐姐们就能活出自我吗？）年龄就像一把标尺，精准地丈量着每一个女性的人生。当市场为一句“三十而已”的潇洒、果敢而狂欢时，无数的“她们”仍在生活的一地鸡毛中继续浮沉。

疫情防控期间，“武汉孕妈支援团”的志愿者们坚持着远程“在场”，陪伴和关怀着特殊时期、特殊处境的孕妈们，真实体现了女性的力量，母亲的力量。（疫情过去了，“武汉孕妈支援团”的志愿者仍然在陪伴）然而，所谓“为母则刚”的说法，在透露出母亲这一角色的伟大与崇高时，也很容易遮蔽“天然式伟大”背后的结构性困境。

根据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等机构发布的《十城市单亲妈妈生活状况及需求调研报告》，“独抚妈妈”这一群体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因为种种原因，她们或主动或被动地独自养育孩子。面对广泛的不理解，大部分妈妈依然会选择隐藏自己独抚的身份，一些人为此感到羞耻，也对孩子感到亏欠。（看见“独抚妈妈”）

与“独抚妈妈”相似，农村留守妇女也不得不以一己之力担起抚育的责任。在《双重强制：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一书中，研究团队通过2013年在河南10个村庄进行的实地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妇女承受着商品化社会、传统性别规范的双重强制。她们自然而然地留守在家，照顾子女和老人，也被迫在承担家务的同时，依然从事繁重的生产活动。（农大调查：留守农村的“注定”是女性？）

如今的社会，鼓励女性自主、自强的声音从未息止，但这种“向前”的话语很多时候都显得过于天真且浪漫主义。有一些女性确实足够坚韧，在几乎完全属于男性的领域中撕开了一道裂口。《卡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卡车司机中男性占比99%，这一数据在2017年下降到95.8%。在打破性别壁垒的这条路上，她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很多时候也不得不依靠其他的男性“领路人”才能获得入场券。（打破性别壁垒：女性卡车司机的劳动与生活）

而从我们鼓励女性走出家门的第一天起，“如何平衡家庭与职业”就如一把“悬梁之刃”，考验着每一位母亲。更年轻一代的女性成长于“女性天然可以去工作”的社会背景下，可是当她们真正肩负起母亲与职场人的双重身份时，她们感受到的，往往不是通过独立自主而争取到的自由和快乐，而是无处不在的玻璃天花板，以及在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时产生的巨大挫败感。

这种无法兼得的困境潜移默化间成为了女性独特的困境，即使部分女性有资本可以将照顾劳动“外包”出去，可层层外包后，照顾孩子的事最终总会落回女性身上。而且，在照顾劳动以保姆工资单的形式被明码标价之前，母亲的劳动往往得不到丝毫补偿，只被看做是天生的母爱使然。

大部分女性其实并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们不能毫无后顾之忧地全心投入家庭，也不敢在职场中肆意纵横，只得在家庭与职场中寻找一个微妙的平衡点。所以即使放开了二孩政策，大部分的夫妻并不会做这个选择。毕竟在考虑二孩时，父亲的角色需要重新调整，但出于种种原因，很多父亲不能或不愿充分参与育儿。（淡豹：为什么总是女性难以平衡职业和家庭？）

在焦虑与无助中，有人开始“抗争”。脱口秀选手杨笠通过将男性说教（mansplaning）编成段子引起了广泛共鸣，一炮而红。长久以来被“身体凝视”的她们，开始“以牙还牙”，把男性作为“凝视”的客体。只是狂欢之余，激荡情绪所反映的，仍是现代人对性别结构的单一化想象。陷入非此即彼的泥沼后，女性无法得到解放，男性也同样在被持续规训。（当“厌男”成为一种时尚，男性气质将何去何从？）

也正是在这个更加多元的舆论场内，南都观察持续关注着并希望能发出更多的声音。当”女权”的边界逐渐模糊，“女权主义”的内涵莫衷一是，“田园女权”的做派为人诟病时，各说各话的争论总是会无疾而终。而当下中国围绕着女权所展开的争论，正是现代化逐渐深入之后所遭逢的过渡期现象。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在确认共识的前提下去规划未来的发展。“平权”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当原有的性别结构已经开始失衡时，走回头路是没有希望的。（你不可能只要“田园男权”，却想消灭“田园女权”）

也或许，我们可以憧憬一种“男责社会”，将其作为通向平等理想的跳板。“自由平等”的符号伴随着西方文化霸权的建立已经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可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语境，一步到位的“自由平等”很可能沦为流于表面的炫耀。在性别问题上，“责任”也许是一个比“自由”更具弱势关怀感的概念。（“男责社会”也许是通向男女平等理想的必要阶段）

过去的一年，南都观察同样在持续关注社会中的性少数群体，记录下TA们的人生际会。受疫情影响，位于北京三里屯的Anchor酒吧不得不暂时关闭，老朋友们默默和这个“直人友好的同志酒吧”做了暂时的告别，并同时期待着这个“家”的重新回归。（酒吧关门那天，LGBT朋友和直男球迷都来了）而当《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再一次引发对“排跨基女”这个概念的关注时，除了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让大众看见社会中的跨性别群体，并再一次思考“谁是女人”、“什么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这些重大议题。（哈利·波特反对种族主义，为什么罗琳却不愿承认跨性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