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犹如给中国社会这潭“静水”投下一块巨石，轰隆声下，浪花滔天。诸多被积压或被刻意忽视的问题随之显现。其中，“流动人口返城复工”在这一阶段格外突出。为防范疫情，全国多地城市道口、小区相继升级管控，对外地人与本地人实行差别对待，把外来人口排斥在本地疫情的防控体系之外。这背后又涉及到一个“老生常谈”，但又“不得不谈”的问题：城市应该如何看待外来人口？有人认为，过多的外来人口涌入城市，抢夺城市的公共资源、加大城市的照料成本、引发城市的社会问题。他们认为，控制外来人口就可以缓解“城市病”。但陆铭教授指出，外来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往往被过分夸大，因为其占有的公共服务很大部分是由自己承担的。而且，居民的收入水平越高，越是会在新增加的消费里多支出服务消费，而大量的服务恰恰是由低技能劳动者提供的。外来人口不仅不是城市的负担，还可以算作城市的财富。（陆铭：外来人口是城市的负担还是财富？）2019年．在南都观察举办的“我们还需要城市化吗？”夏季论坛上，段成荣提出：“城市化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城市化是人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不是人为可以左右、调整的。”陆铭判定：“农二代、农三代不可能成为未来阻碍城市化的动力，只会成为推进城市化的动力。”在这一基础上，他断言：“我坚信中国的城市化率会达到90%以上。”（中国的城市化率会达到 90% 以上！专家这么说 丨 南都观察夏季论坛）所以，即便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也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能简单粗暴地以行政力量干预，更不是要违背市场力量，将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理解为要减少特大城市的人口。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由于谋生技能、支付能力等因素的相似，总会聚集在城市边缘，开启新的人生旅程。他们居住的地方，在外观形态和治理方式上都与城市有巨大区别，逐渐形成独立于城市体系之外的“城中村”。长久以来，城市一直将城中村视为城市内部不稳定的存在，或是“城市病”的病症表现。两方矛盾不断激化，“清理城中村”、“清理低端行业从业人员”的事件时而上演。道格·桑德斯对城中村有不同理解，他在《落脚城市》一书中提出，城中村连结了乡村与都市，帮助外来人口迅速、从容地融入城市中，是农民通往“现代世界”的跳板，蕴藏着促进阶层流动的生机与活力。（城中村这么乱，为什么不全给拆了？）
▲ 因为土地资源稀缺和管理“真空”，城中村往往会出现“一线天”“握手楼”，难以抵御火灾、地震等灾害，也难以应对救援。© 第一财经周刊
当宏观政策作用到个体生命，流动人口的心理体验随之进入整体叙事。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马丽认为，大规模农村人口的涌入令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户籍制度因为被其他制度性的寻租和政治政策依附着，无法被废止，又创造出了一个提供了人们身份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的场域。当我们谈论外来打工者时，应该看到他们的尊严和人性层面的价值。（城市移民消失前，我们真正“看到”过他们吗？）在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根源无疑要追溯到户籍制度，因为它是构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基础。户籍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迁移、定居和享受社会福利的范围，户籍制度和一系列建立在该制度之上的，如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形成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主要制度性障碍。但它并非铁板一块，也正在经受着现实的冲击。面对低生育率和高老龄化的夹击，中国的各大城市纷纷降低户籍门槛抢占人才，为提高城市竞争力储备资源，在这种“危机”之下，户籍高墙正在“局部坍塌”。（低生育率和高老龄化夹击，户籍制度高墙终要坍塌？）提及户籍制度，总会稍显沉重。不妨跳换时间与空间，从更轻松的角度去看待。人口登记与户籍制度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发明，中国自古就有一套复杂而成熟的人口登记和户籍管理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不同时期的户籍制度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且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户籍制度 ｜ 古代的人口登记有多严格？）人们生活在城市中，但总会有个“家”。越是大城市，以租住形式生活的人往往也越多，合租则构成了一种集合。R.E.帕克（Robert Ezra Park）认为，城市绝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基础设施的聚合体——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某种程度上，合租也是一种练习——如何在日常的琐碎和利益间沟通、协商，如何形成一个个小型共同体。（为什么我们很难在合租的房子里好好相处？）也确实，如果我们连合租的秩序都无法形成，又如何去信任出租屋之外的，或者未来的秩序，又如何去抵御可能会出现的震荡？
▲ 706青年空间一直在做公共空间方面的实验，既有公共讨论的，也有共同居住的。© 706青年空间
可是，在城市中谋得一隅安身之所变得越来越困难。房价增速开始下降，房租却居高不下，加之政策“阴晴不定”，漂泊的人们想努力生活，却时刻面临“被驱逐”的风险。当作为基本起居空间的“家”被异化为资本财富或人性依托，我们“何以为家”？（他们为什么被驱逐？｜ “人人有房住，就是居住权”）城市也代表着秩序，秩序来源于规划。李小云认为：“城市化过程出现的问题，和城市化本身关系不是很大，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管理、规划。”肖金成进一步解释：“过去重视做城市内部规划，不管城市外部。这实际上是在规划过去，而不是规划未来。规划应是对未来的规划，能准确预测变化。”（不科学的城市规划还不如没有规划？！丨 南都观察夏季论坛）城市议题总与人口议题交会联结，因为在更宏大的层面，其二者互为主客，各有表征。在现阶段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正遭遇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这或许是多重因素作用下的中国特色“现代化”进程。据预测，到21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将一直延续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长、老龄人口比例逐渐提高的总体趋势。（5年后中国人口或将下降，30年来海外移民接近千万）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但是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也就是说，居民大致有8年多的时间带病生存。这表明我国居民进入老年后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生活质量低；且老年人患病比例高，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慢性病的发生不仅严重地影响患者自己的生命质量，也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医疗花费及照料负担，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国老年人：患病时间早，带病时间长，生活质量低）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龄化压力最大之时，80后、90后也已陆续进入老年阶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独身子女，既要为自己父母的养老焦虑，也会为自己将来的养老焦虑，全社会会出现较强的恐老情绪。人们对于衰老和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但进入老龄社会以后，这种恐惧提前到来，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压力，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何面对中国即将到来的“人口负增长时代”？）
▲ 2010年10月，上海，公园中的老年人。随着人均寿命大幅提升，老龄化日益严重，养老保险负担剧增的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 图虫
还要继续“啃老”吗？啃老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分工”——父母攒钱，子女花钱，父母从事初级劳动，子女从事中高端工作，这样神奇的通力合作似乎可以为一个经济体系的“循环畅通”提供无尽的原始能量。它一方面可能成为拉动内需的动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震荡和金融体制的改组。未来，它又会走向何方？（“啃老”的中国家庭经济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以上是南都观察对于“城市”的部分观察、反思。我们容易把城市与自身区隔开来去看待，却经常忘记自己身处其中，我们所有的行动轨迹都与城市运行重叠，我们可以建造城市，也能改变城市。如果“城市可以让生活更美好”，那么我们也能让城市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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