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塔格特·墨菲（R.Taggart Murphy），日本筑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全文约2700字，读完约需5分钟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让日本全体民众共同获利。但在今天的“格差社会”中，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赢家组”和“输家组”之间的巨大差异，一个在人们的记忆中似乎没有阶级，每个人几乎都有相同品位和追求的社会消失了。
同时，日本社会中一些传统的基本元素开始转变，新世代的日本女性开始集体发声。但战后的解决方案剥夺了女性许多传统上的支持网络，且在自主性、婚姻平权等方面并未沿着西方路线提供任何补偿。在重要的企业、大学、官僚机构和媒体中，女性可以担任真正负责的职位，但数量仍然不多。
一个世代以前，日本人认为他们绝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明显的阶级之分。对于一个等级制度已经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甚至包括语言）的社会来说，这是值得注意的。当然，这从来都不是真的。即使是在20 世纪50年代，也没有人会把一个在大藏省或日本兴业银行担任高级职务的官员与一个在“下町”（东京传统的人居住区）的农民或工人相提并论。
但“二战”确实摧毁了日本的财富储备。占领当局的改革废除了除皇室之外的所有世袭头衔，没收了农村地主的财产，剥夺了财阀家族对日本最著名公司的所有权。从严格的经济角度看，在战后初期，日本确实变成了一个很大程度上单一阶级的社会—一个非常贫穷的社会。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让日本全体民众共同获利。同时，大企业的补偿措施也避免了美国式骄奢银行家和首席执行官富豪阶级的冒升，他们高高在上地从经济顶层发号施令，统治整个社会。在“奇迹”年代发家致富的日本人大多是地产商或建筑公司的老板。他们在当地很有影响力，与自民党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与东京大学出身的官僚，以及大银行和知名企业的上层相比，他们不过是人们眼中野心勃勃的暴发户，没有真正的地位。像首席执行官、银行家、高级官僚这种日本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的薪水其实相当微薄，更不用说大学教授或大报纸的编辑了。但这基本是中产阶级社会的幻觉，导致其形成的原因不是相对平均的金钱分配，而是工薪阶层文化的传播、电视的出现，以及读卖和电通等这些传媒帝国成功地利用新式媒体确保大多数日本人切身奉行工薪族价值。米基·考斯和迈克尔·林德等作家提到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二战”后美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但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人（至少是美国白人）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吃同样的食物，对是非对错很大程度上有相似的观念。然而，今天阶级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如此之明显，因此无论你喝着微酿啤酒还是百威淡啤，打开电视看福克斯新闻还是看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都能清楚地看到阶级的划分。毫无疑问，美国的阶级分化和阶级仇恨现在比日本要明显得多。在日本，没有人能像拉什·林博或格伦·贝克那样，对教育阶层的学识、行为和生活方式尖锐痛斥。美国的精英阶层也没有对下层阶级男性的道德观念的蔑视。但在这两个国家，一个在人们的记忆中似乎没有阶级，几乎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每个人几乎都有相同品位和追求的社会消失了，这让大家感到迷惘和痛苦。新词汇再一次提供了线索：“赢家组”和“输家组”是最常用的两个词。一个世代以前，这两个词即使不是毫无意义，至少也不会引起足够注意。但在今天的“格差社会”中，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力量。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建基于如此不同的出发点，但在阶级问题上却遵循着相似的概念轨迹。这就强调了一个论点，即有金钱以外的因素牵涉其中。在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时候，下层阶级受制于贫困的威胁。亚当·斯密有一句名言：“一个星期的……挥霍便（可以）永远毁掉一个贫穷的工人。”但现在在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富裕社会里，挥霍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可能的。斯密认为大多数社会存在两种道德体系，上述情况的结果与斯密的论述完全相反，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在两种道德体系中，一种是“松懈的体系……由所谓的时尚人群采用”，特点是“追求享乐，已达某种疯狂的程度”；另一种是“严肃的体系……为平民崇拜和崇敬”，在这种道德体系中，过度是被“痛恨”和“厌恶”的。在今天的美国，真正努力工作、维持婚姻、过着节制而严肃生活的是中上层和上层阶级的成员。挥霍钱财、过着放荡生活的不再是富人的儿子，而是社会底层的男性。经济形态在改变，以前工作需要强壮而有竞争力的男性，现在需要的则是有同理心的勤奋女性。同时，学校也在女性掌握下，喧闹的男孩使其忙乱不堪。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和英国下层社会的年轻男性很早便离开学校，逃避对工作和家庭的责任，通过追求更宽广的文化和他们渴望吸引的女性来获得慰藉。与此同时，经济和生理的力量迫使女性进入劳动大军，她们因为对孩子的关注而成为相对驯服和勤奋的工人。对于不愿意上进，只等她们养活的男人，她们越来越不愿接触，何况他们还那样难以驾驭。如今美国和英国两极分化社会的最大危机是：流氓无产阶级男性在一边，被剥削的单身贫穷女性在另一边，而精英逐渐忽视两者的悲惨状况。日本的危机则完全不同，它下层社会的男性很少表现得粗鲁不文，而这在美国和英国是司空见惯的。不可否认，一小撮青少年会中途辍学，穿着糟糕的衣服招摇过市，沦落为摩托车族，若没有一些年纪较大且老于世故的权威男性相助（日本电视剧充斥着这种故事），他们甚至会沦落至进入黑帮或监狱。但他们的数目不多。绝大多数日本年轻男性（尤其是那些出身贫寒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他们勤奋工作，彬彬有礼，对自己、家庭、朋友、组织以及整个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是一个旅游和生活的好地方，为什么这里对许多世代的外国人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的关键原因：普通的日本人认真对待他们的责任。他们掌握着顺从但不卑躬屈膝的艺术，在表达自尊的同时，表达同理心和乐意帮助的诚意。从历史上看，日本女性的表现（假如不是更多的话）与男性一样，与男性不同的是，社会各阶层的女性都是如此（日本上层阶级的男性经常妄自尊大，要求别人顺从）。顺从与会关心人是个美丽的组合，是传统社会对日本女性的期待，从最底层的女仆和妓女到最上层的女性，无一不具有这种特质。这一点也有助于解释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为何日本女性对西方男性有如此强烈的震撼力和吸引力。但在新世代里，年轻的下层日本女性被认为有了某些“态度”，而其上层阶级的姐妹则拒绝履行一直以来为她们设定的贤妻良母和自我牺牲的角色，这表明日本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元素正在发生转变。战后的解决方案剥夺了女性许多传统上的支持网络，但没有提供任何沿着西方路线的补偿，无论是自主性还是接近婚姻平权。就算丈夫同意，工薪族的习惯做法也会干预，条条框框的限制使大多数此类婚姻的质量难以保证。在这种环境下，难怪日本女性集体发声，表示她们已经受够了。今天，出身“良好”家庭、聪明而成功的日本女性越来越多地获得教育，她们很清楚地表示，希望自己可以像西方女性那样，在日本领导阶层取得她们应有的地位，而不再只是精英儿子的母亲。但与西方女性不同的是，她们仍未能真正融入日本核心组织的权力结构。今天，在重要的企业、大学、官僚机构和媒体中，女性可以担任真正负责的职位，但数量仍然不多。到目前为止，日本男性的粗野不文多半限于想象范畴，或是男孩子晚上到警察严加管制的娱乐区（如东京的歌舞伎町）寻欢。但这个国家的领导阶层不仅看起来羸弱，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准备承载包容性、同理心或任何超越其愤愤不平的民族主义的使命感。*本文摘编自《日本及其历史枷锁》；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美国不平等的起源》（浦睿文化传播）图书一本。
日本从1853年改革以来迅速跻身世界强国行列，今天已位居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外部世界提起它时，人们感兴趣的是其艺术、饮食与动画产业，关于日本的政治与经济，更多的则是政府的无能、经济的低迷以及“日本第—”神话的倒塌。为了寻找日本陷入困境的原因，塔格特·墨菲将目光投向从平安时代开始的政治经济史。日本的枷锁，早在1603年德川幕府推行锁国政策时铸成，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也未曾摆脱这道历史枷锁。有关国家神话的构建和战争叙事的谎言，以及安倍政府鼓动的排外情绪，亦为日本套上了新的枷锁。
打破日本枷锁的关键在哪里？日本是否能够期望一位新领导者，以修复脆弱的日本经济，重建正当的对华、对美关系，并充分利用其文化优势和社会资源？作者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知日派”有关日本政治建构的历史，加上自身对于日本文化、日本社会各边缘阶层的体察，试图寻找一个在枷锁中缓慢前行，却又富有生机活力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