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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 越过那堵墙
1. 一个女人的故事
“等我十八岁就好了。等我十八岁，我就要去西柏林读书，恋爱，看电影，跳舞。”
她热切地以倒计时的方式盼望着十八岁的生日，直到某个周末，她的全家在悠闲地商量晚点去哪儿玩，收音机里传来新闻：
边界封锁，柏林墙建起来了。
几个小时之内，人们意识到：柏林分裂了。几个小时之前，进入西柏林只需要轻松地跨过街道，现在，一条街道变成了几乎不可能越过的屏障。
东柏林的人开始发疯地做尝试。
贝瑙尔大街上被困的东柏林人纷纷从自家窗户上跳到街上，因为贝瑙尔大街属于西柏林。西柏林的消防员在大街上铺开充气垫迎接跳窗的人，东德的警察则搜查公寓，把试图跳窗户的人往下拽，这种争分夺秒的角逐通过电视和报纸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直播”。人们目睹一个东柏林人恐惧身后东德警察的紧逼，从楼顶纵身一跃，摔在偏离充气垫不远的地面上，几分钟之后死去。
“情况还没有那么坏。”虽然不断有人逃亡失败，甚至死亡，施耐德的父亲还是一直对她这样说。
父亲这样安慰她，因为当时边境看守还没有那么严，施耐德的哥哥通过地道逃到了西德，并且一直以各种方式给留在东德的家人发出信息，说会帮助他们逃到西柏林，并且告诉了他们地下隧道的地址和逃亡的时间，“我在隧道的另一头等你们。”哥哥说。
逃亡当晚，当施耐德和父母刚刚到地下隧道的所在地，东德的警察出现，把他们全部逮捕。
施耐德没有和父母关押在一处，她不知道父母对于西柏林的渴望是否像她一样强烈：当她关押半年被释放之后，她再次试图逃亡，这次也失败了。
“那我可以被买吗？”施耐德说。
“你还不够资格。”别人含糊地告诉她。东西德都不愿意让外界知道交易，一切对犯人的挑选、讨价还价、交易都在暗中进行。
当施耐德第二次被释放，她几乎没有犹豫地开始策划第三次逃亡，而当她第三次逃亡失败被抓，她唯一的想法是：现在的我可以够被买的资格了吧。
几个月之后，施耐德被一辆车带到边境，她目睹了自己的自由被购买的过程：车的后备箱装了她这辈子见过最多的马克，钱被转移走，她被送到了另外一边。
直到1989年，东德有3万多人被“卖”到了西德，他们的自由是被明码标价的，一共为东德换取了35亿西德马克。施耐德是这三万人之一。
2. 一个士兵的故事
边界封锁的第二天，一个叫做科赫的二等兵到了东部边界报到，他的任务是陪着边界封锁的“绘图小组”视察。科赫对于这个工作很兴奋，因为他一直怨恨那些在西柏林工作的同龄人，因为他们挣到的钱远比自己多，而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让那些“边界跨越者”再也不能去西柏林挣钱，再也不能向他炫耀财富。
当天下午，科赫陪着绘图小组到了西莫大街的“查理检查站”，带刺的铁丝网已经铺好了，只允许外国人通过，在铁丝网的那一头，西柏林的人正在示威。喧闹挑衅的示威让科赫和他的上司很恼火。
科赫接到任务，用白色油漆绘制一条白线，显示东柏林开始的地方。
此时，另一个士兵舒曼也在不远的地方。舒曼并不像科赫那样坚定且得意于自己的工作，他心烦意乱，因为铁丝网两边的人都在指责他们，西柏林人在咒骂士兵，东柏林的示威者也在朝他们咆哮。
舒曼不停地抽烟，渐渐地，西柏林的示威者看出他脸上微妙的迟疑，他们不再咒骂他，而是朝他喊着“过来！”
一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
一个西柏林的警车开过来停住，车的后门开了。
就像是动作片里的慢镜头一样，舒曼扔掉了香烟，越过了铁网，扔掉了武器，越入了另一边——城市的另一边、 国家的另一边、人生的另一边。
这个瞬间被摄影师拍下，成为了让世界记住的瞬间。
照片里有一条刚画好的界限，也有一个越过界限的人；有一个尽忠职守的守卫者，一个放弃身份的反叛者。角色与人性的分裂撕扯如此具象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舒曼是第一个叛逃者，却不是最后一个。
3. 一个自行车运动员的故事
他是一个骑自行车游览柏林墙的旅游项目的导游，他说大部分报名参加这个项目的人都是想拍几张背景好看的照片发在自己社交网络的主页上。
“我想听故事。”我说。
“好。”导游在柏林长大，他曾经是一个自行车运动员，他给我讲了另一个自行车运动员的故事。
哈利·赛德尔喜欢运动，他是柏林的明星自行车运动员，但因为拒绝像国家队很多人一样为了提高比赛表现而服用类固醇，失去了参加1960年奥运会的机会。
1961年8月13日，那道分割柏林墙的围墙出现几个小时之后，身在东德的赛德尔骑着自行车发现了铁丝网比较低矮的地方，他扛着自行车过了铁丝网。
但赛德尔的冒险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安全而停止，他决定不仅要救出自己的家人，还要救出陌生人。
他通过翻过、穿过、钻过铁丝网的方式，至少救了二十个人。但对铁丝网的看防越来越严密，他只能寻找新的方法：挖地下隧道。
赛德尔和朋友在充满霉味且缺氧的地下长久工作，东德警察的脚步、口哨声就在他头顶几尺的地方，但他不在乎。
在隧道完工的最初三天，赛德尔和他的朋友迎接了数十个东德人，每个顺利来到西德的人都会得到一瓶可口可乐，这象征着“自由”的味道。
但随着知道隧道的人越来越多，东德警察与线人也开始了“清除隧道的行动计划”：他们布下陷阱，等待着准备通过隧道逃亡的人——就像是第一个故事中的施耐德一家。
但赛德尔一直持续着与东德警察的斗智斗勇。因为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救出自己的母亲。
1962年的11月，一个棘手的隧道工程找到了远近闻名的挖隧道好手赛德尔，尽管所有人都劝他放弃这项工作，但他依然决定帮忙，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东德警察干员早就知道了这个项目，他们终于把赛德尔抓住了。
赛德尔一共领导了七个隧道工程，其中四个已经完成，帮助至少60个东德人逃脱。
面对自己的罪名，赛德尔说：“我知道自己只有两种可能性：终身监禁或者死刑，如果可以的话，我想选择后者，因为这种时候，人们需要烈士。”
“后来呢？”我急切地问导游赛德尔故事的结局。
“后来他没有死，还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接受了勋章。”导游笑着说。
“柏林墙倒塌那一天你在吗？”我问他。
“那天，我和朋友一起去了柏林墙，我看到一个西德的女孩向东德的士兵送花，所有的东德士兵都很不知所措，我看到有一个东德士兵脱下了帽子，把花别再胸前，那一刻，我知道他不再是士兵，墙倒了，一切分隔都结束了。”导游说。
说完这个故事，导游向我道别，他下午还有别的游客，如果另外的游客在“拍照”和“听故事”之间选择了后者，他将再讲述柏林墙的故事——就像所有的柏林墙历史亲历者一样，他有说不完的故事，我不是第一个听众，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我去柏林之前，我最好奇的是东西德统一之后是如何融合的？不同的历史在融合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挑战？
我曾经带着这个问题问过德国驻华大使葛策博士。他回答说：“这在当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双方不仅有着不同的政治体系，在40年的分裂状态下，经济方面的发展也存在着差异。
其中的一个挑战就是消除经济的差异，重建城市，让城市在将来变得更加宜居。建设方面的工作很多。当时的东德人民决定，他们想要一个统一的德国而不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必须得说，东西德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统一。当然统一也给前东德地区的人民在个人生活方面，特别是在职业方面带来了很多改变，因为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快的变化。大部分人要寻找新的雇主，需要新的职业技能。这些让人们与变化紧密相连。但我认为，总的来说我们很好地渡过了两德统一的过程。这个国家很好的凝聚在了一起。”
当我听到成长在东德的施耐德奶奶、成长在西德的导游讲的故事，看到出生在统一德国的孩子对历史的好奇，我理解了大使说的“凝聚”，像电影《再见列宁》里的所说：“我们不仅是憧憬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是要将它实现。”
我知道你在看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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