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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家可归者来说，柏林是一座友好的城市吗？
“Querstadtein”项目是什么？ | 资料来源：Flickr © 安杰·金德; CC NC-SA 2.0
柏林约有3万名无家可归者，其中三分之一露宿街头。Querstadtein 项目让我们能够从无家可归者的角度去体验这座城市。
“如果你想坐牢的话，知道该怎么做么？不知道？只要不买票乘坐公共交通，并且被查票的逮住八次，而这第八次就算是犯罪了，可以判处三个月的监禁。监狱里的冬天很暖和，这对无家可归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此外，医生还会对犯人进行身体检查。特别是对那些因露宿街头而冻坏了四肢，有可能需要进行治疗甚至截肢的人来说，这种检查非常重要。” 49岁的大胡子迪特尔（Dieter）如是说。迪特尔身穿皮夹克，戴着太阳镜，被一群年轻女孩围在中间。
“此外，在监狱里也可以赚钱。在外面，没有人愿意雇佣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但在监狱里，只要你愿意，是可以工作的。如果你三个月后被释放，那么口袋里就会有八、九百欧元的收入。”
迪特尔带领女孩们穿过动物园火车站，那是他无家可归后最初几个星期的栖身之所。如今，迪特尔结束了自己无家可归的生涯，通过担任城市导游赚取生活费。“无家可归的人展示属于他们的柏林”，这是他自己的旅游项目，价格为13欧元（儿童、老年人、学生等人群的优惠价为 8.50 欧元）。通过参加这个项目，游客们可以了解到柏林无家可归者的日常生活。
喝牛奶的家伙
克里斯蒂安娜·F在她的书《我们——动物园火车站的孩子们》（Christiane F.：Wir Kinder vom Bahnhof Zoo）中曾经描述过这个车站，而如今的动物园火车站和书里的描述早已大不相同。这里看起来和柏林大多数火车站没什么区别：车站里夹杂着中国快餐和麦当劳的味道，旅客们不耐烦地等待着晚点的区域列车。但是，如果仔细端详一下之后就会注意到，在这里很大一部分人并非是去旅行。
“你们看到入口旁边的通风格栅吗？”迪特尔问道。女孩们摇摇头。“总会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坐在那里，尤其是在冬天。这个出风口排出的是地铁站里温暖的空气，每天持续排放近二十个小时。地铁保安每隔四小时就来这里一次，把我们驱赶走。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为什么柏林地区法院法官”——迪特尔这时指着街对面的那栋浮夸的高大建筑——“禁止我们在人行道上逗留。因为，正如他自己说过的，不想让他的员工们在休息喝咖啡的时候面对着贫困。”
迪特尔由多米尼卡（Dominika）陪同，她是“城市参观协会”的项目经理，正是这个协会启动了“Querstadtein”项目。2013年，无家可归者参与的城市旅游项目首次运行。2016年以来，该协会还提供难民参与的导游服务。
“我们每天上班或上学的路上都会遇到无家可归的人，但我们没有机会和他们交谈——我这里指的是不仅仅去谈论他们，而是真的去和他们交谈。”多米尼卡说。“旅游团由经历过歧视并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作为导游，Querstadtein 项目让他们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向游客展示柏林的另一幅面孔。
参与导游项目的有普通游客、政治家和非政府组织的雇员。抑或像今天一样，是学校里的一个班级。这些女学生们和学校的德语老师一起从布鲁塞尔来到柏林，共同聆听迪特尔讲述他的故事。
“我是在2012年无家可归的，当时沦落街头生活了两个半月。” 迪特尔回忆道。“出于安全原因，无家可归的人经常聚集在一起组成团体。我当时所在的团体中如今只有两个人还在人世。团体里有男有女，都来自东欧。其中三人死于饮酒过度、一人死于甲基安非他明（译注：一般称为冰毒，是一种毒品）、一人在公共汽车站冻死、还有一个人干脆消失无踪。除了我活着以外，还有鲍里斯也在世，是我们的‘保镖’，一位两米高的前拳击手。鲍里斯现在三十五岁了，但长得却像七十岁，当然这是因为酗酒的原因。”
“根据官方数据，在德国生活着86万无家可归者。事实上，实际数量要比这个多，但是准确数字是很难统计的。”多米尼克说。“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住在相应的机构或者住在熟人或亲戚那里。但约有52000人露宿街头——仅柏林就有约1万人。
“你们知道为什么有人最终流落街头吗？如果知道，请举手。没错， 因为他们没有钱、 因为他们负债累累、因为没有能够帮助他们的家庭。还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找不到工作，这就是原因。此外，还有酗酒、毒品和精神问题。”
迪特尔解释道：“主要是‘上瘾’使得他们很难摆脱无家可归。”
“我不喝酒， 也不吸食大麻，只是一直喝牛奶，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叫我 ‘喝牛奶的家伙’ 。有一次，我尝试过 LSD （译注：麦角酸二乙胺，一种致幻剂）， 但那时我还年轻。如果你们能跟着听到最后，我会很乐意讲讲这个事情。”
教授
“火车站对面是乌尔里希市场，是无家可归者最喜欢光顾的地方。那里有四倍于普通商店的监控摄像机，但是饥饿使你更加富有创造力。我们团体里的伊戈尔失去了他的左臂，于是他在左袖上缝了特殊的口袋，这里用来藏他‘购买’的东西。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迪特尔笑着转向那些已经有些不安的女孩们。“我不想说偷窃是件好事。但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不得不为这种不齿的行为披上浪漫的外衣：我们把自己看做现代罗宾汉，劫富济贫。”
“在火车站后面，你们可以看到一辆明爱（译注：Caritas天主教慈善组织）救护车，车旁还排着长队。在这里可以获得体检，并得到免费的药物，” 迪特尔讲述着，但并没有靠近那个长队。
“我们不想介入到无家可归者的生活之中。”多米尼克说。“我们这个项目的导游是那些能够摆脱无家可归，并愿意讲述自己故事的人。他们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并告诉大家：给无家可归的人一个机会，这样做是值得的。”
而只有在游览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女孩们才敢去问迪特尔无家可归的原因。那是一连串的不幸事件。2011年，这一切始于迪特尔的失业。（过去，他曾从事过不同的工作，比如修路工人，还曾在性用品商店工作）。然后，他的女房东终止了租约。他本可以有12个月的时间去找一套公寓搬进去，但是，房主非常着急，切断了房子的供电和煤气，还在屋子的墙上施工，安装了几扇新窗户，尽管迪特尔还能准时支付房租。”
“这些变故导致我得了肺炎，住进了院。这时候，我再也无法租到房子了，因为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领救济的人。本来我可以在之前的老房子里等着分配到福利房，但是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当时，迪特尔的口袋里只有两百欧元，没有人能帮助他。几年前，他失去了妻子和母亲。迪特尔起身前往莱比锡（通过步行和搭车），最后到了柏林落脚。他在街上住了两个半月，然后成功参与了这个针对无家可归者的项目。如今，他住在出租屋内，领取社会救济。此外，迪特还清了债务，得到了城市导游这份工作，并且在一个无家可归者社区里帮忙。
“招募无家可归者做城市导游并不容易，这主要是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分享这种经验是非常困难的。除了迪特尔，我们的另一个项目里还有两个无家可归者和九名难民。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将吸纳盲人参加城市导游项目。”多米尼卡说。
游览的终点在萨维尼广场，这是一个绿色的，经过细心维护的广场，旁边是地下铁通道，通道的上面是铁路。
“我们称这个地方为‘豪华之所’，因为这里的长凳上面装着防风、防雨、防雪的顶棚，此外这些凳子也很长” 迪特尔解释道，“这样你在上面就能伸得开腿。对于无家可归者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因为长时间坐着，并且睡在寒冷的街道上而带来的肌肉疼痛。”
对于无家可归者来说，柏林是一座友好的城市吗？
“绝对是的”，迪特尔说。“柏林人天生开放且宽容。此外，无家可归者可以依靠政府的援助：免费用餐、获取医疗援助和得到栖身之所。我爱这个城市和它的生活节奏，我喜欢这里的人。他们有点疯狂， 超出常规。就像我一样。”
在寒冷的三月空气中，女孩们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步行，冻得够呛，而且已经筋疲力尽了。迪特尔取笑了她们一下，并告诉她们，他的皮夹克下只穿了件短袖衬衫。最后，他讲了一些趣闻，试图拉进和大家的距离。然后，他向女孩们分发带有项目标志的纽扣，并热情地跟她们道别。
当我陪同迪特尔和多米尼卡来到快轨车站时，迪特尔和我谈论了波兰的政治局势。他说，他最近读到一个关于波兰新闻自由的报道，内容令人非常不安。
梅西克
迪特尔的故事是一个乐观的成功故事， 可以唤起全班同学的热情。然而，这样的成功故事并不多：即使在像德国这样的福利国家，摆脱无家可归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迪特尔的那些趣闻虽然很坦率，但与现实相比却略显苍白：无家可归者的日常生活远比这里所浮现出来的要残酷得多。
“无家可归的人其实很适合在动物园车站附近生活，这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就像动物一样”，20岁的梅西克（Maciek）如是说。他是我走过几条街后才遇到的，来自波兰，在柏林街头生活了半年。梅西克身材苗条瘦小，后背稍微弯曲，还有些口吃。他让我叫他梅西克，因为他的真名相当罕见。梅西克最恐惧的是让他的家人知道自己已经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境地。
“无家可归者的日常生活其实就是为了生存、食物、金钱、酒精而不断斗争。最近，波兰过来的这群人一直冲在最前列，表现得非常有攻击性，甚至报纸还报道过他们的事情。
柏林究竟有多少无家可归者来自东欧？这很难说：由于取消了边境管制，许多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完全没有出现在统计数字中。据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帮助的人说，他们的比重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波兰——仅仅是因为波兰在地理上与柏林很近。
“我在这里遇到的来自波兰的无家可归者，他们在波兰也是无家可归。例如，他们来柏林就是为了过冬，因为波兰没有足够的可以在冬夜里睡觉的地方。在德国更容易获得暖和的衣服或免费的餐食”，玛雅（Maya）如是说。玛雅是一位志愿者，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帮助。因为玛雅会说波兰语，能够和很多波兰人打交道。“但也有许多人来到德国工作，却遭到现实的打击：他们失去了工作，或者最后发现，根本就找不到工作。这些人羞于回到自己的家庭，所以他们开始流落街头。
梅西克属于后者。一个熟人说服他到柏林的一个建筑工地工作，但几周后，这个熟人私吞了梅西克的工资，并想办法使他惨遭解雇。梅西克与住在波兰东部的家人早已经闹翻，因此也没有什么理由再回到家乡。他的父母还以为他在德国混得不错。
梅西克在柏林的日常生活与迪特尔的描述很像：他排队去获取食物和药品，然后去寻找一个公共厕所，在这地方他不会被赶出来。梅西克从不洗衣服，因为他随时可以得到新的衣服。他也很少乞讨—— 没有人愿意施舍给一个年轻又健康的人任何东西。
“我很难向他们解释，其实我每天都在找工作，但几乎没有人愿意雇用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此外，我不懂德语，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对我吼些什么。有时我也可以打点黑工，但在柏林这样有很多无家可归者的城市，竞争也非常激烈。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收集瓶子，靠换取押金生活（译注：德国有的饮料瓶可以在超市里兑换押金）。一些无家可归的人甚至会为了抢瓶子发生流血冲突，同样的冲突也可能是为了抢酒喝。
即使是可以用某种方式去筹集资金，租个房住，这对梅西克来说也只是个梦想。在柏林，住房是一个大问题，这不仅仅涉及到无家可归者。如果想以合理的价位租住一套公寓，就必须向房东出示所有可能需要的文件：从无债证明到收入证明（例如：证明收入是月租金的三倍）。多年以来，柏林这座城市已经人满为患，而旅游业的发展，特别是短期出租公寓的火爆，加剧了这一状况。
在柏林，来自东欧的无家可归者数量每年都在上升，他们的日子比德国人更加艰难。除非在德国合法工作了一段时间，否则他们无权得到社会援助和社会福利房，也不能参与针对无家可归者的扶持项目等等。
“但是仍然有很多相关的支持。一旦沦落街头，这些人就留在了这里”，梅西克说。“在柏林总有一个地方可以睡觉或吃点东西，甚至在病得很重时，医院会收留你。你也可以收集瓶子换押金或者找个工作。在垃圾桶里，你可以找到有着两道菜的份饭和别致的衣服。当你在公园喝啤酒时，警察不会找你的麻烦。我跟许多人谈过，他们说，在波兰的情况比这里要差。即使是对那些有工作和住房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你有回去的理由， 这当然是不一样的。而大多数人没有或者就是不想回去。
“除了来自东欧的无家可归者人数显著增加之外，还可以观察到是：无家可归不仅是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单身男子的问题”，玛雅说。“我看到越来越多无家可归的女性，甚至整个家庭。残疾人也越来越多。即使有些人装成这样只是为了获取怜悯。德国政府会为其公民提供保障，确保其在陷入困境时有地方住，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旦从这个官僚的福利体制中退出过，就很难再次重新纳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债务的原因。
在一起散步时，我告诉了梅西克关于迪特尔的事。我问他对此又怎样的想法？这些项目能改变人们对无家可归者的态度吗？
梅西克耸耸肩，露出了一丝苦笑。
“如果这能够使大家不再轻蔑地看待我们，那当然是件好事”，他最后说。“但说实话，当你住在街上时，如何对待轻蔑的眼光是你要学会处理的第一件事。到某个时候，你会对此习以为常。”
原标题：《曾在柏林无处为家：迪特尔重返动物园火车站》
作者：卡嘉·普托 （Kaja Puto）- 记者、编辑、翻译和社会活动家，她感兴趣的话题是中欧和东欧、南高加索、移民和欧洲国家等。卡嘉为在线杂志《Dziennik Opinii》、日报《Gazeta Wyborcza》、杂志《Nowa Europa Wschodnia》和《Polityka》以及网站"东书（Eastbook）"撰稿；曾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德国柏林和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学习过文化研究和哲学；曾获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伊拉斯谟·蒙杜斯项目、SdpZ和GFPS的奖学金资助；作为专家参与研究项目《Literatura polska po 1989 w świetle teorii Pierre'a Bourdieu》；担任 《Czylinigdzie》的编辑和KorporacjaHa！art 出版社副主席。
版权：歌德学院（波兰）
翻译：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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