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辑 | 发现密钥遭天算 | 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二十五）

张志扬启示与理性 2022-07-13

张志扬先生八秩荣寿特辑

周玉峰先生书

后学敬贺者言

在为《思想的临界》一书所撰序言中，刘小枫教授曾把张志扬先生比作中国新时期思想界的“脚力”。的确，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以来，志扬先生属于始终既坚守学术个性又不断推进问题的极少数思想家之一。其特殊地位在于，既能有意识地深入跟踪不断变换的“西学重述”所呈现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问题；又能反观中学，以开启与之相应的对话身份与对话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志扬先生不断变换的思想课题显示着汉语思想在百年漂泊后尝试着“归根复命”的艰难历程。

因志扬先生“自甘边缘”甚至半隐居于“陆与海相互引领的界限上”，因此，潮起潮落热闹非凡的学界流波中，罕见志扬先生身影，其文其思更不为大众津津，但他“狱中学历磨练出来的硬朗思想个性和雕刻时光的独特文风却始终担挑着中国哲学思想百年来的艰难重负”（刘小枫语）。亦如有论者言，志扬先生哲思中所蕴藉的“原创性和生命感之力量奇大！”诚如斯言，数十年来，其文其思之影响早已越出哲学界而遍及文学、历史、艺术等诸人文领域，潜移默化着人们所习以为常的思维习惯、言说方式与问题意识，也给予汉语诗歌、电影、绘画等创作实践以别开生面的激发、灵感与话题。

2019年1月28日，是志扬老师的八十寿诞，作为多年深受先生哲思惠泽的聆听者，“古典学研究—先进辑刊—寓诸无竟—文艺批评—启示与理性”五公号于1月28日分别推送“张志扬思想叙事系列”，由北向南传递后辈学人对在西学中夜行四十年，因知白守黑而归根复命的志扬老师的敬意与祝福！

二零一六：发现密钥遭天算

“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自己的课堂即兴说了一个故事：

人生好比一座桥，我已经走过这座桥了，回望桥的那头，你们才刚刚上桥。
有些走在桥中间的人，突然被奇异的风卷到桥下，无缘走完属桥的人生……

这座“桥”说的是“人生”及其所属的“文化种性”，“奇异的风”指的是“历史事件”；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总会有人被奇异的风卷走。我想拿大家看来很熟悉的列奥•施特劳斯打比，揭示一二。

一，施特劳斯不止一次强调，犹太民族只承认一个开端，不承认还有别的什么开端。这是隐射基督教耶稣开端。我注意到这种隐射的背后实情：“人神同形同性”、“圣灵受孕”、“偶像”、“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等，属希腊诸神谱系特征，表明基督教已经内化为西方宗教，根本不属叙利亚神系与犹太教同宗——“亚里士多德的上帝与亚伯拉罕的上帝何干！”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耶路撒冷城的“苦路”只看作“故事”，从不把它当成历史。当然，基督教仍系宗教无疑，不过不是欧美人将《旧约》与《新约》合成《圣经》“是其所是”的那样，比如“三位一体”就是非犹太教的，与《托拉》（《旧约》）无关。

二，施特劳斯年轻时好像“从耶路撒冷走向雅典”，在神学面前为哲学辩护，即为西方人的自然理性伸张合理性。但不要忘了，同一个施特劳斯后来讲《创世纪》，申述神第一天创世首先是“神性之光”，第四天创生的才是“自然之光”；他还特别弥补了一次功课，在哲学面前为神学辩护，把自然理性比喻成“金苹果”，或“不可解决问题”；死前三年，专门在美国一所大学演讲：“我们为什么仍然还是犹太人？”对“政治复国”、“文化复国”、“神性复国”三种“复国主义”强调“神性复国”，并袒露自己终身恪守的是犹太民族的“土地与血”。

一二无非是说，列奥•施特劳斯在他的“人生桥”上并没有被“奇异风”卷走。他仍然是犹太人，走完了他犹太人的桥。这就是我敬重列奥•施特劳斯的唯一理由。

黑格尔《逻辑学•导论》中有一个比喻：

一个成语在小孩子口里说出，可能正确，但总没有在一个饱经风霜的成年人口里说出来所具有的包容世界的广袤性及其力量，因为世界还在小孩子的生活之外。

人生的路，就是这样。老人手中为何多出了一根拐杖？那是“迷途指津”的智慧——智慧一定是主体的节制而临界指涉神底智慧，成其为“人的”拐杖。希腊巨人“俄狄浦斯王”根本没有猜透“斯芬克斯之谜”，所以他杀父娶母、他瞎眼、他断子绝孙，直到他接受神底诅咒——表明，这根“拐杖”是人不能不获得的、更不能丢弃的！

八十年代进入学术界我是虚无主义者。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进入西方形而上学的反省期。不断强化的体制，致使八九十年代出道的人，分化剧烈。实际的利益参入进来，更使分化演变成山头林立、有的势不两立。我才决定远离中心，避居海甸岛，选择了“请息交以绝游，门虽设而常关”的静修生活。只在每年分别借现象学会、或古典学会、或概念帮等朋友聚会，到内地走一圈，通通气。

海甸岛才是我反思生活的真正开始。首先是接着《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所得出的“语言两不性”（1988-1992）——对“形而上学”的检测与防御，进一步反省虚无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两极摇摆。我是从哲学虚无主义、政治虚无主义、国家虚无主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最后到了民族虚无主义才中止的。问自己，西方虚无主义再怎么虚无也虚无不到他们的民族文化上更虚无不到他们的民族上；为什么中国，在西方启蒙的口号下竟一直可以虚无到自己的民族上，连做一个中国人都觉得可悲，恨不得把自己变成西方人；一切爱好趣味、甚至连语言方式，都是西化的，数典忘祖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什么道理？即便不满专制，也不至于连中华民族也恨不得糟鄙如粪土。

法国人长期在政治哲学上被英国人的“光荣革命”、“工业革命”挤压，在哲学思想上被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接着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观念哲学”所挤压，但法国为什么能调动全民族的文化资源起而抗争形成自己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为民族文化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1]

中国知识分子的骨气呢？难怪西方人嘲笑中国人在二战中“叛国者”为世界之最。中国人不是历来讲究“气节”吗？为什么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此软骨头？犹太人比中国人的苦难更深重，可是一本《托拉》就能够抗拒西方“启蒙”浪潮，犹太文士只需用《托拉》来凝聚犹太民族的文化自我认同足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完全断了脊梁，在西方文化面前至少126年抬不起头，心甘情愿做被殖民奴化，只落得“邯郸学步”下场。

“文革”仅仅做成一块“界碑”，即简单被人用自己的“政治正确”宣判了：“封建专制”、“过苦日子”、“打压知识分子”；随后一切翻转为“个人、民主、自由”、“功利至上”、“渴望堕落”——自然也就以美国马首是瞻（美国式的“三位一体：个人主义—工具主义—自由主义”）。什么半殖民地历史、民族文化，全都置于不顾。转身之间，帝国主义侵略者都成了“民主偶像”、“现代道德楷模”而取法乎上。所有这一切，都冠名在西方“进步论-启蒙主义”的名义之下。

这就是西方启蒙主义在中国的殖民实现。

《偶在论谱系——西方形而上学史的阴影之谷》“尾声：落日前的凭吊”揭示了“启蒙主义是与殖民主义手拉着手向非西方世界宣战的”。六年前（2009年至2015年），我的认识还只能用“形而上学真理观”、“西方中心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去看待“启蒙主义”——以期对“启蒙思想”及其“现代性理论”检测与防御。它们已足够呈现“启蒙主义”特征的伪善本性。按“西方中心论”将世界各民族文化优劣排序，贯彻以“进化论”-“现代性”为理论上排序尺度，从而在心理上、意志上剥夺非西方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基础。

进步性、现代性、世界性——西方文明为代表

落后性、传统性、民族性——非西方民族文化

结论，启蒙就是要把非西方文化连根拔起抛向西方文明轨道，成为西方文明的模仿，即“全盘西化”，以“强力意志”为镇摄。

日本就是典型。即便它怀有统治亚洲的野心，那也不过是西方在亚洲的“奴隶总管”。二战中，美国用原子弹打断了它的脊梁，终于成了美国在亚洲的看门狗。不管它心里怎样怀恨，它至今必须依靠美国与中国争锋。在它心里，只承认被美国打败，不承认被中国打败。相反，它认为对中国的战争跟西方历来的“强力意志-殖民掠夺”战争没有什么不同——侵略也好，殖民也好，属“自然正当”范畴，根本不属于“该与不该”的东方道德范围。所以，日本拒不向受害国中国等道歉。以此捍卫日本完成“脱亚入欧”或“脱亚入美”的西化道路，从而保有在亚洲的“奴隶总管”地位。

按同样逻辑，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势必遵循“主奴辩证法”，从西方的跟班，到有一天与日本、与美国在资本式的“世界丛林”中较量争夺“主人”地位。也因此而完成了全盘西化的蜕变，落入“不启蒙，中国亡；启蒙，中国亦亡”之绝境。中国文化已不复存在。它亡在西方的“自然理性”中。须知，“丛林原则”之“剥夺被剥夺”的永恒轮回乃西化的终极标志。

这个思路2015年转变了。“自然理性”取代了“启蒙思想”。它必须接受第三层检测与防御。

这个转变在我这里已水到渠成。如同“你是世界的光，我却在黑暗里走”到“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

三十年前，“形而上学的检测与防御”（80年代）

二十年前，“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90年代）

十年前，“自然理性的检测与防御”（21世纪最初16年）

对西方文明的深度质疑由何而来？

时间，“时间之后得逻辑之先”。

德国有句谚语：“结果好，一切都好。结果坏，一切都坏。”当西方地中海古希腊开启“自然理性”之途，从“‘人是政治动物’—‘逻辑实证形而上学’”等，发展到今天大西洋西岸美国“‘人是基本离子聚合物’—‘人工智能科学主义’”，有可能导致完全“去人化”的“第三型文明”，就应该惊醒：西方文明何以至此？

先拿西方五个人参较，他们对“形而上学”各有其特征性描述：

黑格尔把“形而上学”叫做“堆满头盖骨的战场”；

马克思则依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叫做“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窃真理之名，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获权力之实”；

尼采则看穿它的虚无指出“柏拉图主义就是颠倒的虚无主义”，为的是让“超人”放手建立“强力意志”帝国；

前三个人说出的仅仅是形而上学的形式特征，尼采虽然触及到冷酷的现实，但他不过是与柏拉图一起完成了“形而上学”之“双头鸟”：“本体”与“虚无”为之震荡的“强力意志”——“恶之花”。

海德格尔，终于在“存在史的地形分布”中实际勘察了“形而上学史无非是遗忘存在的历史”，指出“存在者的计算与制作”归根到底是对“人与大地”的“连根拔起”。[2]

还有一个德国犹太人维特根斯坦，他一生对语言划界，因为一个语句“说出的”并不就是它“显示的”。而说者对此常常无意识。如对“摩尔论证”的批判：“这是我的手”为什么在经验上是对的而在逻辑上是错的？因为它的逻辑不自觉陷入“我认为是怎样的就是怎样的”——这恰恰是西方“形而上学”最容易犯的“逻辑罪”。[3]

五个批判性审查都来自西欧内陆地区德国，即不抽象人反带着人之为人的信仰乌托邦倾向，虽然它们都有检测的能力以检验形而上学本质的各种面相[4]，然而相对西方沿地中海西行至大西洋——“在大海上除了波涛还是波涛”——即“抽象人”的逻辑实证主流而言，就难免非主流地“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也就是说，只有从希腊“功能主义”、英国“资本主义”到了以美国为标志的“科学主义”时代，才能真正显露出“自然理性的马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以论治史”的“自然理性”之“论”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密钥”、为何一步一步走向“进化论即末世论”成了遭天算的“密钥”？

示范：“开端密钥”的解密：“以史正论”。

（1）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只关注他们心中瞩目的至高的“本相”向下演绎与可实证的“实体”向上归纳，而把现实中大量的“奴隶”、“女人”、“小孩”乃至划为“种族奴隶”的“殖民地人”等一概排除在所论的“论域”之外，并视为“强力意志”底“自然正当”。这是以“内部奴隶制与外部殖民地”为基础的雅典民主制必然形成的认知方式（黑格尔叫“自然之光”即非神性之光的“狡黠理性”——“人算之密”与“命算之密”皆在其中，非西方的如中国知识人长期对此懵然不知）。或不如描述为“意识中的无意识”之“显隐二重性”更直接，因这种意识现象具有“双重遮蔽”特征：论述（意识）一种论域必以排除（无意识）其他论域为隐蔽前提，如论述（意识）“上等人”必排除（无意识）“下等人”和“无责任能力者”、“非我族类者”[5]。这是一层遮蔽，而且还要把排除排除掉，即把遮蔽遮蔽起来，当做无界限者。于是“意识”也好、“论域”也好，呈无界限无遮蔽状态（“白色神话”），以维护论述的“正义性”与“普适性”，美其名为“普遍真理”、“自然正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是这种“显隐二重性”之“双重遮蔽”底“自然理性”之“自然正当”（“人算-命算之密”）的始作俑者。其“以论治史”底“论”均不过据此“自然理性”制订的“密钥”，一直传承至今，构成西方知识学的“内核”（有人用“金苹果”反讽，却未察其隐喻义“诅咒”）。

（2）还有同样重要的一点，为了反对诗性底“神话”与“悲剧”以启迪“哲学”人性，于是把“人性”定义为自然性的“人是理性动物”或“人是政治动物”。也就是说，以“动物”的自然欲本能限定人性而以“理性”作为显现方式在“智能-功能”层面靠技术（计算与制作）对象化为“强力意志”，谓之“自然正当”。古希腊这一“自然理性启蒙”开端，表面叫“诗与哲学之争”（“说出的”），其实是“自然与文化之争”（“没说出的”，但隐含而“显示的”）。“自然”就是“智慧”降解成“智能”、“功利”取代“德性”给灵魂打下“功能结构主义”印记（“以体代用”之发端），为17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知识即力量”及其“知识即功利”底“知识进化论”埋下伏笔。致使古希腊以降的西方历史至今始终摆脱不掉“双重遮蔽”的“自然光幕”（“天算之密”），西方“理论”便一直笼罩在“显隐二重性”中：

显：意识形态上的“以论治史”——双重遮蔽

隐：去神化-去人化-唯物化底“以史正论”—“进化论”成了“末世论”

正是它双重遮蔽着立论者自然权利底主人道德，为此而不惜拿灵魂与“去人化-恶魔”做交易，终于兑现此交易的终盘——“末日清算”。

歌德《浮士德》插图

（3）奇怪的不是西方以“知识进化论”之名如此走着的“神义论——人义论——物义论”下行路线，这是西方“现代性理论”早已说白了的现象；甚至也不是下行路线的“非人属”结局，某些犹太人也已预见到了；奇怪的是，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政治家、科学家等等，把人的自然社会“好话说尽”，以致“义正词严精美绝伦”的理论浩如烟海，直到把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三大“自在之物”（上帝创世、灵魂不死、自由意志）全由“机器人”指日实现[6]——为何到头来“人的启蒙偏偏葬送了人”，即葬送到彻底自然化的宇宙“基本粒子”地步还蒙蔽全世界？只有一种解释可以自洽：所有“完美理论”的“核心”恐怕只在于资本输血底自然技术之“功能功利之用”不断进化论上，以致按“自然”程度从“政治动物”进化到“机器人”最后阶段才出现根本翻转“进化论”成了“末世论”。也就是说，西方这条“自然理性路线”不发展到最后阶段是不会暴露其“诅咒的秘密”（“天算之密”），以惊醒人类。

也就是说，它预示了西方“密钥”，更重要的是预示了今天“遭天算”的终极密钥。

【插语】

“读”文字、读书、甚至读景、读人，会读者在读前有“听”。听和看不同，听受“大音希声”之谛、耳提面命冥冥可敬畏者。而“看”，智者常常一目了然、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平面流水而已。所以，就品格、品位而言，默、听、看、读、说，等而次之。有此品性累积的人，进入“写”，才会对写的语义深层空间有聆听的颖悟而出窍。否则，“空缺”、后事“寂寞”的况味、“暗功夫”，一概缺失，以致，“语言过关的没有几个，因为语言文字的那种温润、古朴，拖着历史长影的句式基本上都消失了。所谓暗功夫，即词语背后的存在，它不显现，但在无形里存在着，而且一定程度决定了词语厚度的有无”。[7]这种颖悟是难能可贵的。我想，不妨再深入一步。

日本不少人很懂“空寂”。他们或用于茶道，或用于书法、绘画、粹（舞），种种，使得日本闲散技艺颇有韵味，迷倒不少西方人，欧洲印象派深受“浮世绘”的影响就是一例。但也有《菊与刀》之属，为何？深察即可注意，即便民风可谓“温良恭俭让”，然终究海盗精神与武士道精神导致“明治维新”决然走上“脱亚入欧”的帝国侵略道路，何以至此？

这也正是我多年研究希腊、罗马、欧美，发现一个类似的怪异现象：他们的文学艺术可谓辉煌，外囊八荒，内察幽微，更有其逻辑、推理、建构等技术，连音乐的动机、节律、休止、复调、配器，无所不用其极，可谓精妙绝伦；也不乏神性神义维度，锤炼千年。但所有这些，丝毫没有阻止“圣战”涂炭杀人如恶魔；丝毫没有阻止侵略殖民“种族清洗”不绝于史；最后，包括人在内一切功利化、技术化、物化，以致个人单子化到不仅不要任何“类性”，连性欲也要去掉生殖，最后进入虚空间只满足唯我的性欲幻象。这样的单子人走向机器人仅一步之遥。到了这个时候，你才发觉沿途走来的那些所谓“无用之用”的艺术神学“空灵”——“都在中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用语）。

从结果上看，那些空灵、暗功夫种种“修为”，其实都还原为外扬人性自然欲的“修饰为用”，如公鸟的鸣叫何其婉转、羽毛何其绚烂。我们今天看《饥饿游戏》以致看《罗马斗兽场》再血腥，不也大呼“吸引眼球”吗（审美距离说仅是代换）——“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之“手段王国”成为主宰！

这就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究竟什么是一个文化的“体”、一个人的“德性”？它不能还原为“自然欲”，而必须升华至追求永恒的“精神德性”——既向神的智能学习也向人的苦难学习。今天满眼看见的就是功能功利的知识学取代了终极关怀目的论。因为个人主义无需终极关怀，个人死了，将来何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眼前的需要才是真实的。虚无主义促使人的效用现实化、功能功利化，即全面手段化……我现在去看西方的那些理论，远远没有它们表现出来的那么光鲜魅惑地迷人。所以，生存自然欲的修饰就像一个美好的“词”，再美好，如果在“语境”中取向对他者的杀戮剥夺，那仍不过是“一剑封喉”的阴冷而已。

话说回来，我不会拿它来进入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恰恰是真正的炼狱，看你个人反身而诚能否对天道倾空而承纳。否则，资本式个人主义、知识学功能功利主义，归根结底乃万恶之源。再说一遍，我不过是按“苦难的经历”提示了另一个更隐秘的运作方向。特别是今天，不得不思、不得不防。

“自然理性”，其开端是用“本相计算”（柏拉图）与“实体制作”（亚里士多德）的“功能结构主义”作为古希腊文明第一次启蒙标志，一下照亮了世界史的四大难题：

一、西方文明启蒙的虚无主义下行路线：“神义论”——“人义论”——“物义论”

二、从“人是政治动物”到“人是基本粒子聚合物”：“去人化”的“进化论即末世论”

三、西方神对西方人诅咒的兑现——“神存在”不是靠亚里士多德逻辑证明，而是用人的苦难“以史正论”之惩罚性澄清

四、古今知识学形态的轮回——东方“以体制用”的文化种性在复兴中克服西方“以用代体”的自然理性：“人算命算不如天算”

——只有到这一步，我才意识到，晚年要写的最后一本书《文革书•四批判书》可以完成了。它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偿还的民族债。摈弃西方“普世性”，还原主要三大文化板块（“中东神性文化板块”、“东方德性文化板块”、“西方物性文化板块”）作为自己的写作背景。

第一批判形而上学批判——《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

第二批判启蒙思想批判——《古今知识形态学的轮回》

第三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身份》

第四批判文化种性批判——用西方方法研究中国经典必然造成民族阉割

前三批判我已经完成了“小样”，唯第四批判棘手难于下笔。仍深感所谓“新儒家”可能是中国文化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而现代转型的失败尝试。不懂西方“自然理性”必然走向“进化论即末世论”深渊，不懂“向人的苦难学习、向神的智能学习”，就根本看不见中国文化的“天道人仁”命脉所在，因而也就不能“归根复命”（不是“归根复古”）。换句话说，不能危及到挽救西方技术给人类造成的毁灭性灾难，就不能深刻领悟中国文化种性“大化无极，允执厥中，以致中和”的天道力量而“以体制用”。

最后，确定书写的文体，究竟是论说性的，还是叙事性的？

这又承接着《偶在论谱系》的最后一章，在中国不能接着写西方式的“哲学”，还是在那一套默认的逻辑范畴中建构虚幻的模型体系——巴别塔彻底坍毁了——还专利于古希腊。

这个世界已经被西方带入“魔山”——任何欲望的满足都会付出灵魂交易的代价，以致“没有人是没有病的”。我必须首先面对西方哲学、政治哲学制造的种种“魔幻”式理论和虚拟式妄想症——我把它叫做“密钥门”——正是它们的科学信誓旦旦地许诺人类“享受乐园”，却让人类堕入“末日深渊”。

其间有最主要的几座“界碑”——走向“机器人第三型文明”的前科学关节点。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贝克莱-休谟”[8]、“康德-新康德主义”、“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等。走出地中海，摆脱欧洲内部的东方德国，往下就是直奔科学主义“机器人第三型文明”了。

真正解套的，乃是西方自身的运作，如虚无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松解所造成的“两极震荡”。但奇怪的是，每一步松解削弱的仅仅是“哲学”底形而上学本体论，反而逆向加强的却是“科学”底逻辑实证自我证成，致使一步一步走向“科学主义”。换句话说，解构的是形而上学宇宙论幻象，而实现的却是科学主义去人化物象。这个“密钥门”是如何运作的？

试用中环上的“康德哲学”密钥演示之。

第一层“自在之物”，康德承认“自在之物”是真正的宇宙“主述者”，而人仅仅是“聆听者”。有它的存在，才有“头上的星空与内心的道德律”。

按：颇有苏格拉底“知向而不知得”的敬神遗风——智慧节制。

第二层“感性”，人不能真正捕捉住“自在之物”，而只能按照人特有的感性时空直观接受“自在之物”的刺激方式而初步整理为“经验”。

按：有点类似“线喻”中的“可见世界”，表明时空直观恰恰是感性直观的非直观借贷（中转）方式。既使人想起古希腊高尔吉巴怀疑论的“前提不完备性”，又使人想起现代数理逻辑奠基人哥德尔的“不完备定律”。问题在于，这个神秘的“缺口”为什么一直是向西方的“自然理性”偏转？东方人“德道经”的“负阴抱阳-大化无极-以致中和”之“以体制用”智慧，为何长期被阻塞而得不到振兴？恐怕只能说，东方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向人的苦难学习、向神的智能学习”——需要时间！

第三层“知性”，然后人就按照自己的思维本质即知性逻辑把时空直观经验组成纯粹逻辑知识的确定方式。

按：相当于柏拉图《理想国》“线喻”中的“可知世界”（“洞喻”中的“第二洞穴”）下层智能式的“数学本相”。单凭这“数学本相”智能的“纯粹逻辑知识”，人就可以“为自然立法”即用纯粹知性建立经验标尺以“制作”属人的“技术存在”。人成为“主述者”，但只能是“以像代是”的“主述者”。

第四层“理性”，超出“知性”的“理性”即进入“二律背反”。

按：它相当于“线喻”中的“可知世界”之上层智能，即向“神的智能”学习的“人的智能”。有智慧才有“极高明而道中庸”-“大化无极以致中和”的节制，即“以体制用”。因而它是人的认识有限性界限。人类的灵魂必须挽狂澜于既倒——从中呼喊而出。

这本来是人非常真实的“知性真诚”！由于智者的愚妄以致狂妄、由于急功近利的妄想，康德之后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新康德主义”、“新古典主义”、“新实用主义”，即将人的有限性（下界“自在之物”与上界“二律背反”）——彻底拿掉。完全忘了“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警告：“最后一跳是致命的”。换句话说，就是把康德明确自知的“以像代是”（设定性）换成逻辑实证自我证成的“自以为是”，坠入维特根斯坦警告的“逻辑罪”。事实上，整个古希腊以来的“自然理性”道路就已经默认了“逻辑罪”，最后才会走向末日清算“进化论即末世论”。

“自然理性”在科学中的形式是“依赖模型是在论”之“当且仅当，必然如此”。

黑体，是哲学逻辑可以实证出来的——数理逻辑的能在。

仿宋，是不能用哲学逻辑实证出来的，因为恰恰是哲学逻辑实证把肉和“肉”、人和“机器人”之间的真正差异（即守住种属允厥执中）抽象掉了即“逻辑”掉了，而这些抽象掉的、逻辑掉的部分，恰恰是只能由叙事描述出来予以还原的。数理逻辑根本无能承担。英美分析哲学家扬言“上帝创世的秘密就是数学，上帝是数学家”。这些灵魂被交易了的科学家根本不意识：他们就是这工于心计釜底抽薪的“数学-撒旦”的世俗代言人。

另，警惕两种“逻辑罪”中的“自我欺瞒”：

其一，不用西方思维逻辑的范畴体系，改用叙事方式揭示「主述者」、「聆听者」、「指涉物」三者关系的隐密代换而出现的自我欺瞒，它在哲学论证中是如何借代的，以此来贯彻「以像代是」虚假逻辑。

其二，用智能性的功能功利代替道德如何使人走向道德滑坡以致今天完全改变了人的质量。所有古典意义上的修辞都被功能功利的边际效益最大化消解了、取代了，以致现代根本不再可能有“悲剧精神”。不是一厢情愿地“以像代是”，就是“无意识”非无意识化地“自欺欺人”，诸如此类。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墨哲兰识

2016年12月13日至27日海甸岛

注释：

[1]仅属于近代史。毋庸讳言，现代法国人的浪漫恰如“恶之花”，恰是地中海边的法国人推动了“个人单子化”、“身体色情化”进程而加入了西方的自然理性逻辑实证主义主流。此外，西方虚无主义也无所谓虚不虚无掉他们的民族自身，归根结底连人都会虚无掉了，哪来民族及其民族文化？——这是对“自然理性-密钥”解密后的天算——“机器人”如“黄雀在后”！

[2]海德格尔解释之一：“遗忘存在”的“存在”来自“本土性”深渊即“另类开端”之“大地标尺”（非形而上学“计算神”之所能为），由此检测出柏拉图-亚里士多形而上学“第一开端”之计算制作“存在者”底“无根世界性”。即便如此，被遗忘的“存在”仍是“有”，海德格尔终究是西方人，在本可进入的“无”面前退缩了，仍然维持了西方人的极限：“只知其有不知其无”。

[3]以上五人的论述请参阅拙文《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

[4]不同在于，前三者仍在形而上学之内，唯第四者“带向形而上学边缘”，第五者深陷“逻辑罪”终身不得其解，因他只看见“关在瓶子中的苍蝇飞不出去”，却看不见“为什么要把苍蝇关到瓶子中”，而西方正是被关到“自然理性瓶子”中去的苍蝇！

[5]凡此种种的“文明等级论”西方历来都有，殖民主义扩张时代才强化出来理所当然。

[6]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自然地是政治动物”，其政治性的自然层级“自然目的性”高于“自然必然性”，而前者是必须由懂得终极目的的统治者领导的共同活动完成的。他做梦也想象不到他倾心的“终极制作-机器人”今天替他悉数实现了。不过，黑格尔帮他补全了一句解释：“自然手段是一定要超出自然目的的”。

[7]引台湾友人朱志学信函语。

[8]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例，看他如何把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揭示（解释-取向）为“自然理性”之科学实证逻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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