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蔡国妹：忆泽平师

忆泽平师

蔡国妹

福州北站候客厅，拥挤的人群，长长的队伍里，我着急地穿梭，从前到后，从左到右，画了几个大大的圆，还是没能找到他那熟悉的身影；我赶紧又打了几个电话，还是无人接听；只好给他发短信，告诉他可以跟陈瑶一起搭下一班车，依旧无人回复。这里发现乘客已经开始扫码进站了。我急急地走进来，东张西望，走下高高月台的那一刻，突然发现前面转弯处，陈老师正健步如飞，带着那顶熟悉的棕帽……

（蔡国妹与陈泽平先生的微信截图）

与陈老师相识，始于大一。犹记得他给我们上现代汉语课。懵懵懂懂的我看着黑板上那幅奇怪的舌位图，无论如何感受不到它跟我们的口腔有何相似，又因为是大班课，距离老师较远，看不清老师的口形，只能根据老师的提示机械地模仿着。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普通话为何那么标准、那么悦耳动听，整节课下来，没有一句口头禅，字字珠玑。再后来，又听说陈老师还是福州人，心里更不解：“福州人可以把普通话说得那么好吗？”自以为校园里，普通话说得好的，应该都是北方人。当时，初入大学的我，因为带有浓重的莆田腔，木讷到不敢开口。于是，无人的时候，我会照着老师的方法偷偷地练，似乎有些小进步。渐渐的，《现代汉语》书里的那些看似枯燥的图表与文字，似乎于我有了一股神奇的魔力。

遗憾的是，师大现代汉语课程是分段上的，第二学期似乎就不再看到陈老师了。再次听到陈老师的课，是我侥幸考上硕士之后的。汉语方言调查是专业的基础课，每人上都要修的，我们一个个轮流发音，老师一个个讲解。但因为我一边工作一边读书，那学期的方言课，缺课的次数较多，收获有限。

再次重修陈老师的方言课，是在我考上博士之后的了。原先我报的是林玉山老师的语法学方向，但因为林老师弟子已满，我调剂到陈老师门下。入门后第一次上陈老师的课，我发现陈老师讲的那些新知识、新名词，我居然一无所知，担心紧张到手心冒汗，偶尔还能收到同学同情的目光。当时我们对老师的了解还很有限的，有点还是来自别人口中：留美留日归来，才华横溢，阳光帅气，但高冷，不太合群。但同学树林与绍群戏谑说我“跌倒了还能拣到大馅饼”，我当时不解其意。

下课后，我心事重重地走在长长的长安道上，又看到陈老师挺拔的身影健步如飞，但看到我后明显慢了下来。我亦步亦趋地跟着陈老师，他居然很和蔼地给我介绍几本方言学的入门书籍，并建议我跟硕士班的师弟师妹重新学习方言调查课程。

于是，事隔三年之后，我重上方言调查课程，这次我再不敢偷懒了。记得有一次，陈老师布置了一个小作业，似乎是找一个方言虚词与现代汉语比较，写一篇小文章，准备好的同学第二周过来发言。课后，我把《现代汉语八百词》翻出来，细细对比一下普通话的“的”与莆仙话的区别，一周后终于准备了两页内容粗浅、格式也不规范的“小方块”。我在教室里忐忑不安地等着，其他同学估计是没有准备好，都没有来，但陈老师叼着烟如约而来。那节课，成了难得的“一对一”辅导课，陈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帮我把关，介绍学术表达规范，并与我商量毕业论文的撰写计划，让我茅塞顿开。此时想来，我的博士论文《莆仙方言研究》也是那时定下的总框架，后来再逐步完善起来的。

（2005年蔡国妹出席闽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与恩师合影）

博二的时候，陈老师给我们上的是历史语言学课程，这门课基本以讨论的形式进行，陈老师会认真布置预习任务，让我们轮流准备发言。那种讨论课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是很新鲜，并有较大挑战性的。

有一次，我们在那里聊得比较迟，陈老师邀请我们一起留下来吃饭。我们很不好意思，就婉拒了，陈老师也不勉强。后来晓玲告诉我，那天师母其实已经把我们的饭也一并准备了。陈老师一般不会邀请客人在家里吃饭的，除了日本的秋谷老师和享璋师兄。我们都非常后悔。终于有一年年底，陈老师说秋谷老师过来了，想跟我聊聊莆田话调查的事情，我过去了。陈瑶姐帮陈老师报账，也过来了。我们得幸留下来一起吃饭。席间，陈老师居然从冰箱里拿出四罐辣椒酱，这显然是不太吃辣的老师刻意给无辣不欢的我们准备的。

（2022年1月陈泽平教授（远景持帽者）出席在泉州举行的“2022福建省语保工程二期建设会议”）

期待以久的闽语会终于来了。安静的会议厅里，机灵的颂育一下子占好了座位，是离陈老师不远又不近的一个斜角的位置。渐渐地，女生们都靠拢了过来，窃窃私语地，俨然开起“小会”。“你看看，陈老师今天这身新衣裳，好精神啊。”“他的眼镜架子都快掉了，怎么也不扶一下呢？听说他家里有十几副老花镜呢。”“老师的眼睛有点肿，肯定昨晚又熬夜了。”“师母怎么从来不跟着来呢？”我们还不时“骚扰”正在认真听讲座的德万：“你看看今天陈老师有什么不一样吗？”德万很老实，挠了挠头不确定地说：“嗯，陈老师的白头发又少了一些……”

然而，3月初惊闻老师住院的消息，几天后竟成永别。

学生国妹文

2022.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