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戴假发、穿洋装的画像（故宫馆藏）

1793年秋天，英王乔治三世向大清帝国派出700人组成的庞大使团，由王室亲属、职业外交官马戛尔尼勋爵领衔。这次远涉重洋的出使，打的是向乾隆皇帝祝寿的名义，实际目的却是保障英国商人在华经营权益。

马戛尔尼等人很清楚，要想赢得迷之傲慢和自信的大清帝国统治者尊重，必须充分展现大英帝国的强大技术、军事实力。使团携带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谢尔望远镜、蒸汽机等最新科技成果，迫击炮、卡宾枪、巨型战舰（模型）等先进武器装备，以及空前舒适的弹簧马车、观光热气球等最新舒适生活消费品。

马戛尔尼使团觐见图

在英国人看来，这些东西足以引起一位睿智皇帝的好奇和艳羡，中英通商将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英国人失望了。皇帝走马观花地看过这些器物后，得出的结论是：

“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对西方近代科技发展完全无知的大清皇帝，真正感兴趣的，是定点报时的自鸣钟、能够自己行走的“机器动物”，而绝不是什么枯燥难懂的地理工具、生产机器。更何况天圆地方、中央之国的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地球仪、望远镜这些东西，纯属荒谬至极。从这些方面看，83岁的乾隆皇帝，理解能力和鉴赏水平实际与三岁孩童无异。

老皇帝苦盼精巧“贡品”，最终却大失所望。糟糕的心情下，他的谕旨中骄横鄙薄之情充溢，毫不留情地驳回了英国使团所有商业请求。

千百年的华夷之辨、天朝梦幻，为中国人带来的高度自信乃至盲目自大，在乾隆皇帝面对马戛尔尼使团时达到了巅峰，当然，也是绝唱。

马戛尔尼使团的沮丧而归，让西方列强失去了耐心，为扭转“银荒”，他们开始了卑鄙的鸦片贸易。随后面对清王朝的禁烟运动，他们干脆发动了战争。

鸦片战争让中国人的天朝梦幻为之一振，但远远没有醒来。绝大多数权力阶层和知识分子，仍然固执地认为：“夷人之伎俩，全在恫吓以取虚声”，说白了，纯粹吓唬人的。“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 借根法，亦得诸中国”。好嘛，火炮厉害、舰船厉害、数学厉害？再厉害也是跟我们中国人学的，北京人骂，“你大爷的！”，有啥了不起？

清末社会上层迷恋鸦片的场景

大家都这么想，鸦片战争这么大的国耻，最终也被轻描淡写、抛诸脑后了。对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迷之自信仍然很坚挺，“硬硬的、一直在”。

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直接攻入北京城，烧杀掳掠，将圆明园付之一炬。中国人真正开始意识到国家灭亡的风险，不少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探索。当然，这种探索仍然仅限于器物层面而非制度和文化。这就是“洋务运动”。

尽管已经很小心、很保守了，但洋务运动仍然遭到了严厉抨击和处处阻挠。

“彼之实学，皆杂技之小者”，洋人的小伎俩，完全不能与我大中华数千年深厚文明相媲美！

国家“所以致富强者，准绳乎仁义之中”，只需“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国家要富强，关键还是讲仁义、发挥官员教化万民的作用，那还用得着什么火轮船、火车？浑身毛发、傻大黑粗的洋人，只能逞凶一时而已，胜利必将属于我大清！

这些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争议，预示了洋务运动步履艰难、注定失败的命运。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

要知道，中日两国同样是在封闭状态下被西方炮舰撞开国门，中国比日本还要更早十多年（1840年和1853年），国力起点也远超日本。短短40年后，日本人却已经成为列强之一，效仿欧美向孱弱的宗主国张开血盆大口。他的凶残贪婪甚至远超西方列强总和。

中国的骄傲被日本人用皮靴踩在了泥水里。

难怪梁启超说：

“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

从那时开始，中国人的头颅开始无精打采地低垂下来，已经无奈地接受了西洋优胜论调。满清政府不仅对西方列强唯命是从，连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发展的教民，也成了特权群体，不服管束、不守规矩、肆意妄为、横行乡里，曾经权威不可侵犯的官老爷们如今也不得不拍起教民的马屁。甚至遇到饥荒，朝廷赈灾都要区别对待。

“山西旱灾，各州县之教民，官皆然赈济，大口银三两，小口半之。而不入教之贫民，饥饿而死者枕藉于野，未闻官开仓赈济，以救民于水火之中。”

从“唯我独尊”到“卑躬屈膝”，只是百年惊变的一个缩影而已。

1840年至1976年间，中国人经历了漫长和苦痛和屈辱，也短暂迎来过骄傲和荣光。但权斗、战败、饥荒、洪水、瘟疫，种种灾祸毫不留情地折磨这个国家。通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道路的主要探索，可以说全部失败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的工业文明继续高速发展，将中国远远甩在了身后；日本经历了战争的失败和原子弹的洗礼，居然也能在五六十年代迅速重新崛起；亚洲小国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也在70-80年代坐上了经济快车道，完全碾压中国大陆。

中国人刚刚实现民族独立的1950年代初期，中日韩人均 GDP 比例还在1：3.7：1.2左右，到1978年底，这个比例已经变为1：40：6，中国已经被亚洲邻国远远甩在了身后。重新打开国门，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看到的就是如此残酷的局面。

所谓民族自信，早已经成为无处安放的梦幻。

1988年，一部名叫《河殇》的纪录片在央视播出，迅疾引发全国观众强烈反响。在第一集的序幕中，解说员提出了振聋发聩的主旨句：“我们再也不能回避对中国古老文明命运的反思了。”反思的结论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只有三句话：

• 中华文明是土地和河流交汇的黄色文明；

• 黄色文明注定要衰落，而且已经衰落；

• 中国的前途在于拥抱西方蓝色文明。

这三句话，尽管在今天看来流于肤浅，但在当时，已经足以震撼所有国人。

撰稿人王鲁湘在2015年曾公开承认，《河殇》对中华文明的激烈批评甚至全盘否定，更主要是一种“策略安排”，就是要通过“鞭笞自己的祖先、传统和历史，憧憬甚至夸大西方文明的优点”来获得“新的东西”。确实，纪录片本身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也如撰稿人所愿，引发了大批中国人对传统文明的彻底批判和抛弃。正如片中另一句解说词讲的那样：

“旧文明的渣滓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槽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冲刷，而这场大洪峰已经来到。”

1989年春夏，这场洪峰为中国人增添了新的、难以愈合的伤痛。

后《河殇》时代，中国也终于驶入了发展快车道。但值得玩味的是，中国越发展，中国人对传统文明的批判越激烈，对西方文明的崇拜越执着。直到互联网时代最初降临的10年间，最初一批“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仍然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社会生态的强烈批判赢得喝彩的。

不夸张地说，《河殇》为代表的“文化反思”对中国人民族自信的“摧毁”，影响了整整三代人。

当90后开始加入这个社会的舆论场时，事情终于开始变化。

如果说近10年中国社会，最让《河殇》世代无法理解的现象，或许就是新一代中国青年人的强烈民族情绪和自信心了。正如不久前被赶出白宫的特朗普首席策略师史蒂芬·班农所说：

“中国年轻一代人太爱国了，基本已经是极端民族主义了。”

部分“公知”把这一现象归结于权力主导的“爱国主义洗脑”，恰恰再次暴露了自己的肤浅和偏见。实际上，90后对民族的自信、对国家未来的乐观，源自结结实实的人生经历。他们成长的20余年，堪称近200年来中国最好的时期：

• 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没有出现大规模动荡和全局性社会危机；

• 经济发展、市场繁荣，中国已经成功拥抱蓝色文明并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参与者；

• 文化蓬勃、后发先至，互联网让中国人与西方几乎同步进入信息时代，传统文化得到了接续和振兴；

• 科技跃升、比肩欧美，基因工程、生物制药、人工智能、深海探测、航空航天等尖端领域都有了中国人的一席之地；

• 社会安定、管理优化，贫困人口大幅降低、民众生活水平普遍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 外交开拓、交往密切，中国越来越多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重要作用，国际话语权分量明显加强。

……

走过弯路、受过屈辱，持续经受着西方国家的唱衰和“河殇”世代的嘲讽，中国人仍然取得了惊人发展成就，作为真正“生在红旗下、长在新时代”的90后，重拾民族自信、反感唱衰嘲讽，也就毫不奇怪了。

反过来说，如果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仍然对成就无动于衷、对前途悲观失望，毫无民族自尊自信可言，恐怕才是最值得忧心的吧。

从乾隆皇帝的盲目自信，到鸦片战争时中西优劣之辩论，再到甲午战败后的自信崩塌，再到《河殇》世代对民族文化的彻底否定，最后1990后年轻人重拾骄傲和自信，中国人经历的心路历程恰似一条“微笑曲线”。两百年间的荣辱悲喜，让这个世界上最深沉的民族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开放。

我向来对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讨论抱有敬意，对所谓“公知”群体也没有任何偏见。不过，部分“公知”们或许也该向年轻人们学一点朝气和锐气，进而增进一点民族自信心。或许我们走的路，并不是西方教科书中描绘的样子，但也绝不通向地狱和奴役的深渊。90后的年轻人或许比我们想象中更成熟、更深刻，他们深深懂得：

背负文明衰落的屈辱，中国人必将永远保持谦卑和进取；

面对新时代的生机与活力，大家更应敦实步伐、自信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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