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2月25日早晨，上山下乡到云南西双版纳水利兵团二团的上海知识青年经过十天的旅途颠簸，到达了水利二 38 38427 38 14939 0 0 2282 0 0:00:16 0:00:06 0:00:10 3026的所在地勐腊县。在县城广场，我第一次见到了负责将分到13连的知青接回连队的副指导员马振清，他早早的就等在广场上，看到一辆辆的卡车开进广场，就走上前来接收13连的知青。

       当年水利二团的正职干部都是现役军人，副职干部都是当地的地方干部。马振清是原勐腊县的地方干部，调到水利二团13连的任副指导员。当年的马振清30多岁，高颧骨，大脸盘，头发天然的卷毛，长年在亚热带的烈日暴晒下，从头到脚皮肤黝黑。他是汉族，模样又很象当地的少数民族。他人很瘦，又很有力。额头上很深的皱纹，仿佛诉说着他年轻时的艰辛。他上身永远是穿着一件褪色的蓝中山装，下面是一条松松垮垮，大裤脚管的旧裤子。我也见过他穿褪色到发白的旧军装，我猜想，他年轻时当过兵。老马双手臂和两腿上长满了黑毛，闲暇时喜欢用打火机点燃腿上的毛，当火苗舔着腿毛嗞嗞作响时将火用手拍灭，然后得意地对着你笑。老马平时不苟言笑，但真的笑的时候，不是那种高兴的大笑，而是那种得意的狡黠的眯着眼睛的笑。

       老马最爱的是他的一根用毛竹做的烟筒，长约80公分。烟筒中间挖一个小洞，插进一根空心的细小竹子，烟筒里放水，小竹子顶端插进一根香烟。用嘴对着烟筒口用力吸，烟通过水的过滤，到了喉咙里。你可以不停地咕噜噜地吸，非常过瘾。当地干部几乎都有这个爱好。但老马吸的烟几乎都是三毛钱一包的金沙江烟，或一毛八分一包的红樱枪烟。

       到连队的第二天，马振清带知青上山砍竹子，走到公路上，沈晓龙同学挥刀将路边的树砍了几刀，被老马看见了，一边大喊不要砍树一边走了过来，原来我们这条公路是战备公路，公路边的树是起遮隐保护作用的。由于路边树木的遮隐，敌方的飞机在上空不容易发现这条蜿蜒于高山峡谷中的公路。此后知青们都知道了路边的树不能砍。

      当年知青们都以班为单位，10个人住一间草房。厕所距离知青们住的草房还隔着一个操场。那是一个简陋的厕所，在一个草棚里挖一个坑，上面搁上几根木条，最令人忧心的是那几根木条还会动，蹲不稳的人得当心会不会掉下去。草棚的中间用竹篱笆和用茅草编的草排隔开就成了男女厕所。晚上知青们小便偷懒不肯跑厕所，黑漆漆的晚上也谁也不敢上厕所。男生们就在门口完成作业。一天晚上我擦着惺忪的眼睛起床走向门外去小便，听到有人起床下地，又有几个人也起床向门外走去。在门外几步处，几个人半睁着眼排成行，开始作业。猛然旁边大树上一声大喝，静谧的夜晚如炸雷一般，吓坏了我们几个人。原来老马藏身在树上，就是为了抓现行的。我们几个慌不择路抱头鼠窜地逃进房里，睡在床上动也不敢动。老马走到门口看看里面没有动静就离开了。我可以想象到老马必定是一幅得意的狡黠的笑容。以后是没人敢在门口小便了。

      3月正是西双版纳的旱季，少雨多风气候干燥。知青住的房屋除了屋梁外完全以茅草和毛竹搭建而成。屋顶是用山上的茅草编成草排，一层一层地盖在屋顶。四面墙壁则是将毛竹劈成一片片的竹片编成竹篱笆，通气透风又透光。

       3月13日正是星期日，。当天中午12点左右，天气炎热干燥，连队知青饭后都在宿舍午睡，因为天热，室外温度35度，全连的人饭后都在屋里休息，或午睡或整理自己的衣物。四周一片宁静，间或传来两边山上原始森林中的鸟叫声。谁也没有注意到老马的年约6岁的儿子小马屋后用火烧芭蕉花玩。因为房屋是依坡而建。屋后的地面离屋顶的草排只有1米左右的高度。火舌舔到了下垂的茅草，一阵风刮过，瞬间就烧上了房顶，干燥的天气，干燥的茅草，正所谓干柴烈火借助风势呼喇喇地烧了起来。

       我冲出门口向外一望立刻惊呆了，整个连队处于大火之中，人们都在往屋外的公路上跑，火被风从房屋的这一端烧到了另一端。

       我跑到公路上惊魂未定。公路上都站立着逃出来的知青，大家都呆呆地看着公路下面大火。有些女知青干脆蹲在地上哭了起来。突然有人在喊“:火里还有一个人”，顺着喊的人的手指的方向，果然看到操场上有一个人躺着，操场的四周都是火，这人肯定是想通过操场往公路的一条阶梯逃生，但在跑到操场上时被火薰昏了倒地。老马和一个外号叫外国人的知青将衣服包住头，奋力冲向操场，两人一个抱头，一个抱脚，硬是把人救了上来。被救上来的是我的中学同学王红扣，救到公路上时已经昏迷不醒，脚上的脚皮轻轻一拉就脱落下来。知青将王红扣放在小推车上送往团部卫生室，走到半路王红扣就咽气了。

       火后余烟未尽，知青们在灰烬里翻找着尚未被烧坏的东西，还有什么未被烧坏呢，我的一个放在桌上盛着半脸盆水的钢精脸盆都烧坏了。老马颓丧地坐在地上，满脸胡茬，仿佛一下子衰老了许多。祸是他儿子闯的，还烧死了人。火灾后老马党内受处分，儿子也马上送回老马的老家。

左四为金金

      几十年后我们说起了这场火灾，已是上海科技大学的教师，连队知青金金说，“ 老马带着小马，老马是当爹又当妈的，很辛苦的。小马长得精瘦，很帅，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梁，挺引人喜欢，挺引人心疼的模样，当然也有点调皮。想想老马的孩子也是够苦的，没有什么好吃的，跟着我们“大哥哥、大姐姐”们，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他烧芭蕉心，是好玩也是为了吃，那个童子不贪吃呢？！那个童子不贪玩呢？！谁能料到酿成大祸！火烧“连营”！小马一定吓坏了！我们知青见到如此大火，只是逃、叫，然后就是哭、哭、哭！而那时的小马一定是呆呆的，吓坏了！”

       1970年我18岁，在十三连任连部事务员。一天下午，连队副指导员马振清带上我和连部的通信员一起进山砍毛竹，山上盛产野生的毛竹，和我们这儿常见的毛竹不同，长出来的竹笋都是苦味的，必须放在水里浸上几天，去除苦味。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在茂密的山林中穿行了一个小时后，我们找到了一大片竹林，而且这片竹林不是山上常见的苦味毛竹，是傣族通常种在村寨周围的凤尾竹，傣族村民最喜欢将凤尾竹的竹笋削片后浸在小溪中，上面压上石块，直至竹笋变酸。酸笋汤是傣族的最爱。

       在砍竹子前，马副指说要挖一颗竹子带回去种在连队的操场边。挖竹子前，马副指先要砍掉竹子的竹稍部分，他象猴子一样几下就爬到了竹子的顶端，挥起钢刀，一刀就把竹稍砍断，砍断的竹稍直直地往下栽去，而我此时正好站在竹子的下面。正抬头看马副指砍竹稍。竹稍被钢刀砍断的斜面下落的方向正对着我的脑袋中央。我站立的地方四周都是竹子，很难躲闪。我让了一下，竹稍擦着我的头发，重重的栽到地上。我和死神擦肩而过。我还没有转过神来，马副指已经从竹子上滑了下来，紧张地摸着我的头问我，没伤着吧。我回答他没伤着，他才放下心来。

       接下来就是砍竹子，3人砍了几十根，天也有些暗下来了。下面的事就是想办法把这些砍下来的竹子运到山下的路边，到明天让连队的人来把这些竹子扛回连队。3人作了分工，马副指站在山顶，负责将竹子顺着山涧往山下丢，竹子就在山涧的石头上跳跃着滑下去，通信员站在半山腰，接应从山顶上滑下来的竹子，我站在山脚下，负责将竹子拉到路边堆整齐。天色一点一点地暗下来，我的肚子也越来越饿，黑黝黝的山影也越来越模糊，我的心也越来越害怕，趁着还能看清回去的路，赶快走回去，我朝山上喊了一声：“我回去了”，也不管他们俩人是否听见，拔腿就往回跑。

        回到连队，摸到伙房吃过饭后，打了一盆水擦了身后就和几个同学打起扑克牌。打得正起劲时通信员找上门来，“好你个陈志强，回来也不说一声，害得我们到处找，马副指导员还在山上找你呢，我现在还得跑回去告诉他你已经回来了”。说完又往山里跑去。我还是打我的牌，但自此以后，马副指对我就有点恼怒了。

        50年代老马是勐腊县民族工作队的队长。在当地有些名气。据说还只身潜伏到国境外刺探敌特的情报。六七十年代，国境线外面的敌特活动还是很嚣张的。边境地带的干部群众的警惕性都是很高的。在13连2公里处的路边，有一座傣族人建的简易高脚竹楼，是白天来往傣竹群众休息烧饭睡觉的地方。有一天我和老马经过竹楼，老马看见竹楼下有一点干的粪便，上面有一张对折的擦屁股的纸，老马竟然会拿小树枝拨开便纸，查看是否有敌特传递的情报。除了老马，这种事真的是没人会做的。

        连队知青除了每天无休止的劳动外，还经常要开大大小小的会议。每周日的晚上，晚饭后都要开班务会，会上每个人都必须发言。先由班排长总结一周来的劳动工作情况，然后知青依次谈自己一周来的工作表现，着重谈个人的不足之处。实际上每个人谈自己时都是轻描淡写的。

        开班务会时，发言的人照例要先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有一次在30人的后勤排务会上，轮到我发言，照例我要先背上一段伟人的语录：“最高指示，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话出口后我自己也惊呆了，我怎么将林彪的语录当成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了。林彪当时是个阴谋谋害毛主席的大坏蛋啊。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呆了，会场一片寂静，那天后勤排是在操场上坐在小板凳围成一个圈开会。天上皎洁的月光洒落在操场上，而我却恨不得月亮立时钻到云层里，恨不得在黑暗中有个洞让我钻进去。那天连队马副指导员也列席了后勤排的会议。这个马副指导员平时是经常喜欢捉弄我的，但这天他也知道我是口误，他好像没有听见我说错话似的，对着大家说，下面一个继续发言。一场政治危机过去了，没有人趁机落井下石，上来痛打落水狗。以后我对马副指导员的印象也大为改观。

      当年连队没有菜吃成了大问题，老马带领蔬菜班的女知青在连队附近的山坳开垦荒地，种上了青菜。部分地解决了知青吃菜难的问题。

        1974年10月我调离了连队。75年水利二团解散，全团知青并入到当地农场。军队干部都回到原来的部队。地方干部也都回到县上，重新安排工作。老马也在勐腊县的某个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我在瑶山上工作，也五年没有见到过老马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马是在79年初，农场知青正在闹着回城，我在县委大院的门口遇上了老马，我和他谈起了知青回城的事，他不置可否。我知道老马的思想不容易转弯，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提出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怎么现在又要改变了。哪天他的儿子也下到农村去，干个十年劳动，他就会理解知青了。寒暄了一会儿，我离开了老马。79年10月我也离开了云南。

     至此一别我再也没有见过老马，也没有他的音讯了。听去年回西双版纳的知青说，老马已离开人世了。

        老马在当地的干部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们思想和生活都很简朴，对党忠诚，热爱边疆。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边疆的人民。在水利兵团，他们和知青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关心知青的生活，培养知青干部。五年的连队生活和劳动，他们也老了累了，身体也垮了。知青没有也不会忘记当年的马副指导员。

      再用金金的话作结尾，“老马是个地方干部，与我们知青共同生活了几年，也吃苦了几年，虽然与我们年纪相差不大，也算是我们“父辈”的一代！要说我们知青苦，连队“首长”更苦。那是个生活干枯、思维干枯的年、文化干枯的年代啊！一代又一代的先辈就这么生活着，走出了大山，又回到大山，生生不息在边疆山村， 每一个与我们工作过的人都值得怀念。”

   我写下这篇回忆文章，作为对老马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