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华说印度(32)：中印友好的丰碑——印度援华医疗队（中）

（续前：中印友好的丰碑——印度援华医疗队（上））

1938年9月1日，载着印度援华医疗队的英国邮轮“拉吉普塔纳”号缓缓驶出了孟买港。欢送人群中响起的中国人的合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久久回荡在援华医疗队成员的耳边。

9月4日，邮轮在斯里兰卡科隆坡短暂停留，印度援华医疗队受到当地华侨和印侨的热烈欢迎。

9月9日，邮轮抵达新加坡，医疗队也受到当地华侨和印侨的热烈欢迎。此时，当医疗队再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旋律，他们已经不再陌生。

9月13日，邮轮航行在中国南海，远处海面出现了一支日本的航母编队，包括几艘航空母舰，一些战列舰和驱逐舰。让医疗队的成员首次感受到了战争气息的迫近。

9月14日，邮轮在台风中抵达了香港。尽管天气恶劣，但是医疗队依然受到了当地中国人和印度人的热烈欢迎，其中不乏部长和其他重要官员。

在从印度到中国的航行期间，柯棣华一直在向同船从英国返回中国的桥梁工程师王先生学习中文，巴苏华则在阅读爱德华从英国购买的书籍——《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他们都在认真的为在中国即将展开的工作而准备着。异常巧合的是，9月16日，援华医疗队在香港的餐厅竟意外的遇到了《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红星照耀中国》，斯诺在延安为毛主席拍摄的标准像，斯诺在延安的照片）

1938年9月17日，印度援华医疗队从香港乘坐“佛山号”蒸汽渡轮抵达了广州。宋庆龄女士和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后成为少数几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之一，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2005年病逝后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亲自登船迎接医疗队。

此时的广州，也处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危险中。南京已经于1937年12月13日被日军占领，广州此时已经遭到日军的狂轰滥炸，印度援华医疗队看到倒塌的房屋和医院里受伤的群众，无不对日本侵略者愤慨万分。

9月18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参拜了黄花岗72烈士墓，孙中山纪念堂，并观看了纪念九一八事变广州群众大游行，而他们熟悉的宋庆龄女士则走在最前面。

（印度援华医疗队观看纪念九一八广州大游行）

9月21日，在广州市长举行的招待宴会上。巴苏华正好坐在宋庆龄的身边，期间，巴苏华悄悄的向宋庆龄表示，希望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抗日前线工作，宋庆龄非常高兴的表达了赞许，并低声告诉巴苏华，他们将会在长沙或者武汉见到史沫特莱，而她将会安排援华医疗队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在武汉见面。

9月23日，印度援华医疗队从广州出发前往长沙。（10月21日，日军占领了广州。）

9月25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了长沙，在此遇到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会会长林可胜先生。林可胜的父亲是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林文庆，他本身也是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后来又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林可胜先生曾参加印度远征军在法国参战。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林可胜临危受命，于1937年7月被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干事兼总会救护总队长，1937年10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遂于在武汉成立，1938年5月，台儿庄会战后，武汉吃紧，红会救护总队不得不撤退到长沙，1938年11月6日又向西迁至300公里以外的祁阳，而印度援华医疗队正巧在此时和林可胜相遇，在此及以后，都得到了林可胜重要的帮助。当爱德华和巴苏华向林可胜表达了想去八路军的前线工作的意向之时，林可胜并没有表态，但是当印度援华医疗队9月28日从长沙出发的时候，林可胜告诉医疗队，他已经给在武汉的好朋友——史沫特莱发去了电报，她会在武汉帮助他们。

（与印度援华医疗队有缘的爱泼斯坦（左）、史沫特莱（中），林可胜（右））

让我比较惊讶的是，印度援华医疗队在长沙居然遇见了了从我家乡，江苏淮安，出发的“新安旅行团”的小朋友们。援华医疗队对这些9~15岁的小朋友，行走了1100公里，宣传抗日救亡的壮举感到不可思议。原本是新安旅行团采访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活动，变成了印度援华医疗队采访新安旅行团的活动。

（1937年12月，新安旅行团在陇东平凉）

9月29日至30日，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分乘几辆卡车分别抵达汉口。30日晚，八路军驻武汉代表处在四川饭店为医疗队举办了欢迎晚宴，叶剑英、凯丰、董必武、王炳南等同志参加了晚宴。晚宴在世界各国语言的歌曲的接力演唱中达到了高潮。

10月1日，印度援华医疗队访问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与叶剑英、凯丰、李克农等同志合影，并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同用了难忘的官兵一致的“八分钱”工作午餐。在这里，印度援华医疗队再次听到了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让一向趋于保守、曾对共产主义比较反感的卓克华也深受感染，紧紧的抱住一名15岁的八路军小战士激动不已。

（1938年10月1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合影。叶剑英（后排中）、李克农（后左二）、凯丰（后右一）。前排左起木克华、柯棣华、爱德华、卓克华、巴苏华）

10月7日，印度援华医疗队终于见到了他们神往已久的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对医疗队表示了欢迎，并很高兴知晓医疗队希望到八路军战斗的北方地区工作的意愿，但是周恩来建议，为了统一战线的需要，希望医疗队先在国民党地区工作一段时间。

（周恩来在武汉接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绘画）

由于国民党的无能，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断进攻，国民党军队在不断的后退，很快武汉也要保不住了。10月17日，印度援华医疗队被迫转移，向宜昌撤退。（10月25日，武汉沦陷）

10月22日，医疗队收到了广州沦陷的消息，这让对广州留下深刻印象的印度医疗队是个晴天霹雳，大家对国民党军队的软弱无力和士气消沉非常不满，相比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所见所闻，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也更加坚定了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方地区进行工作的决心。甚至曾经最不情愿的卓克华大夫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认真读起了《红星照耀中国》，并对巴苏华说：“我也是一名共产主义者了！”

为了适应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前线的工作，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全体成员接受了在武汉时史沫特莱的建议，不分年龄在宜昌开始了每日体能训练，目标为达到八路军在粮食不足和简便行装的条件下，在黑暗和山路情况下至少每日行军60华里。

11月17日，援华医疗队登上了汽轮，继续向重庆撤退，21日，抵达重庆。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院长暨中印文化协会的谭云山先生、佛教协会主席暨世界佛教大学创始人的太虚大师，以及蒋介石的代表等欢迎了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到来。

重庆国民党政府给印度援华医疗队提供了优厚的生活待遇，安排了一个接一个的招待会，但是就是不安排医疗队去前线从事医疗救护工作，让援华医疗队感到来到重庆不是为了抗日救护工作，而变成了旅游，援华医疗队的作用也更像是宣传的花瓶。这都让医疗队的队员们闲的发慌，焦虑不安。每当医疗队向国民党官员提出去八路军的前线工作之时，得到的总是沉默、回避、以及闷闷不乐的态度。唯一的例外是在12月6日碰到国民党政府孔祥熙内阁卫生署署长颜福庆（1915年中华医学会创会会长）之时，得到了难得的肯定态度。颜福庆是国民党政府高层中唯一一个支持印度援华医疗队前往延安的人。

然而，前往延安工作的想法惹怒了国民党政府。12月29日，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在其办公室亲自对印度援华医疗队威逼利诱，医疗队队员依然不为所动。12月31日，在新年前夕宋美龄举办的慈善晚会上，医疗队不仅“被迫”购买门票，宋美龄对他们也是视而不见。这让领略过一身正气、忧国忧民的宋庆龄女士的医疗队成员，对眼前这位宋庆龄女士的妹妹、高贵的第一夫人，在国家危机存亡之时、人民水生火热之际，却依然惺惺作态的奢谈“新生活运动”，感到极大的反差。援华医疗队对这种战争期间中上层社会的奢靡行径和荒诞闹剧感到极度恶心。1月8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安排接见援华医疗队，居然见面不到5分钟何应钦就非常失礼的结束了会面。然而，这一切都更加坚定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前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工作的决心。

终于，历经重重困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协助下，1939年1月22日，印度援华医疗队终于兴奋的坐进了从印度带来的救护车和卡车，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