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45 | 美国力推反卫星试验禁令：负责行为还是别有用心

一、美国倡议的主要内容

（二）寻求建立“负责任太空行为”的国际规则

哈里斯称：“美国将继续成为领导者，以建立、推进和展示负责任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规范。”她强调，产生碎片的反卫星试验是“鲁莽的”和“不负责任的”，[11]该表述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2021年7月发布的备忘录[12]及英国的“外空负责任行为新倡议”[13]一脉相承，对反卫星试验行为进行了伦理层面的定性与批评。

显然，美国并不满足于国家层面的克制，哈里斯的范登堡演讲正好选在联合国开放式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前，旨在为寻求国际共识积极造势。9月，哈里斯宣布，美国打算向联合国大会第77届会议的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提交决议草案，呼吁所有国家承诺不进行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14]决议最终获得154票赞成，8票反对，10票弃权，美国的外交努力初见成效。

（三）限制禁令范围

美国的相关官方材料均仅强调禁止直升式反卫星的试验行为，[15]其他破坏性试验——如共轨式反卫星试验未受限制。同时，提议既不涉及非动能反卫星手段，也没有讨论反卫星武器的生产、研发、部署和实战应用，且完全基于各国的自愿参与。因此，该提议存在适用范围与法律效力方面的局限性，对反卫星武器的开发和使用不构成实质性阻碍。

（四）指责中俄等竞争对手

2021年11月，俄罗斯进行了直升式反卫星试验，摧毁了一颗现已失效的苏联时代的卫星。[16]在同年12月的美国国家空间委员会会议上，哈里斯对俄罗斯的反卫星试验行为进行批判，并在2022年的范登堡演讲中再次提及，一同受指责的还有中国在2007年进行的直升式反卫星试验。然而，哈里斯并未提及美国及其盟友印度进行的反卫星试验。

二、负责行为还是别有用心

拜登政府的克制声明和外交努力获得了美国盟友声援。截至2022年11月，加拿大、新西兰、德国、日本、英国、韩国、澳大利亚和瑞士先后对美国的提案进行肯定，并做出相同承诺。[17]支持者认为，美国对直升式反卫星试验禁令的推动是负责任行为，有利于太空安全[18]，理由包括：

第一，此类试验产生的碎片会威胁太空环境的可持续性。研究表明，在一定空间区域内，当碎片产生的速度快于其脱离轨道所需的时间时，该区域内碎片密度就会上升，而碎片数量足够多时，即便是轻微的碰撞（比如卫星偏离轨道）也会引起一系列连锁碰撞，即“凯斯勒症候”（也称碰撞级联效应），[19]届时安全的太空行动将难以得到保证。目前，在太空进行的反卫星试验已产生6300多块空间碎片，近4400块仍然在轨。[20]因此，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对于可持续利用太空至关重要。

第二，试验行为带来的险情和预警会增加国家间沟通失误和误解、误判的风险。试验产生的碎片会无差别威胁太空中航天器的安全，碰撞事故、卫星通信中断等情况都可能挑起外交争端。在国家间关系紧张时，反卫星试验很可能被认为是对方准备发动攻击的危险信号，从而导致冲突爆发或升级。

第三，美国带头进行克制和宣传，有助于推动太空规范的完善。1967年《外空条约》第四条虽禁止各国在环地球轨道放置或部署“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没有明确禁止蓄意攻击卫星或进行反卫星武器试验。[21]安全世界基金会战略伙伴关系和沟通主管丹尼尔·波拉斯（Daniel Porras）赞扬了美国的倡议，他表示，“美国正在以身作则”，其行为 “对于提高太空安全和安保方面意义重大，希望世界其他地方也能这么看。”[22]

然而，波拉斯的赞美并未揭示美国辞令下的权力与利益图谋。质疑观点如下：

在太空力量方面，美国早已具备强大的导弹防御能力，无需再进行破坏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23]同时还具备出色的电子战和太空感知能力（见表1）。因此美国的提议于己无碍，反而有助于保障其在太空的领先优势，强化其太空控制能力。

表1 美国反太空能力估计（2022）

资料来源：Brian Weeden and Victoria Samson, eds., Global Counterspace Capabilities: An Open Source Assessment, Secure World Foundation, 2022, p.13.

在战略意图方面，美国借国家安全和发展太空威慑为由，持续推进太空军事化进程。美国将太空视为作战域，成立太空部队，恢复太空司令部，增加其军事太空系统的支出——在拜登政府的2023财年预算请求中，美国军事太空能力经费增长创下新高（24.5亿美元）。[24]这些政策表现严重削弱其倡议的诚意。

从倡议侧重来看，有观点认为，美国的倡议主要强调和平利用外空过程中的安全风险（safety risks），而不是直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等安保问题（security issues），而后者才是外空安全的根本关切。因此，美方倡议的根本目的在于以安全关切淡化其军事威胁，规避实质性约束的军控机制，进而维护其太空霸权。

最后，对太空行为“负责任/不负责任”的区分本身也存在政治色彩浓厚，强化道德指摘，识别分歧显著等争议，很可能将讨论外空事宜的国际平台推向大行“污名化”的“政治游戏场”。[25]此外，美国是第一个进行直升式反卫星试验的国家，而且率先两次使用直升式反卫星摧毁卫星，[26]有长时间“不负责任”的“前科”，导致一些国家对其承诺和呼吁缺乏信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逐利用心”与“治理担责”构成了美国行动的双重动机，总体上利益盘算大于治理诚意，外交取巧大于实际功效。美国从太空安全风险管控入手，以新成立的开放式工作组为舞台，通过谨慎、巧妙的议题选择与外交话语，将垄断并扩大太空控制能力、联合盟友打压中俄、争夺外空国际规范话语权等利益追求嵌入禁止直升式反卫星试验的倡议之中。

三、思考与启示

开放式工作组的第三和第四期会议将于2023年进行，各国的观点交锋未完待续。根据现有的提议内容与争议观点，笔者总结了四点启示：

首先，美国“逐利+负责”的双重动机与策略选择实际牵动了太空治理和军备控制的交汇神经，必然引起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般风险与重大安全、合作治理与大国竞争的激烈交锋。从规范性倡议开始是美国实施其太空安全战略的“快赢”策略，美国将以此作为未来更复杂的安全讨论与规则制定的开端，[27]借环境安全关切淡化其太空军事力量的安保威胁，争取规则制定和运用的主导权。

其次，该举措是美国巩固和扩大其太空霸权的组成部分，对中国的战略自主与外交工作造成负面影响。“负责任行为”的概念和划分依据实际上成为美国引导外空安全规范制定的工具，在多边场合中制造争端，不利于国家间治理共识的形成。 

再次，该举措对中国并非只有消极影响，或推动中国思考自身方案。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四点思考：

（1）禁止直升式反卫星试验对中国没有硬实力层面的制衡作用，在实际选择中，中美双方均保留一定操作空间。但该倡议在国际舆论层面的对华施压需要中国展现外交智慧，既不能等闲视之，也不宜过度反应。

（2）在预防太空碎片方面，中美存在共同利益。在《2021中国的航天》白皮书中，中国对于深空探测、培育壮大空间应用产业、太空环境治理都有进一步的拓展计划；[28]“天宫空间站”也即将建成。中国需要外空安全治理以保护太空军事、商业和民用资产，区别在于谁来提、怎么提，这一路径分歧才是中美外交博弈的重心。

（3）在太空中，中美都需要在战略进攻能力方面进行克制。[29]这是由双方迅速发展的太空能力与太空不平衡的进攻—防御成本决定的。

（4）中俄对美方倡议采取了一致的反对立场，但俄罗斯的太空力量实际处于衰落中，且在反卫星方面展现出过多的进攻性。笔者认为，中俄对太空的依赖程度并不对称，合作之余，中国也应适当凸显自身太空利益诉求，更加积极主动地提供保障国家安全又兼顾国际形象的建设性方案。

最后，激烈的争议体现出大国关系的脆弱性。美方急于在论争中针对和打压中俄，后者也回以激烈驳斥，结果只能是大国间的互不合作、渐行渐远。考虑到太空安全的国际治理刻不容缓，各方都需要冷静审议相关提议的实际价值与改进方向，呼唤更多国家的积极参与，努力摆脱大国之间的太空安全困境，建立太空治理的共识与信心。

编：闫咏琪

审：孙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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