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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家精神丨朱兆良:为求双赢的“氮组长”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是国家科学技术界和工程科技界的最高学术机构,两院院士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江苏自古崇文重教、英才辈出,在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在苏工作的院士群星闪耀、灿若星河,他们是江苏的骄傲与荣耀,他们的精神已成为引领江苏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科学少年社特别推出“弘扬科学家精神”专栏,展示在苏工作院士的光辉事迹,展现他们艰苦探索、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爱党、爱国、爱真理的理念情怀,以科学家精神激励青少年成长,让科学精神薪火相传、代代相继。

朱兆良

为求双赢的“氮组长”


 朱兆良,土壤农业化学家。1932年8月生,浙江奉化人。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化学系,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江苏省委会主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国际土壤学会水稻土肥力组主席。为我国土壤氮素研究及氮肥的有效施用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陈嘉庚农业科学奖,以及中科院和江苏省10余项成果奖,1988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主编出版学术专著3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朱兆良,我国著名土壤植物营养专家,土壤氮素转化与管理研究的拓荒者和学科带头人。从事土壤植物营养研究60多年来,朱兆良始终秉持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潜心研究、解决农业实际问题。他并不遗余力促进国际合作,又高瞻远瞩,带动我国土壤氮素研究向纵深发展,并开辟了新领域。


从小树立报国志


早年,朱兆良的爷爷从浙江奉化来到青岛干长工、做雇农,他父亲11岁时也去了青岛,在堂叔的裁缝铺当学徒,后来就在青岛扎了根。


青岛被日本人占领后,朱兆良的小学生涯一直在敌占区。小时候朱兆良感受最深的就是不能当亡国奴。他从小就认识到,只有国家强盛才能不挨打不受欺辱,人要有“本事”才能立足社会。


1949年,在哥哥的引导下,朱兆良报考了山东大学农学院水产加工系,结果被录取到农艺系。原有的化学兴趣,加上强烈的实业报国理想,朱兆良总觉着所学专业与自己志向背道而驰,但也顺利完成了一年级的学业。二年级时经院和系领导同意,他如愿转到理学院化学系,由此也开启了系统学习化学的生涯。


一波三折定终身


1953年,朱兆良从山东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进入南京土壤研究所工作。最初,他想自己是学化学的,却要搞土壤研究,心里感觉别扭,甚至还想着换单位。后来得到李庆逵和于天仁两位老师的引导,在他们的帮助和周围环境的熏陶下,朱兆良在学术上慢慢成长,但仍没有完全认同自己的研究对象。


1958年去农村蹲点,是朱兆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当时中科院号召农业研究人员要到农村蹲点,向农民学习。朱兆良被安排在常熟的农村蹲点。在劳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他看到了学科发展前途,了解了农业的重要性,认识到自己工作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明白了搞土壤研究也可以为国家发展做贡献,这与自己实业救国的思想相吻合,内心深处也就认同了自己的工作。接触了农业生产,朱兆良才知道所学专业的实际意义,开始从化学理论方面转到土壤植物营养研究,努力为农业生产发展做贡献。他的专业思想也是在这期间树立的。1960年起,朱兆良担任“氮组”组长,从此他的名字就与“氮”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经历什么事情朱兆良都坚持潜心于自己的研究,不断开拓研究领域,从而逐渐成为我国土壤氮素学科带头人。在李庆逵学术思想引导下,他始终认为:土壤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应主要围绕国家经济建设、农业发展的需要来搞研究;既要强调理论研究,也要强调应用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因发挥理论专长,从基础理论方面来研究解决生产发展中提出的问题,既要有理论深度,又要有应用前景。就这样,朱兆良一直走过半个世纪。


厚积薄发促合作

其实在农村蹲点期间,朱兆良就看到农民为追求高产盲目过量施用氮肥,造成农作物遭受病虫害和倒伏危害。这引起他对合理施用氮肥问题的思考,并逐渐对研究土壤氮素产生了兴趣。因此,学科发展和个人兴趣就有机结合起来了。从此朱兆良带领团队在土壤所氮组这条路上,以任务带学科模式全方面、多层次开展氮素研究工作。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朱兆良就在阅读国外研究成果和调研学习国内农民施肥原则的基础上,从供应容量、供应强度和持续时间三个方面理解了土壤氮素的供应状况。


1979年10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东南亚季风区氮素循环学术会议”是他初次展现我国土壤氮素研究实力的国际舞台。在此次学术会议上,朱兆良做了题为“中国江苏苏州稻田中氮素循环和氮肥去向”的报告,首次展示了中国土壤氮素研究的水平和实力,引起国外参会人员的重视。


1986年6月,在河南封丘田间安装调试观测稻田氨挥发设备。(左一朱兆良,左二Jeff Simpson ,左三赵其国,左四谢建昌)


朱兆良认为,我国氮素方面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作为学科建设,也需要有一个长远发展规划。他把农田生态系统中氮素的转化和迁移的研究,与我国农业中的氮素科学管理问题相结合,并作为自己工作的中心。朱兆良善于通过解决实际问题促进氮素研究,也善于利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增强我国影响力。1987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尿素肥料会上,朱兆良做了题为“中国作物生产中尿素的效用”的报告,受到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1990年,他应邀在国际土壤学大会分组会议上做“稻田的氮肥管理与氮素转化的关系”的报告,受到会议主持人、当时国际水稻所首席科学家的高度赞誉。


朱兆良一次次在国际舞台上做学术报告,既提升了我国土壤氮素研究工作的国际地位,又促进了与国外的合作。在他的努力和积极争取下,2004年10月,第3次国际氮素大会在南京召开,会上签订了《南京宣言》。这次大会的召开,进一步加快了我国在土壤氮素研究领域与国外合作的步伐。


▲2004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第3次国际氮素大会上签署《南京宣言》。



呕心沥血挣双赢


国外研究表明,除改良品种、发展灌溉排水和农药等技术措施外,使用化学肥料特别是氮肥,是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的同时,氮肥施用量也在逐年增加,近几年来氮肥施用总量已高达全球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氮肥的大量施用导致农田氮损失,这对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


作为学科带头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朱兆良就已经开始关注水稻田中氮肥的去向和氮肥损失途径的定量评价研究,并进一步关注到稻田中温室气体氧化亚氮的排放问题。在农业高产栽培技术中,首先应关注的是如何确定氮肥的适宜施用量问题。在高产地区确定适宜施氮量是保证粮食产量和减少环境污染的第一要务。


1982年至1985年,朱兆良和同事对太湖地区单季晚稻进行了“水稻产量———氮肥施用量关系”的小区试验网工作,所确定的施氮量远远低于当地农民施用的氮肥量。2003年至2004年,他再次在太湖地区进行氮肥施用量的水稻田间试验网工作。在两次试验的基础上,他提出以区域平均适宜施氮量为宏观控制基础,结合田块具体情况进行微调的推荐方法。这一方法确定的施氮量既能够保证粮食产量,又能不误农时、降低农民生产成本,还能减少环境污染,达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朱兆良院士(左二)在封丘长期试验田给小组成员讲解试验情况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农业污染源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作为土壤氮素专家的朱兆良,也深知在粮食安全压力下,施用太多化肥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


为全面掌握我国农业污染现状,2003年,70多岁的他以中方组长身份参加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启动的“中国种植业的非点源污染控制对策研究”项目,和与会中外专家一起全面研究了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并找出原因。在借鉴国外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经验基础上,朱兆良结合我国国情,从政策建议、环境立法和技术体系三个层面阐述控制和治理农业污染问题。

-END-

文/秦绪同

来源:《江苏院士风采录》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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