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借阅记录和巴塔耶传记作者Michel Surya的说法，我们可以知道，巴塔耶大约于1920年代，在俄国流亡哲学家舍斯托夫的介绍下开始接触尼采思想，并于1922年借阅了由H.Albert翻译的《善恶的彼岸》。 

巴塔耶是法国最早开始就纳粹问题而为尼采翻案的知识分子之一，其关于尼采的一系列文章均收录于十二卷的法文版巴塔耶全集。其中篇幅最大的是《论尼采》（Sur Nietzsche），系二战期间写就的《无神学大全》三卷的最后一部，另两部为《内在体验》（已有两版中文译本）和《有罪者》（Le Coupable）。 

《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为《论尼采》附录部分中的一篇文章（另外几篇的标题为《尼采的内在体验》、《内在体验与禅宗》、《回萨特》、《虚无、超越性、内在性》、《超现实主义与超越性》），脱胎于1944年10月20日发表于《斗争》（Combat）上一篇名为《尼采是法西斯主义者吗？》的文章。

巴塔耶在此文中试图描绘尼采思想的轮廓，并由此指出尼采和马克思在政治构想上的本质差异：尼采要提供的是一种在奴役和至尊的框架下展开的关于“整体的人”的政治，其基础不在于通常被解读为求统治的权力意志，而在于对一切既往价值的粉碎和对未来的敞开（因此，《论尼采》的副标题为“机运意志”）。正是基于这一点，巴塔耶从根本上瓦解了对尼采的法西斯式解读，因为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的基础恰恰在于对国家的预设。

巴塔耶在《至尊性》中提到，“至尊性”（la souveraineté）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主权”。这并非因为至尊性无关政治，而是说它是一种在主权之外的政治，是对从古希腊（根据，斯科特，甚至可以从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国家形态苏美尔文明开始算起）到启蒙之后的一切以国家、主权为前提或旨归的西方政治思想的废除，这是“原始人"的耗费与馈赠的政治，是Pierre Clastres所说的政治人类学的开始。因而，我们得以理解，巴塔耶为何会在讨论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的时候对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作出了肯定的表述。无政府主义，在巴塔耶看来，乃是同西班牙斗牛同样辉煌和伟大的冒险与游戏。

成家桢

复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联合培养哲学博士在读

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

文/ 乔治·巴塔耶

译/ Nowhereman

选译自

Georges Bataill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6：Sur Nietzsche

Gallimard，1973

尼采攻击了理念论的道德。他嘲笑了良善和怜悯，揭露了隐藏在人道感觉下的虚伪和娘娘腔。和蒲鲁东、马克思一样，他肯定了战争的益处。同当时的政党分道扬镳的尼采最终表明了自己的“世界主人”的贵族原则。他赞扬了美和身体力量，对冒险和骚动的生命青睐有加。这些明确的价值判断同自由观念论相反，招致了法西斯主义者对其的占有，也使得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尼采身上看到了希特勒的先驱。

尼采预感到这样一个时代的临近：反暴力的旧有限制被克服了，真实的力量在无限丰富的冲突中相遇，每种现有价值都在物质上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想象着其严酷性超出了极限的战争时期的宿命，尼采并不希望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地躲避它，也不希望考验超出人类的力量。这些灾难在他看来要比资产阶级生活和道德专家的群畜般的至福所具有的一潭死水和谎言更可取。尼采从原则上提出：如果人类有一个真正的价值，而既有的道德、传统的观念论的条款却都反对这个价值的到来，那么生命就会动摇既有的道德。同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知道，反对革命暴力的道德偏见会在一种杰出的价值（无产阶级的解放）前衰落。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价值，尼采所肯定的价值依然具有普遍的特征：他所希望的解放不是一个阶级的解放，而是人类生命在其最优秀代表的身上，相对于过去的道德奴役的解放。尼采梦想着一个不再逃避悲剧宿命，而是热爱宿命，完全自愿承担这一宿命的人，这个人不再自欺欺人，并超越了社会的奴役。这种人不同于当下的人，后一种人往往和一种功能混淆一气，他们只是人类可能性中的一小部分：简言之，这是整体的人（l'homme entier），从限制我们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这种自由的、至尊的人在现代人和超人的中途，尼采不想对他们作出定义。他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人们不能定义一个自由的东西。没有什么比限制这尚未存在者更加徒劳的了：我们应当希望他到来，希望未来，也就是首先承认不被过去所限制，成为对已知之物的克服的未来所具有的权利。出于这一未来优于过去的原则，尼采乃是生命以死亡之名、以反动和幻梦之名所厌恶的那种东西的陌路人。在法西斯反动派或其他人的观念，和尼采的观念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差异：一种彻底的不可兼容性。尼采拒绝限制未来，那是他赋予了一切权利的对象，是他借助模糊且矛盾的暗示所提到的东西，这招致了混淆的泛滥：赋予尼采某种能够根据选举政治而可揣度的意图，认为他谈论了“世界之主”是徒劳无益的。问题在于他偶然提到可能性的部分。这个至尊之人是尼采欲望其爆发的对象，尼采矛盾地想象着他：有时是富足的，有时则比一个工人更贫瘠，有时是有力的，有时则是受困的。尼采要求这个人具有承受一切的品德，就像他承认这个人有权僭越规范一样。此外，尼采从原则上区分了至尊之人（l'homme souveraine）和掌权之人（l'homme au pouvoir）。他没有作出任何限制，只是尽可能地描述了一片充满可能性的场域。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不得不定义尼采主义，那么，纠缠于其学说中赋予生命以反对观念论的权利的部分是没有意义的。拒绝传统道德是马克思主义、尼采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所共有的特点。只有生命以其之名肯定其主要权利的价值才是重要的。一有这种判断的原则，那同种族主义价值联系起来的尼采的价值就整个处在了对立面。

——尼采的第一步来自于对古希腊人，这所有时代中智识上最优秀的人的崇敬。尼采认为一切都服从于文化，而第三帝国的弱化版文化却以军国力量为目的。

——尼采作品的最具意义的特征之一即颂扬酒神价值，也就是颂扬迷醉和无限热情的价值。如果罗森博格（Rosenberg）在《20世纪的神话》中揭露了狄奥尼索斯崇拜的非雅利安特征的话，那这并非偶然！......尽管这些倾向很快就被压抑，种族主义也只承认了士兵的价值：“青年需要体育场，而非神圣的森林”，希特勒宣称。

——我已经说了过去和未来的对立。尼采以怪异的方式把自己叫做“未来的孩子”（l'enfant de l’avenir）。他把这个名字本身同其无祖国的经历联系了起来。实际上，祖国是我们身上的过去，希特勒主义正是在这个唯一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它没有产生任何的新价值。对于肯定了德国人面对世界时的粗野的尼采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陌生的了。

——国家社会主义在张伯伦（Chamberlain）之前的两位官方先驱是尼采的同辈：瓦格纳和保尔·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尼采得到了宣传机器的赏识和突出，但第三帝国并没有把他当作自己的老师之一。尼采曾是瓦格纳的好友，但他们分道扬镳了，因为尼采对瓦格纳的厌法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感到恶心。至于泛日尔曼主义者拉加德，一篇文章就足以消除我们的疑虑。尼采对泰奥多尔·弗里奇（Théodore Fritsch）写道：“要是您知道我在过去的春天，读到这个叫作拉加德的多愁善感且爱慕虚荣的老顽固的著作的时候笑得有多欢就好了......”

——我们如今生活在被反犹主义蠢人所认定的希特勒式种族主义的意义之中的。没有什么比憎恨犹太人对希特勒主义更重要的了。尼采的行为规范正是与此相对的：“不要与任何被这种无耻的种族耻辱所熏陶的人交往。”尼采最充分肯定的莫过于他对反犹主义者的仇恨。

我们有必要坚持这最后一点。我们应当洗净尼采的纳粹污点。我们应当为此而揭露某些笑剧。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哲学家的亲妹妹，她比尼采活得更久（死于1935年）。伊丽莎白·福尔斯特（Elisabeth Foerster）夫人在1933年11月2日并没有忘记那些因自己1885年同反犹主义者贝尔纳·福尔斯特（Bernard Foerster）的婚姻而介入兄妹之间的纠纷。

尼采在一封信里尽可能清楚地向她重提了自己对她丈夫——这个人被直呼其名——的立场的厌恶，这封信是由伊丽莎白公开的。但是，1933年11月2日，伊丽莎白夫人在魏玛的一栋尼采于其中去世的房子里接待了第三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这个庄严的场合，这个女人证实了其家人的反犹主义，并阅读了贝尔纳·福尔斯特的一篇文章！

“在离开魏玛前往埃森之前，希特勒总理拜访了伊丽莎白·福尔斯特-尼采夫人，那位著名哲学家的妹妹。老妇人赠与希特勒一柄原属于尼采的带剑手杖。她带他参观了尼采的档案馆。”《时代》于1933年11月4日报道。

“希特勒先生听了福尔斯特博士对一份1879年写给俾斯麦的备忘录的朗诵，这个反犹主义活动家，极力反对犹太精神对德国的入侵。希特勒拿着尼采的手杖，在欢呼声中穿过了人群。”

尼采在1887年寄了一封充满鄙视的信给反犹主义者泰奥多尔·弗里奇，这封信如此收尾：“但最终，您认为，当查拉图斯特拉的名字出自一群反犹主义者之口的时候我会有何感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