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术师们为何视演说术为政治术？

演说辞与修辞技艺

节选自《昭告幽微》，作者刘小枫

无论是外邦人高尔吉亚、普罗塔戈拉、忒拉绪马霍斯、伊索克拉底，还是雅典人德摩斯忒涅，他们作为演说家其实就是如今的政治家。毕竟，演说无不涉及城邦事务，并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效用。然而，演说术等于政治术吗？或者说，智术师们把演说术视为政治术是什么意思呢？

原则上讲，每个雅典城邦民都有“平等议政权”，从而在城邦生活中有演说的权利，但事实上并非每个城邦民都愿意或有能力演说。这意味着，即便把城邦事务交给城邦民，提倡如今所谓参与式民主，真正有兴趣而且有能力演说的人也始终是少数。

显然，要推行参与式民主，就得普及演说术教育，训练城邦民的演说技能。因此，外邦来的智术师们积极开办演说术学校，撰写传授演说术的小册子。由此可见，把演说术视为政治术意味着，在智术师看来，演说术是切合民主政治的政治术，或者说，民主政治的政治术首先指具有掌控民众的言辞能力。在柏拉图笔下我们看到，普罗塔戈拉说，他传授的政治术涉及城邦民方面的“善谋”（ευβουλια），“亦即如何在城邦民方面最有能耐地行事和说话”（《普罗塔戈拉》319a1）。

尽管诸多智术师努力办学，雅典城邦也没有能够做到普及城邦民的演说能力。究其原因，首先，演说术学校要收费，而且通常价格不菲，能进校学习的城邦民不多；第二，即便进了演说术学校，也未必都能成为演说家（ό ρήτωε）。毕竟，演说家即城邦政治家，反过来说，在民主的雅典，要成为政治家就得成为演说家。民主政体的政治人必须懂得如何掌握民众，而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被民众所掌握。

在民主的雅典，没有演说能力的城邦民若要上法庭或参加公民大会，就得请人代写演说辞。这让笔者想起“文革”初期的情形：当时好些领导干部需要在批斗大会上作“自我检查”，于是出现了专门代写“自我检查”的写手。他们明码标价，“一般检查”每份五毛，“深刻检查”每份一元。有位领导干部不太识字，他在万人批斗大会上念买来的“深刻检查”时，把“孤老孤儿”念成“抓老抓儿”，一时传为笑谈。

像高尔吉亚或普罗塔戈拉这样外邦来的智术师，既擅长写演说辞，也擅长发表演说，但著名演说家未必是实际的演说家，可能只是写作演说辞的高手。吕西阿斯（Lysias,公元前445—前380?）作为演说家在雅典非常著名，由于是外来移民，没有完全公民权，他的才华只能用来替人写演说辞或教人写演说辞。伊索克拉底同样是外来移民，而且生性羞涩，他也仅以教演说术和善于撰写演说辞名家。

由此可见，演说虽然是一种口头言辞行为，却基于文章写作，或者说，演说术首先是一种文章写作技艺。在雅典城邦，演说辞已经成为与诗歌、戏剧、论说、叙事［散文］并置的一种文类。正因为如此，rhetorikē这个语词在今天也被译成“修辞术”，因为演说术教材所讲的内容的确有不少涉及如今所谓的修辞技艺。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如今的修辞学相当于古希腊的演说术。

Rhetoric written by Aristotle

智术师们撰写的演说术小册子没有一本流传下来，今人能够看到的关于演说术的一手文献，仅有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严格来讲，这部讲稿的书名应该译作“演说术”。但亚里士多德非但不是智术师，而且反智术师，他讲授演说术想必有其特别的用意。

亚里士多德把演说辞分为三类（γένος，复数γένη［genus，复数genera］），分别应用于三种公共场合，从而也分别要求相应的语文样式（《修辞学》1.3）。

诉讼体（γένος δικανικόν［genus iudiciale］）用于法庭论辩时提供证词或辩词，要求语风简朴，亦称“平实体”（γένος ίσχνόν，拉丁语译作genus tenue或genus humile）。这类语文样式也适用于撰写政治报告和传授简要的道德教诲。

议事体（γένος συμβουλευτικόν［genus deliberativum］）用于城邦议事会或公民大会审议涉及战争、财政、立法等议题时的发言，要求文风既有打动人的激情，又不显得过分激动，也称“适中体”（γένος μέσον［genus medium］），即居于诉讼体的平实和演示体的宏大之间。

演示体（γένος έπιδεικτικον［genus demonstrativum］）用于公民大会或政治性集会，语文样式讲究气势，追求激发或震撼人心的效果，从而需要模仿肃剧风格，有肃剧英雄式的气概，因此也称“雄浑体”（γένος άδρόν）或“宏大体”（γένος μεγαλοπρεπές，拉丁文译作genus grande或genus sublime［崇高体］）。这种语文样式难免极尽修饰之能事，容易犯文辞夸张或卖弄才学的“毛病”（vitium）。

中古时期的基督教学者为了传授写作技艺，按这三种体式（Genera）来划分维吉尔的诗篇，或者说用维吉尔的诗篇作为三种体式的范本：《牧歌》（Bucolica）属于“平实体”，《农事诗》（Georgica）属于“适中体”，《埃涅阿斯纪》（Aeneis）则属于“宏大体”。

维吉尔

按这样的文体框框来归类维吉尔的诗作肯定属于削足适履，但这种划分让我们看到，古希腊演说辞的写作规则对古罗马文人以及后来的欧洲文人产生了影响。如果对比刘勰（约465—约520）《文心雕龙·体性》对文体风格的区分（八种体式：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我们会说，古希腊智识人的文体风格分类不如我国古人精细。但我们应该意识到，古希腊的演说术仅仅涉及演说辞文体。

据古典文史学家考证，伊索克拉底的演说术学校有五门基本课程，学习时间三至四年，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本科。头三门课程都涉及作文训练，即学会如何“构思/立意”（εύρεσις［inventio］，如今所谓“选题”）、“谋篇布局”（τάξις［dispositio］）和“措辞”（λέξις［elocutio］），相当于如今大学文科的作文课程。

后两门课程是“记诵”（μνήμη［memoria］）和“演诵”（νπόκρισις［pronuntiatio］，发音及姿势），在今天也属于演讲学训练的必修课。演说虽然带有演示性，但毕竟不是演戏，毋宁说，演说是一种刻意的表现行为。“文革”初期，有位“作检查”的领导干部在万人批斗大会上念买来的“检查”时，把写检查稿的人用括弧提示他在某处做要哭状的“要哭”两字念了出来，顿时让听者捧腹。但他若受过演诵训练，在此时做出要哭状，就会取得所需要的效果。

无论哪种类型的演说辞，也无论演说辞针对何种具体事情，其实践目的都不外乎“具有说服力”（ad persuadendum），让人信以为真。要实现这一目的，演说者首先需要有雕琢言辞的能力。在演说术学校的五门基本课程中，“措辞”技艺最为繁复，专业术语也特别多。

演说辞既要讲究文采，也要让人“易懂”（σαφήνεια［［perspicuitas］），凡此都要求文饰功夫。所谓文饰（κόσμος［ornatus］），指采用特别的修辞手法雕琢言辞，如单个语词的转义用法，即所谓“转喻、隐喻”（τρόποι［tropi］，原义为“翻转”）等。希腊文是注重音节的拼音文字，文饰技法中的各种修辞格（σχήματα［figurae］，原义为“姿态/外姿”）既涉及语音（如头韵法、韵脚），也涉及语义（如双关语［παρονομασία/adnominatio］之类）。

具体而言，修辞格有三个层面。一、词语修辞格（σχήματα λέξεως［figurae verborum或elocutionis］），即用词和词法方面的修辞格（带寓意的故意偏离严格的规则）；二、句式修辞格，比如省略连接词，共轭式搭配（同一个词以不同意义与两个并立的句子成分发生关系）；三、语义修辞格，比如顿呼（把不在场的人当作在场的人称呼）、设疑（Interrogario）、渐进表达等等。

凡此文饰训练都仅仅涉及狭义的修辞，与演说辞必须讲究的逻辑推论等更高层面的修辞效果无关，目的是让人学会如何自如地把握言辞，以取得“不同寻常”（τό άηθες）的文辞效果。比如，为避免长篇演说让人感到厌倦，需要不断制造“陌生化”（ξενιόν）的语词效果，以抓住听众的注意力。

狭义的修辞讲究文辞如何恰如其分或得体，单纯追求文饰，是一种缺点。但演说术课程还会教授何时使用及何时舍弃文采，若要让说辞显得客观得有如实录（如在法庭上提供证词的演说），文饰就必须省着些用，叙述显得平实才更令人信服。

文饰仅仅是最低层次的修辞技能，更高层面的修辞技能还涉及运用各种文体。比如，在叙述文体中插入对话体，不仅可以使得叙述生动活泼，还可以借人物的言辞（对话中的言辞）在他人的面具下表达自己。

一篇演说辞无论局部还是整体，文体和言辞都要善于“变通”（variatio），这是一条修辞规则，如《文心雕龙·通变》所说，“文辞气力，通变则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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