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观涛
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
中世纪城市和古希腊罗马城市、东方古代城市的差别
现在，我们来讨论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最先从西欧封建社会中产生？表面上看，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各式各样的传统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研究它们的演化过程。中世纪西欧、中国、日本、印度、拜占庭的社会结构各不相同，在这里逐一进行具体分析似乎是难以实现的任务。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有某些独有的特点，可以使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推断：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只可能在类似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中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也要经历结构取代的三部曲。首先是潜组织要素的出现，其次是潜组织要素形成功能耦合的结构，最后是潜结构取代旧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结构的潜组织要素是商品资本和雇佣劳动，政治社会结构中的潜组织要素是代议制和契约关系，意识形态中的潜组织要素是个人观念和工具理性为代表的现代价值。这些潜组织要素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它们往往出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大多只能在城市中完成结合。从这个特点出发，联系社会结构的取代条件，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如果城市是旧社会结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那么无论这种旧结构是什么，它们都不能成为资本主义潜结构形成的母体。道理十分明显，如果城市是旧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当旧结构瓦解时，城市也必然同旧结构一起同归于尽。资本主义潜组织要素与西欧封建社会潜组织要素除形态不同外，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这就是：它们不能游离城市而存在。自给自足的庄园可以从旧结构中剥离出来，市场经济却不行。基督教可以游离出城市而乡村化，但现代价值却需要城市作为实现的场所。代议制和契约关系也是同样。所以，假如城市属于旧结构不可分离的部分，它就会从两个方面破坏资本主义潜结构的形成。首先，它作为旧结构的统治中心，是旧势力最强大、最顽固的地方，即使资本主义潜组织在这里产生，成长也十分困难。其次，当城市随着旧结构瓦解而衰落时，资本主义的潜组织由于无法从城市中剥离出来，它会随着城市的衰落而消亡。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和拜占庭封建社会兴盛之际，如果仅仅从商品经济的规模来看，它们远比中世纪的西欧发达。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市政长官的法令汇编中可以看到，公元十四世纪时，君士坦丁堡私人作坊及个体手工业者极多，他们在商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行会力量也十分强大，城市人口已达60万以上。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末期也是这样。明末景德镇制造瓷器的工人达10万之众，而且大多数都采用雇佣劳动形式。一般说来，城市生活繁荣，市民文化就容易产生。今天，人们公认人文主义起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实，人文主义最早出现在拜占庭。早在十一世纪，拜占庭著名的哲学家米海尔普塞鲁就发展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提出哲学应与神学分离。十三世纪以前，拜占庭就出现过类似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潮。当时人们热爱古典文化，崇拜理性力量，注重人的个性。不少意大利青年来到这里求学。拜占庭许多著名的学者常去意大利讲学，比如瓦尔拉姆和他的学生皮拉特，就曾教过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学习希腊文字。格米斯脱·普利顿为了传播希腊和罗马文化，在佛罗伦萨创办了柏拉图学院。可以说，拜占庭的人文主义思潮直接促进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然而，这些有可能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潜组织要素在中国和拜占庭封建社会中的命运如何呢？它们虽然发达，却不能相互结合。它们在旧结构的土壤上显得繁花似锦，却不可避免地随着旧结构的衰落而凋谢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根植于郡县城市和地主经济中，它是旧结构的组成部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城市大多是郡县政府衙门的所在地。大一统王朝一旦瓦解，这些城市的衰落也往往降临。每当中国大一统王朝崩溃之时，动乱首先破坏城市，于是市场经济常常在焚毁旧结构的烈火中化为灰烬。拜占庭帝国瓦解也同样出现城市衰落及自由农民农奴化的现象。虽然中国和拜占庭社会的演化模式并不相同，但资本主义结构都不能在这些社会中确立起来。从结构上看，是否存在这样的封建社会：它内部有相对发达的城市，但城市又不是社会结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呢？有的，它的典型代表就是西欧封建社会。西欧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都是庄园领主经济，政治结构是贵族政治。社会组织框架主要不依靠城市。农奴和领主的关系构成主要的经济关系网，一个个孤立的高墙壁垒的城堡是庄园领主的统治中心。因此，城市一旦形成，从一开始就是与旧的封建结构对立的东西。它并不属于旧的封建结构。这一点，可以从西欧封建社会城市的起源得到证明。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是西欧封建社会基本形成后才慢慢出现的。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没有被组织到旧结构的框架中去。关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起源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公社”起源说，“庄园”起源说，“市场法”起源说，“卫戍”起源说，等等。有人认为它们是罗马社会残留下来的，有人则说是宗教集会中心形成的。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上述起源说并不正确。中世纪西欧的城市既不起源于伯爵的城堡，也不起源于大教区管辖的中心。从地理位置上讲，它们建立在商业贸易的交结点上，出现在封建关系最薄弱、封建统治鞭长莫及或权力真空的地带。例如，中世纪德国的城市，最初是一些商人从伯爵领地中借来的“城堡防效区”或公有土地，用栅栏围起来，作为临时售货点或居住点。他们付给领主一些租金。逐步地，栅栏内形成了一种不同于领主庄园的社会生活，一种不同于领主庄园的政治经济关系。正因为中世纪西欧的城市不是旧社会结构的有机部分，而是掺进旧机体的异物。所以在这些城市中，旧社会结构的控制力量相对薄弱，无法阻碍潜组织因素的结合。尽管西欧中世纪的城市较小，无法同东方大帝国的城市相比，却使资本主义结构的潜组织因素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并日益发展、壮大。历史学家们认为，虽然西欧中世纪城市有各种各样的差异，却存在三个共同的要素，即贸易、市民和市政府。这三者不仅是新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而且一旦出现，就是完备的、可以互相结合的。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功能耦合系统。因此，在西欧封建社会中，潜组织要素的产生和潜结构的形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西欧封建社会远未衰落之际，潜结构就顺利地形成了。其标志是城市自治。自治意味着建立一个政治机构来对新经济结构进行调节，突出表现在设立一种保护机构来对抗领主，维护市民生活和商业贸易，并为市民文化的生长提供土壤。虽然城市自治政府并不能完全排斥领主的权力，他们不得不缴纳赋税并服役。但他们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城市有自行管理的行政官，有团体印章，有市政厅和钟塔。即使是封建税收，也是由城市政府来课税，领主不能直接征收。城市的兴起在人类历史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城市自治也并不罕见。但中世纪西欧的城市却是史无前例的创造。说它史无前例，并不是指城市贸易中心和商品经济的特点，而是指它同原有社会结构的关系。中世纪的城市自治与古希腊罗马的城市自治根本不同。罗马的城市虽然也实行自治，但它们是罗马帝国社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在维系帝国政治文化统治的同时，又是帝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尽管在后期城市对整个社会生活发生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但对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组成来说，城市是无关紧要的。正因为如此，当旧结构之桶瓦解时，它不仅可以独立存在，还会一天天壮大，成长为一个新社会的容器。在西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历史进程：城市的壮大繁荣和封建社会的衰落同步。而不是像中国、拜占庭的封建社会和古罗马所见到的那样，城市兴盛于旧社会结构的鼎盛时期，又与旧社会结构一起瓦解。公元十二到十四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衰落的时期，而西欧城市的数目却在此时增长了10倍，每个城市的人口也平均增长了两到三倍。众所周知，资本主义潜结构，正是在这时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兴起的过程很像埃舍尔的名画“解放”。最后飞出的那些天鹅就是资本主义结构。它们是从画面上的那个白色三角形演变而来的。如果我们说，那个白色三角形代表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新结构——中世纪城市的话，那么，它在画面上恰好是黑色图案本身的空隙部分。黑色图案代表着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结构。应当说，任何一个人在挥毫作画之时，都无法担保图案的空隙部分正好形成一个潜图案，就像一个组织的否定和异化不一定恰好是另一个组织一样。而西欧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化恰好是这样的关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刚好同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相反，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刚好同分裂割据的贵族政治相反，论证近代资本主义为正当的意识形态亦是从否定天主教中形成的。只要旧的封建结构瓦解，相反的白色图案就放大。这种特殊的取代机制只有类似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构才有。我们认为，它正是西欧封建社会最先演变到资本主义的原因。影响资本主义确立过程的三种因素
人们自然不会满足于这种高度宏观的分析。因为中世纪的英国、法国、德国都确立了大致相同的封建结构。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过程却大不相同。其中，英国最先确立了资本主义结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大革命的风暴，比英国晚一个世纪之多；而德国的封建社会最顽固，整个取代过程步履维艰。既然英国、法国和德国在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基本一样，为什么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的过程有如此大的区别？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对资本主义在西欧确立的原因获得进一步的理解。实际上，这三个国家封建社会结构相同只能决定结构取代的第一、第二阶段相同，即城市在封建结构中的状况相同，它保证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及结合为潜结构的情况大体一致。无论英国、法国，还是德国，在十四世纪以前，城市发展的规模和程度都大致相当，然而，资本主义结构的建立有待于潜结构的壮大，并取代旧结构。结构取代的第三阶段完成得是否顺利，就要看其他条件了。中世纪后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很大发展，已经具备了最后取代的可能性。虽然旧结构已经松弛，摇摇欲坠，但潜结构要占据主导地位，还有许多困难。最大的障碍就是如何消化像海洋般的农村。资本主义结构从潜组织发展到占主导地位，意味着原来仅限于城市的市民社会要放大成整个社会。不仅其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有待进一步的成熟，更重要的是战胜农村、统治农村。用管理城市的办法管理整个社会，用经营工商业的办法去经营农业。这个问题是以往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中没有遇到过的。在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产生以前，传统社会都是以农村生活为其主要特征。中世纪后期的城市虽然强大，但整个市民人口却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城市虽然是一个潜在的新社会结构，但对农业社会来说，每一个城市只是一个小得可怜的潜组织。一个个城市星罗棋布地生长在农村的海洋之中，只有把它们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战胜农村。这个过程是不会自发实现的。把一个个的城市变成统一的城市文明所遇到的内在障碍就是城市自治。中世纪的城市既然能从旧结构中游离出来，本身就具有另一种封闭性。这种封闭性在结构取代的第一、第二阶段起着保护的作用，但在第三阶段就成为取代的障碍。农奴制世袭领地可以从罗马帝国结构中剥离下来而具有封闭性一样，对新事物的成长来说，每一次轻而易举的胜利都会带来未来的艰难困苦。自治城市虽然发展很快，却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实现统一。有关自治城市必然带来封闭性的问题，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顾准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希腊的自治城市和城邦民主制必然形成每一个城市以自己为中心的“城邦本位主义”，即使城市间的文化是一致的，经济上是非自给自足的，但自治的外壳却使政治上难以实现统一。显然，罗马帝国建立统一的城市帝国，依靠的是罗马军团去实行民族征服战争。实际上，古代社会中那些包容众多城市的社会结构都不是依靠城市自身的放大建立的。无论是中国传统社会，还是拜占庭或阿拉伯帝国，都是如此。中世纪城市虽然性质上和古希腊罗马的城市不同，但自治带来封闭性这一点却很类似。那么，资本主义潜结构怎样才能不断壮大，才能克服自身封闭性的障碍呢？显然，要使潜结构发展到主导地位，必须使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都突破城市的外壳，伸展到农村去。因此，它必须完成如下三个转变：第一，把城市中原来仅仅建立在商业和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推广到农村去。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前，欧洲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仍然是农村。中世纪城市资本主义关系仅仅出现在商业流通和手工业中。使经济结构完成从封建经济全面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必须实现农业的资本主义化。第二，市政厅转变为资产阶级政府。中世纪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自治政府，但是这些政府的总和并不等于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利益，对其他城市的利益它往往无动于衷。因此，它们的总和不能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城市本身具有离心倾向，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最后取代不可能通过各城市为维护自己利益建立城市同盟的方式来实现。德国中世纪的城市同盟就是例子。1265年瓦解的“莱茵同盟”曾有100个城市参加。1376年内乌尔姆、康士坦茨等14个城市组成的“士瓦本同盟”，最兴盛时也有80个城市参加。著名的“汉撒同盟”曾控制北方海上贸易数百年之久。但是，这些城市同盟都不关心德国的统一，没有组成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因此，要把一个个城市中市民独立的政治力量组成一种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府，完成政治结构的取代必须通过凌驾于城市之上的统一力量，需要一种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的中介。第三，现代价值要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必须以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为前提。虽然个人观念和理性主义可以在城市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但不要忘记，在中世纪后期，市民充其量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现代价值在广大农村占据统治地位谈何容易。做到这一点需要宗教改革，现代思想唯有通过宗教才能深入农村、统治农村。显然，这三个转变反映了资本主义潜结构发展成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所必需的过程。只要其中之一没有完成，资本主义结构的取代就不能最后实现。那么实现这三个转变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呢？从英国圈地运动和德国容克地主向资本家转化过程中，我们看到，实现第一个转化的条件是保证资产阶级能够顺利地进行土地兼并。实现第二个转变需要强化王权来作为实现政治统一的中介。第三种转变即为基督教的入世转向，特别是新教的出现。新教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与信仰的分裂，为现代政治经济结构提供了正当性基础。或者通过启蒙运动。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法国和德国建立资本主义结构的方式存在巨大的差异，其原因正是这三种转变进行的速度和方式不同。虽然中世纪时这三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基本相同，但王权兴起的时间不同，市民力量和诸侯力量的对比不同。这些因素一般不影响潜组织要素的出现及潜结构的组成，但影响潜结构发展成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的历程，从而对结构的取代的第三阶段造成重大影响。我们先看政治结构的取代。市民组织要强大起来、统一起来，作为在全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一定要依靠王权来作为中介。王权的强大和城市的联合可以成为国家在政治上统一的中介。但如果王权过分强大，事物就会向另外的方向转化。王权毕竟不代表新的社会结构，它会反过来成为取代的障碍。因此，王权、诸侯和市民力量在不同时间的对比及变化，对政治结构的取代有重大影响。这种复杂的影响也会从经济结构的取代中表现出来。要使封建的农业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常常是先把农奴转变为自耕农或佃农，再把自耕农或佃农变为农业工人或雇佣劳动者(见图4.1)。而农奴转变为自耕农是一个可逆过程。关键取决于封建社会中诸侯力量、市民力量、王权力量之间的对比。众所周知，市民力量的强大和王权的强大有利于农奴转化为自耕农。相反，诸侯力量强大则可以使自耕农再度沦为农奴。因此，经济结构转化的关键是这三种力量的消长。王权和市民力量的增长对破坏封建农奴制经济有利。所以，王权的强大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转化，但是不是越强大越好呢？并不是这样。因为市民力量增长引起经济结构变化的机制与王权增长引起经济结构变化的机制是不相同的，它们的作用方向也不同。市民力量的增长标志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战胜领主经济，而王权的强大对庄园的破坏则是另外一种机制。王权通过官僚系统去限制和削弱农奴对领主的依附关系，特别是国王剥夺领主在领地内的权力，更有利于农奴向自耕农的转化。王室领地扩大，官僚系统控制全国，标志着剥夺领主对农奴的人身控制。一旦农奴摆脱对领主的依附关系，就由自己过去份地的大小来决定它是自耕农还是佃农。对于国王和市民来说，转变农奴为自耕农的目标是一致的。但这种转变一经完成，下一步利益会立即背道而驰。王权要限制土地兼并，保护自耕农利益，以便扩大税收，巩固统治。资本主义经济却要求瓦解自耕农经济，使农民变为雇佣劳动者。因此，王权强大到一定程度，又会与市民利益相冲突，反过来遏制城市的力量，阻碍经济结构的取代。同样，这三种力量的不同，现代价值确立的方式和道路也不相同。
因此，这三种力量不同的增长方向，也就决定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不同道路。首先，假如王权的力量增长过快，压倒市民与诸侯力量之和，王权就可以依靠官僚系统形成绝对君主政体。那么，国家虽然统一了，却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王权虽然在早期充当了中介，后来却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王权与市民阶级的冲突会日益尖锐起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结构只有经过一场激烈的社会动荡才能确立。显然，这是法国式的道路。第二，王权与市民结盟削弱了诸侯的力量，但王权的力量增长不快，官僚机器也不完善，王权既充当了转化的中介，又没有能力长期停留于绝对君主制阶段。结果，经济结构由自耕农经济迅速地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化，很快实现了结构取代。这是英国式的道路。第三，由于王权长期衰落，封建经济的瓦解主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诸侯力量大于王权力量与市民力量之和。那么，王权就无力充当中介了，统一的国家也就建立不起来，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壮大就会遇到巨大的障碍，以致旧社会瓦解后结构取代仍不能完成。那么，旧结构在瓦解过程中会反过来对潜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使城市衰落，自耕农向农奴倒退，出现所谓“再版农奴制”。结果资本主义长期不能发展，这就是德国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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