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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女性的互助养老，相爱相杀的母女也能成朋友

李美瑶 抛开书本AsideFromBooks 2024-05-19
《妈妈！》原名《春歌》，是杨荔钠导演“女性”三部曲最终章，延续了《春梦》《春歌》中女性主义的视角和表达，但与《春梦》《春潮》中女性欲望，代际焦虑等略显尖锐的探讨有所不同。
《妈妈！》提出了一种母女关系的新可能，对母女关系的探索，粉碎了父权语境下“母亲”和“女儿”供养者和被供养者的固有刻板印象，更强调一种纯粹女性视角下的女性情谊。
单身未育女性的养老境况是《妈妈！》探讨的议题之一，影片中非血缘“母女”为单身女性的互助养老提出了新的可能性。
杨荔钠导演“春”系列在中国女性电影的探索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灵魂触动”、“精神对话”。

“春”女性三部曲海报

文：李美瑶
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妈妈！》借由阿兹海默症这一缘由，刻画并重构了影片中冯济真和蒋玉芝这对老年母女的身份关系，同时塑造了周夏和冯济真这对非血缘关系的“母女”形象，带有强烈的母系乌托邦意味。基于此，文章将从女性视角出发，对影片中的母系幻想，母女关系，女性主义“反观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妈妈！》海报

01

一．母系幻想：男性缺席的女性谱系


《妈妈！》中除了冯济真和蒋玉芝这对有着血缘关系的母女外，冯济真和做义工时遇到的周夏也形成了类似母女的关系。乃至在影片的最后，周夏带着她刚出生的女儿来拜访冯济真。至此影片中出现了三对带有传承意味母女关系，而在这三对跨越不同时代、年龄和血缘母女关系中，男性都处在一个缺席的状态，使得影片不自觉的带有强烈的母系乌托邦幻想。

《妈妈！》剧照

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露丝·伊里加蕾提出的“女性谱系”。“女性能够通过女性谱系确保自己的身份以及找到被男权文化遮蔽的女性史。”而女性谱系得以显现的重要前提就在于丈夫/父亲角色的缺席。此类母系乌托邦的构建不依托于父权制度下的血缘生育纽带，更强调“教养”的重要性。

成功的母亲会让女儿既人格独立又让她坦然地依恋母亲，然后女儿会内化出一个母亲，开始照顾自己和身边的人，这是一种传承，无论这个女儿是否生育。例如影片中的冯济真，在和周夏产生羁绊的过程中，从未进入过婚姻或者生育的她实质上也进入了“母亲”这一角色。

这对于以“血缘”为根基的父权制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挑衅和反叛，带有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

《妈妈！》剧照

关于单身未育女性的养老境况也是《妈妈！》所探讨的议题之一。显然，这种巨大的社会资源必要投入是家庭中的女性、晚辈、甚至通过婚姻而联结起来的家族都无法从容应对的。

上野千鹤子在面对养老这一议题时谈到“女性往往被强制做护理看护，男性却可以免责”。所以她一如既往反对父权制度中将老年看护的问题强压在女性身上的无偿家务劳动剥削。因此，面对人人都会百分百衰老并且变成弱者的现实，上野千鹤子认为她理想中的女性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有着“共助”机制来照拂“弱者”的社会，这样的“共助”不是一对一互助，而是需要热切地共建一种关系网络式的社会集体性共助社会。

这一点与《妈妈！》中的母系幻想不谋而合，冯济真和周夏这一对非血缘“母女”为单身女性的互助养老提出了新的可能性。可惜的是影片对此的探讨仅仅停留在乌托邦式的幻想层面，虽有启发但行之未远。

《一个人的老后》上野千鹤子著

02

二、互补与互通：母女关系的第三种表达


纵观中国电影百余年的历史，早期电影中的关于“母亲形象”往往充斥着甘于奉献，吃苦耐劳的“神性”光环，如《母性之光》《神女》等。亦或如《党的女儿》《苦菜花》等左翼电影时期大义凌然的“革命母亲”形象。

到了近代，主流电影中的母亲形象虽然褪去了其特有的“时代特色”，但大部分仍然强调“母亲”这一形象与生俱来的无私奉献与牺牲，有关“母亲”这一形象的讨论仍然是片面且刻板的。

《神女》剧照

新世纪后，涌现了类似《万箭穿心》《找到你》《血观音》等影片中更加多元且复杂的母亲形象，以及类似《送我上青云》《过春天》《嘉年华》等以“母女关系”为主要推动线索的影片。同时以“母女关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影片也井喷式的出现。

许多中国女性电影人自觉性的以女性视角出发，打破传统“道德感化”式的母女关系，对父权语境下的“母女关系”进行了反思和探究。在母女关系题材的影片中常见的有两种母女关系形式有两种：

一是对立逃离型，如《春潮》《柔情史》《再见，南屏晚钟》等，都鲜明的体现了父权结构下“厄勒克特拉情结”所导致的母女之间相爱相杀的困境。二是相依为命型，如《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我们俩》等，展现了母女关系面对外部矛盾时的演变和发展。

《春潮》剧照

但《妈妈！》中关于母女关系的塑造则更加颠覆。在人物设置上，母亲和女儿一文一理，一感性一理性，构建了一种微妙的互补，这在上文提到的“母女关系”类影片中其实是少见的。往往在“母女关系”这类影片中，母女总是因其代际的“相似性”爆发激烈的矛盾和控制欲，这也是许多“母女关系”电影所采用的探讨方式。

伯格曼《秋日奏鸣曲》剧照

但《妈妈！》提出了一种母女关系的新可能，即母女角色的互通。通过阿尔兹海默症这一媒介，实现了女儿和母亲这一角色多次的互相转换，而这种转换在影片中呈现出来仅仅是一瞬。

例如在影片的前半部分，女儿照顾年迈的母亲，多次给母亲“盖被子”，在女儿发病后，则变成了母亲给女儿“盖被子”，而在女儿中少数途清醒的时刻，又变成了女儿给累倒的母亲“盖被子”。通过“盖被子”这一微小的举动，点明了母女关系转化的反复性和互通性。

“在母女关系题材的影片中，要深入探析母女关系题材影片的女性意识表达首先要厘清母女关系和母女矛盾的本质，识别男权文化下的母女话语”。《妈妈！》中对母女关系的探索，粉碎了父权语境下了“母亲”和“女儿”供养者和被供养者这两种传统身份的固有刻板印象，更加强调了一种纯粹女性视角下的女性情谊。

《春潮》剧照

03

三、“反观看”：女性电影的另类符码


“如果从女性电影的范畴来理解，也包含两个层面上的含义:“一是指影片编导或影片文本中应蕴含、具有和体现出女性独立自主、自强自重的精神气质和男女平等、互敬互补的平权意识。二是指影片编导和影片本文不把女性形象作为男性的被动观赏对象，而是力求刻画和呈现女性自我的命运遭遇、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的形象造意识。

两个层面的有机融合，就构成了较为完整的电影叙事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而《妈妈！》无论是从叙事手法还是视听语言都具有强烈的“反观看”意识，流露出浓厚的女性主义色彩。

《妈妈！》剧照

“女性的外貌被编码成强烈的视觉与色情符号，并由此具备作为性欲对象的“被看性”。女性的在场只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凝视”，自身没有丝毫的重要性。

《妈妈！》在叙事上着重表现两位女性主人公自身复杂的生命体验，镜头语言克制而不煽情卖惨。例如在片中母亲发现女儿的病症时，仅仅只有一句淡淡的“对不起”以消解母女间的嫌隙，全无对疾病和苦难的夸大消费。而在服饰的选择上以休闲、舒适为主要特点，重在真实地表现女性性格。

与之相反的在《血观音》中三代母女，无论是棠夫人的端庄大气，棠宁的性感妩媚，还是棠真的天真甜美都带有强烈的男性凝视意味。

《血观音》剧照

在杨荔钠导演的作品中，“水”的意象总是反复出现。在《春潮》中“水”是欲望的载体。而在《妈妈！》中，“水”带有一种回到母体的归属感。在影片的最后母女二人站在海边，海作为意象，具有庞大且包容的母性意味。

正如导演在访谈中谈到“电影中有一句台词或许可以解释:“妈妈是海，我是一滴水，爸爸是一条不会游泳的鲸鱼。大海更像是蒋玉芝和冯济真这对母女的精神家园，海浪汹涌，人生浪潮，还有母爱的力量，我觉得都在里面。当然，跟您说的一样，大海也是更大的母亲，大海的胸怀可以接纳人世间所有愿意拥抱她的自然界生灵。”

这种带有强烈母性色彩的意象运用，强烈的表达了女性视角的导演思维。

《妈妈!》剧照

04

结语


《妈妈！》中的母女关系重构、母系幻想，让母女在情感与现实的矛盾中，自我审视，自我探寻，为女性确认自我身份提供了可能。既包含了对女性群体情感的探索，也与杨荔钠导演早期的纪录片作品《老头》《家庭录像带》中对家庭以及老年群体的思考产生了联结。

但影片对阿尔兹海默症的叙事功能仍有待发掘，同时影片中“父亲”的形象相较于《春潮》中，显得有些过于单一且符号化。即使如此，“春”系列在中国女性电影的探索上仍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妈妈！》剧照

金丹元在《女性主义、女性电影抑或是女性意识——当下中国电影中涉及的几个女性话题》一文中对女性电影定义的批判性角度提到:“严格意义上讲，女性电影，远不仅是反映女性的生活、情感、经历，表现她们的喜怒哀乐，更重要的是能站在女性的立场，或以女性的视角真实地反映她们的所思所想，她们的困惑与矛盾，抗争与妥协，她们的存在方式，她们的苦闷与希望，并且理应能反映出特定年代、特殊环境中各种不同女性的共性需要，最应涉及的是，她们在现实境遇中所遭遇的最敏感也是最具普遍意义的话题，当然也包括女性对性意识的识别，女性的自救和真正意义上的“灵魂触动”、“精神对话”。”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女性视角将不再是女性电影所必须表达的重点，而是真正成为一种普遍广义上的大众认知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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