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甲午巨变，尤其是清政府当道者的昏庸无能，对年仅二十二岁的梁启超来说无疑形成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极其强烈的忧患意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油然而生。他在此时所作的一首诗中写道：

与孙中山的情形相类似，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由于后来与清廷闹得极端不愉快，因而康梁留给后世的甲午叙事虽然精彩、精致，但仔细思索，康梁对甲午的认知，与历史本身可能还有很大距离，具有不易克服的偏见。

即便从专业立场看，庆亲王内阁也属于那时一个很不错的专业人才内阁，梁敦彦、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不说他们过去十年的职业生涯，即便从很苛刻的标准要求，也足以胜任这些任命。

有了谭嗣同初步信任，袁世凯说：谭君与袁某素不相识，夤夜突来，袁某随身员弁必生疑心，设或漏泄于外人，将谓我们有密谋。因谭君为近臣，袁某有兵权，最易招疑，谭君可从此称病多日，不可入内，亦不可再来。

更巧的是，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光明报》在香港沦陷后迅即停刊。又过了几年，抗战胜利，内战阴云迅即笼罩中国，民主同盟再次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最大政治力量，新的《光明报》又在香港创刊，接续了之前的传统。

根据何如璋分析，朝鲜向世界开放对中国是一个绝对值得期待的利好。朝鲜风气一开，自然有条件讲究武备，巩固国防，不必担心西方各国进入会影响中朝宗藩关系。相反，朝鲜向全世界开放能有效杜绝俄国、日本的觊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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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今天的眼光来看，从整个历史过程看，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采取面对西方资本进入冲击时采取武装抵抗。日本面对西方资本进入，起初也抵抗，但日本很快就放弃了抵抗，打开国门，让外国资本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