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荒旧闻录 · 天机记、求医记

在“加强战备 准备打仗”的氛围中我们迎来了1971年的秋收，每天割玉米、割大豆、掰棒子、抱玉米秸，全连战士那叫一个忙，那叫一个累。 

那年我当上士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每天除了在食堂压面、贴小饼子、切菜之外，就是到菜地收菜、去团部拉粮、去鹤岗买酱油、要不就是给老职工打油称粮的，也是忙得不亦乐乎。

到猪圈看猪，那算我闲得没事时干的事——食堂的猪没有专门的饲料，老吃我们的剩饭。不知为啥老是喂不肥，个个长得跟狗似的，跑得比狼还快，养猪的平平愁死了，可除了剩饭我们也没别的喂猪啊。

那小饼子大碴子不仅知青不爱吃，猪也不待见，每次剩饭倒进去，本来期待开饭的猪们哼哼唧唧地等了半天，拱了几口，就索然无味地走开了，宁愿饿着。平平急得比猪还愁呢。

忙忙叨叨的，到北大荒都两年多了。感觉那年天冷得早，刚九月下旬，天已经很冷了。不时吹起的北风，夹着秋雨，那个湿冷的感觉，格外难受。身上的棉衣似乎像层薄布，弱不禁风的。雨靴里穿着毛袜，粘袜，还觉得冻脚。连队到处萧瑟的感觉，哪哪都没有温暖的地方。

天气冷，人心也不暖和。知青们下乡两三年了，初始的激情已经褪去，“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愿望眼瞅着没戏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豪情，也在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困顿中消磨殆尽，眼看无望了。世界三分之二受苦人怎么解放，我们也顾不上了，一切都是未定之天，一切都在怀疑之中。

口号喊得皮了，语录看得累了，看不见前途，今后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没人能解答，大有“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的感觉。许多人在心底都会有“我们就这样一直下去吗？”的灵魂拷问。

老知青中的几位，时常在全连大会上就“第一国际正确还是第三国际正确、机械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区别、空想社会主义到底是不是马列主义的源头？”这些看上去不着边际的话题争论不休，显得那么高大上。我们六九届的孩子们，一个个傻瞪着眼跟听天书似的听着他们在白话。

尽管我不懂欧文、傅里叶他们那些空想社会主义的道理，听得多了，我也看出来了，其实那些哥儿们估计也是一知半解，对马列，甚至毛泽东思想也是二把刀，没人弄得明白那些“经典哲学”中的剩余价值生产交换以及产品分配规律辩证对立统一一分为二等等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春种秋收那些活离我们更近。

眼下看，马上就要冻在地里玉米白菜如何抢收回家，如何晒干储存那是最紧要的事，也是我们连的当务之急。

此时，大家的心就像霜雾迷茫天地间的孤鸿，前途在何方，谁也没个数，真有点“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的感觉，谁都有万千念头，但又都似网结一般，无法打开。

我们每天机械地白天出工，晚上学毛主席语录和林副主席语录，“有学问”的人不时会发起新的一轮讨论，研究新的观点。反正我是听不懂——到今天都不懂——只是周而复始地过着每一天。

在冰天雪地里掰棒子，指纹都磨平了，渗着血丝。在青纱帐里，你看不见人，只能听到不知是谁在带着哭腔唱《远飞的大雁》。哀婉的歌声，会把大家都带哭的，顷刻间，玉米地里哭声便响成一片。

哈尔冰知青排长晨晨膀大腰圆，他负责赶马车送饭。他坐在送饭的马车上大声喊“别老唱那没用的大雁，听上去伤心，唱个高兴的。”

我们也不知道啥叫高兴的歌，此情此景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总归不大合适。于是有人带头唱起来《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这可是林副主席写的啊。文字肯定是不错，但作为歌词闲得很是冗长，也难为作曲家劫夫，能给这么长的词谱曲，倒也不难听。

“毛泽当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的继承和发扬了……”的歌声在玉米地里传扬开去，远远听去，咿咿呀呀的有点像念经。

这一年春节前，我们连用水泥袋子的牛皮纸制作的放大彩绘《毛主席去安源》完成，立在大食堂的大门里，很是壮观；

这一年五一后，《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在天安门上》绘制完成，挂在了大食堂的墙上；

这一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等大幅彩绘组画相继完成，我们连的大食堂几乎成了红色画廊。

这一组水彩画，是由我连复转军人老曹和北京知青卉竹完成的。别说，尽管材质粗陋，但架不住手艺精湛，看上去还真是那么回事。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画像前请示汇报：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声，不时会萦绕在大食堂里。

天冷别人还可懒散点，我可不行，全连知青二百多口子一天三顿饭总是要吃的。

那天冒着绵密的秋雨，我准备搭团部拉石头的卡车去拉粮。凌晨，在十三连拉完石头的卡车从我连经过时，我爬上了卡车。

上得车来，看见几个跟车的已经冻得缩头缩脑的挤成一团，没一个人愿意看我一眼。从衣服上看，该是北京知青，北京知青发的棉衣与别的地方的不一样。看上去不是农工，他们的衣服都比较干净整齐，连队农工的衣服早破烂不堪了。

坐稳了仔细一看，这几个跟车的人个个还都是眉清目秀的，聊了几句才知道，都是团宣传队的，怪不得与众不同呢，这之中就有老姜夫人小民。

多年后的一天，好像在哪个俱乐部一起吃饭，说起那次凄风苦雨中的邂逅，她竟然还记得半夜拉石头的事，感觉很是无奈，现在说起来还不禁打了个冷战。

车到团部，我跳下车的时候，才感到踩在石头棱子上的棉靰鞡鞋都冻硬了，踩在石头棱子上的鞋底形成了个直角，脚在里边怎么也活动不了了。

扭扭捏捏，我走到团部邮局，靠在柜台的火墙上烤了半天，才能打弯。团部邮局的柜台就是一面火墙，你趴在上边填个表交个钱啥的，还是很温暖的。当时我就想，要是有一天我能在这样的单位工作，这里多暖和呀，多干净啊，那得多美呀？

可惜呀，人家这里是“城市户口”，职工也是正式国营职工，没我什么事，想当邮递员，那就是白日做梦。

取信、办手续（那时官僚得厉害，慢）、装粮食（没人跟车，搭车的伐肩，我一人扛）、滚油桶（这就得求油坊的弟兄们帮忙了），一通瞎忙乎，回到连队，天已经擦黑（北大荒三点多天就黑天）。好不容易卸完车，我赶紧上厕所解决内急问题。

北大荒的厕所都是旱厕，底下是一个大坑，很深。知青来了后还文明了许多，我们连给每个坑之间都加了隔板，算是保护了点隐私，大家方便起来不那么尴尬了。老厕所就没这设备，所以知青都愿意到这个新厕所方便。

厕所里没灯，路上没灯，厕所里一片漆黑，啥也看不见，跟《三岔口》似的。我刚蹲下，就感觉窸窸窣窣的声音，厕所里似乎还有一个人。

未及发问，那人说话了。

“刚从团部回来？”果然有个人，听声音是增增，就是喝我偷的酒梢子的那位仁兄。

“你呀，吓我一跳。”我答“是啊，刚他妈卸完车，憋死我了。”

“团部有啥什么变化吗？”增增问。

“水房要修新的了，全是机井，以后给尤特加水马车饮马就方便了……”我还要往下说，增增打断了我的话头。

“谁问你这个了。”增增一副不屑的口吻说。

“那你问……”我有点丈二和尚。

“嘘”增增停了一下说，黑暗中估计是在四处张望。确认没别人后说“团部机关大门前的宣传栏你看了没有？”他压低声音问道。

“路过了，没细看呀，还不是团党委的决议？”受他的语调的感染，我也有点紧张，但还是莫名其妙的。

我们团部办公大楼，也就是一座二层楼。那是知青来了后突击修建的，据说只用了几天的时间，昼夜施工。在完全是肩挑人扛的条件下，一两千平米的大楼瞬间建成，那也真是不容易。这座大楼至今耸立在新华向阳道上，依然是新华的地标，承载着无数兵团战士的记忆。

大楼前像许多那个年代的单位一样，立着一溜宣传牌，做得很是豪华，规矩。宣传栏里一般都是团领导检查工作、关心战士、学习马列、刺杀投弹，秋收春耕的照片和先进人物的学习心得什么的。

我去的那时候，展出的是十六团团党委第几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全文，大意是要在全团掀起向政委同志学习的决定。现在想来这不是没影的事吗，自己主持的会，做出决定向自己学习，有点不好意思吧？

不是今天说便宜话，当时就觉得有点好笑，所以我也没认真看。虽然自己没经历过啥事，但是这样的“决定”以我十八九岁几乎还是孩子的目光看，也觉得很搞笑。

当然，这个宣传栏照例是要悬挂大幅的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照片。

“真的一点变化也没有，林副主席的照片还在吗？”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要不是我们俩中间有隔板，估计他得把嘴凑到我耳朵上来。

“经过时倒是看了一眼，真没发现什么呀，也没注意看。咋地了？”我吓了一跳。

“你看见林副主席的照片还在里边吗，武装连队里还有人吗？”增增问。

“看了，还看见政委写的《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献忠心的决心书》呢。”我说着，身上不由自主地有点哆嗦。这可是掉脑袋的话题呀。

“那怎么会呢？那怎么会呢？”增增自言自语地说着。

光顾说话了，我都没顾得上屁股冻得冰凉。往回走的路上我死活要弄明白增增神秘兮兮的说的是啥意思。

“告诉你吧，你得发誓不对任何人说。”增增严肃地说。

“向毛主席保证，绝不外传，就当是军事机密。”其实，能传到我这的军事机密估计也就无人不知了。

“咱可说好了，要是指导员问起来，你可前别说是我说的呀，打死也不说。”增增千叮咛万嘱咐地说。

“哎呀，真够费劲的，到底是咋地了，爱说不说。”话虽这样说，但增增那神秘的语气，还是紧紧地勾着我的好奇心。

在我的威逼利诱，赌咒发誓，求爷爷告奶奶的哀求下，增增先是四下打量了半天，然后以极低的声音附在我耳边说到，九一三……这可不得了了，如同五雷轰顶，如同天塌地陷。

我懵了，站在那里半天没缓过劲来。

是我听错啦？是我在做梦？还是增增神经了，成了现行反革命？……增增啥时候离开的我都不知道，任北大荒深秋的夜风吹透了身上的衣服，浑身打着冷战。我回想着增增说的秘闻：林副统帅驾机叛逃未果，三叉戟飞机机毁人亡……我不敢想下去。

曾几何时，林副主席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男孩子对战争有着天生的偏好，林彪征战一生的经典战例我是耳熟能详。只是文革后他不阴不阳的讲话，有时让我怀疑他是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元帅了，但这只是在心里想，从不敢说。

今天的消息来的这样突然，这样诡秘，简直是石破天惊，天塌地陷，让人不可思议。事情本就蹊跷，增增足未出连，他怎么知道的呢？这到今天还是个谜。

第二天，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祝伟大领袖毛主义万寿无疆 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我心里惴惴不安，看到别人还是那样虔诚，有的人眼里闪烁的还是那么真诚的目光，我觉得是不是我在做梦？想说说，欲言又止，甚至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嘴，以免泄露天机。

第三天，世界似乎没啥变化，我们还是一样的生活劳动，一样的听指导员的报告。

第四天，团部派出的传达九·一三事件文件的工作组到了。据说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给我们听，那已经是开恩了。

大食堂外边还站上了武装连的战士，挎着铁把冲锋枪，一脸严肃，很是威风。我一同学“白薯“也人五人六地站那了，见了我还似笑非笑地算是打了招呼。

文件传达了，事情果然如增增所言，林副主席真的折戟沉沙了。不管底下怎么说，表面上全连也没掀起太大的波澜，大家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这很奇怪，昨天还“永远健康”的，今天就身败名裂，大家竟然欣然接受了。

不久后我探亲去干校，听到河南老乡在传达文件后的一段演绎，对此事的描述独具特色：“林彪掖着裙子（叶群。河南农民冬天穿的棉裙），拎着果子（林立果。河南人串门带的点心，以油条为主），上差了飞机（三叉戟飞机）跑了。

看看，农民的语言多丰富，他们的理解多简洁，演绎得多生动？这样的天机，在他们那就是出门串亲戚上错了飞机呗。

历史啊……

黑龙江兵团每个连队都有卫生室。卫生室里大夫，大夫下边有卫生员。

我们8连卫生室的大夫国国，是志愿军老兵，但是据说没过鸭绿江，部队就因故回来了，这是有案可查的。只是他是在哪儿学的医术已不可考了。

国国大夫看上去很倔，不苟言笑的，一般人初一接触都接受不了他的脾气，其实他是个好人。

京京（男京京，不是炸粪时逞英雄的那位）因为想家逃跑回京，回来后还死不认错，被当保卫组组长的国国盯上了。

“小样，我就不信整不‘卑服’你，把处分给你放档案里，让你小子背一辈子。”国国大夫一脸严肃地说。

那时候一听说“档案”里有啥毛病，没有不害怕的。国国大夫整这样不服管教的知青，那还是很有点办法的，大会检查，小会批判，加上黑板报配合让你不得消停，一幅煞有介事的样子，确实严厉。

那时候我们刚刚走上社会，严格意义上讲还是孩子，极难接受这样的管教，故而生恨，也因此我们都很怕他。

可是多年后，京京在办理回京手续拿到自己档案的时候，悄悄打开档案袋才知道，以前国国大夫发狠、跺脚说的诸如“把给你的处分记录装档案里，让你一辈子带黑点！”之类的话不过是吓唬他而已，自己的档案袋里啥也没有。

此后，这哥们后老悔了，平白地骂了许多年国国大夫，人家不过是忽悠自己呢。

还好，2002年我们几个一起回连的时候，与连队的老职工久别重逢，真有点“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举杯畅饮时，以往的过节都融化在酒里了，话说开了，酒喝透了，带着泪花的酒仰脖下肚，往事都成了过眼云烟。

幸亏那次大家见面了，一切恩怨都化为乌有，了无遗憾。我们那次回访不久，国国大夫便撒手人寰了，此事差点变成永久的遗憾。

我们下乡到八连的时候，国国大夫已经收了俩徒弟，男的是温州知青纪纪，女的是哈尔滨青年芝芝。

纪纪像个搞医的，白白净净的，身材修长，有点玉树临风的感觉。他人很聪明，悟性很高，很快入了党，还一度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俩在老食堂土房门前的枯树干上谈心的场景还历历在目，他怎么鼓励我进步，如何与党组织交心都记不得了，只是因为我的觉悟没那么高后作罢，但我俩依然保持了很好的友谊。

很多年后，纪纪每回进京，他都会找个离和平里近些的宾馆住下，喊我去喝酒。每次他都会打开从温州带来的小菜，一溜摆开七八个食盒很是讲究。酱鸭舌、槽鸡胗啥的虽不如猪头肉、肥肠合我的口味，但看上去很是漂亮。

两杯酒下肚，话匣子就打开了，常常说到半夜，话题都离不开北大荒的山高水长。

后来他和夫人去了欧洲，顺便说一句，他夫人是16团9连的。就在我准备发这篇稿件时，无意间看到了纪纪夫人八十年代初第一次到北京时，纪纪写来的“介绍信”，竟然完好地保存着呢。几十年悠忽而过，物是人非，引起我一阵感慨。

在欧洲那边他混得还可以，给华人社区的人看看中医，卖卖中草药。当然，他家的主业是生产皮鞋。每次回国时还是老样子，先到北京，约上三五知己喝上几次酒，也算接风洗尘，大家插科打诨，新闻旧事总是说起没完。

谁知纪纪最后一次回国是直接回的温州，那时他竟然已是病入膏肓了。不知道什么病，更不知道一个好好的小伙子怎么就不行了，到了温州，没几天就撒手人寰了。

我接到消息的时候，他已驾鹤西去。我代表北京八连的战友给他送了挽联悼词，写得情真意切的，自己都感动了。可惜未将挽词留档，久之便忘记了。

这是后话。

哈尔滨知青芝芝个子不高，天生活泼爱笑，当个护士蛮好的。芝芝后来与一个也是哈市的青年河河结婚了，河河就是前边提到过的那个很严厉的司务长。

她们回到哈市的情况不大清楚，几次去哈尔滨和战友聚会，哈尔滨战友几乎尽数出动，但都未见他们伉俪的身影，想不出为啥。

与卫生室打交道是从看我的眼睛开始的。

从四年级起我就近视了，倒不是很深，但是在那个尚武的年代，近视就意味着没法当兵，没法当兵就没法打仗，不打仗上前线干啥来了？特别是刚到北大荒的时候，经常要半夜紧急集合，天地黑成一片，眼睛再不好使，走路磕磕绊绊的，那叫一个受罪。

于是，很希望我连的医务室能帮助我把眼睛治好了。现在看来那是不现实的，但在当时看到那么多赤脚医生又红又专，经常拿自己做试验，不是扎针就是喝药的，从而取得灵感，取得实效的报道后，我还是蛮相信赤脚医生的。

再说了，在京时，我和明明、平平都因为近视眼，在同仁医院接受过针灸治疗，似乎还有点效果。当时觉得眼睛好了些，每次扎完针灸，都会觉得眼睛视物清晰了很多。只是由于下乡，让我们中断了治疗，所以很容易就相信了针灸能治好近视的传说。

我先到卫生室去咨询可否针灸治眼睛，人家说没问题。

说起来我也是真没脑子，你想呀，芝芝比我早到北大荒一年多点，纪纪只比我早到八连半年。他们都是初中毕业，虽说比我们高小毕业强点，但绝对有限。就算他俩不吃不喝不睡觉，所有时间全学医了，即便国国大夫是个神医，他俩一共也没学几天呀？以这样的手艺给人看病，这要不是在北大荒，估计都难以想象。

人傻胆大，我还是去了。

扎针灸的头一天，芝芝在我眼前上下比划着，一边看书，找穴位，一边不断地换着针。她忙忙叨叨、犹犹豫豫的样子，让我感到很可疑，她到底会不会扎？可已经来了，不是说既来之则安之吗。

酒精在我的晶明、风池穴擦了几遍，冰凉的，杀得慌，我这个紧张呀。我想，她要是一针下去手还在哆嗦，我可倒霉了，那得多疼啊。

“没关系，我小心点。”芝芝看着我恐惧的样子，连忙安慰我，态度不错。

“你可看准了扎呀。”我还是有点担心。

“我这不是找穴位呢吗，我这也是第一次扎还能不小心？”芝芝还是不那么自信地说。

我地妈呀，她也是第一次呀？大概是第三次去针灸，终于把我的眼睛扎出血了。记不得是哪个老知青悄悄告诉我，你们别去扎了，针灸是否能治近视本身还在摸索中，咱们这没那个条件，再把你们扎瞎喽。

听后我吓出一身冷汗，别去了。没办法，我还是戴眼镜吧。不久前和养猪姑娘说起我去扎眼睛的事，她和我说，想不起来是因为啥毛病了，芝芝还给她扎过天突穴呢。一针下去她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后来也是在那位老大姐的劝阻下作罢了。

刚到北大荒的时候，大家都会水土不服，时常被一些莫名其妙的病所困扰。我那阵没来由的浑身起了不少疙瘩，风一吹胳膊上长出一排跟小鸭梨似的大包，奇痒无比。

为啥用“小鸭梨”来比喻呢，主要是这个疙瘩起来的时候，身上的皮肤上的汗毛孔都被撑大了，像极了鸭梨上的小黑点。这个我在《嗜睡记》里也有描述。

后来知道那叫荨麻疹，是一种变态反应疾病，一般没啥好办法。去医务室也是给你一些脱敏药。在接连吃了不少“非那根”“扑尔敏”什么的后，弄得我每天挣不开眼睛。

后来，我听老作说吃点盐酸普鲁卡因会好点（他妈妈是医院的，家传的懂医），我跑去和芝芝说了，想领点这个药。芝芝眨巴了半天眼睛，问“卡什么因？”

都怪我这普通话说得不那么标准，闹了半天她也没明白“卡”什么“因”，我自然也没吃到这个药。

由此可见，八连卫生员的医术可见一斑。

但在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年代，我们连的国国大夫还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的。比如，夏天厕所蛆虫横行，蚊蝇无数。国国大夫就会带领纪纪、芝芝采来草药切碎，撒在厕所。别说还真管用，没一刻，刚才还满粪池顾雍的大尾巴蛆就不动了。

最有意思的是我连卫生室的绝招，不管你是啥原因引起的肚子疼、肠子疼啥的，虽然这在农村属于常见病，多发病，但不及时治疗也会有大麻烦。

在八连这都不是事，凡有人肚子疼，国国大夫都会从卫生室里屋拿出一个密封的小瓶，倒出几粒灰黑色小药丸，要你当面服下。你还没走出卫生室的大门时，估计你那肠子肚子的就不疼了。但是这药从来不让带走，只能当面服下。

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含有高比例的大烟膏的止疼药，多吃会上瘾的。

说起大烟膏止疼，这在东北是老处方了，只是解放后禁止种植罂粟，烟土基本绝了来源了。但是农村还是会多少种点的，以备不时之需。我连也是这样。

顺着八连王八盖地西沿向山里走，过菜组，跨小溪，翻小山，经一个小山谷，有一个小小的冲积平原，有一亩地大小。就这地界，别说外人，就是我这接长不短地去菜组干活的人，竟然一点也没发现这个离菜组不过半小时路程的地方，竟然神秘地隐藏着我连的“罂粟园”——这里种着几分地的大烟。

听我连的后任卫生员梅梅讲，每到罂粟花开的时候，这里一片姹紫嫣红，煞是美丽。

大烟花素以妩媚著称，我第一次见到大烟花的时候，立刻被它的妖冶、艳丽、醉人所震撼，啥叫姹紫嫣红，什么是千娇百媚，大烟花的美丽就是了。要是有机会看到大片的罂粟花，那该是怎样一种绚烂呀——尽管其中掩藏着致命的杀机。

烟土是由烟葫芦里流淌出来的液体提炼的。割烟葫芦是个技术活，要在清晨露水还没干的时候开始割，要求严格。

天蒙蒙亮，梅梅就和国国大夫下地了。他们用两片极薄的木片夹住刮胡子刀片，使之露出不到一毫米的锋刃，夹紧，固定好。这就是专用工具了。

已经长成的烟葫芦有乒乓球大小，尽量不要碰掉上边的露珠，以使烟葫芦保持湿润。用固定好的刀刃，轻轻地在上边划开一个斜线，有点像割橡胶。割到地头往回走，这回是收烟膏了。这时烟葫芦上从已经切开的口子里，会流出一串泪痕般浓浓的白色液体。用一把专门制作的木刀，把这白色的液体刮到干净的搪瓷杯里，初期的大烟土就成了。

太阳出来后，梅梅他们就收工了。每年，大约能收到三两斤烟土，提炼成烟膏不过一两斤，那可是全连五百多口人的特效止疼药呀。

在那个远离城市，缺医少药的地方，在那个视老百姓健康和生命如那什么的年代，这点烟膏还真是解决了不少问题呢。

在兵团，看病倒是不难，但是也看不了什么大病。回北京了，原以为离大医院近了，看病会便利些，特别是在兵团千方百计想生病，从而混口病号饭的阴谋却屡屡破产。可回了城了，不用蒙病号饭了，大小毛病却不期而遇地不断来找麻烦。

到医院一看，头天下午来挂号，连夜排队的大有人在，号贩子直眉瞪眼地考验着你的钱包，医生大夫收不收红包令你纠结，更不用说高昂的医药费……结果看病还是难。

那几日，正赶上我罹患重疾，要时常去医院。有时独自坐在熙攘拥挤的候诊大厅里，我会屏去一切噪音，让我的思绪停留在八连的小卫生室、纪纪那怎么也听不懂的温州话、芝芝那不知道什么卡因的一脸懵懂、梅梅描述的那一小块神秘的罂粟地……

一时不知道哪里更适合我们生存，更不知道哪里该是我们的归宿。

文章来源：伏尔基河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