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知青难忘的回忆：怀念我的父亲

作者的青年时代

印刻在童年的记忆,我总是忘不了父亲的那双温暖的手。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候，我常常被父亲的那双大手牵着，勇敢地向前走着。正是父亲的那双温暖有力的大手，给了我向前的力量，以至使我以后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走过了人生多少坑坑洼洼，磕磕绊绊。

父亲十六岁就当了老家村办的学堂的先生。（老师）他从小就练了一笔好字，练了一手好算盘。直到以后参加革命，他也没有离开笔杆子。在我五岁初学认字的时候，是父亲手把手地教我写字。有时候，父亲挥舞笔墨写字，或者是他双手同时熟练地拨打两架算盘，我在一旁好奇地注视着父亲那双充满“魔力”的柔软而修长的大手……为了开阔我的知识视野，父亲购买了使我感兴趣的《西游记》《神笔马良》《司马光的故事》《铁道游击队》等连环画书籍。也可说，父亲亲手在我的幼小的心田播下了一颗热爱文学的种子。

作者摄于1971年包头

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跃跃欲试地学编顺口溜，练习写作文。一次，我的作文写得如流水账，父亲阅后直皱眉头，我难过落泪了。父亲便给我“补课”。父亲给我讲了写作的技巧，讲到写作不仅需要语言锤炼和语言的推敲，还需要学会观察生活，多阅读书籍，方能提高写作水平。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用手抚摸着我的头，语重心长地说：“男子汉，不要流泪，有志者事竟成。”他用手擦去了我眼角上的泪，我感觉到父亲的手上那汗水浸浸指甲还藏着烟味儿。不久，在通晓日语的父亲的引荐下，我又拜父亲单位的一位女技术员黎莎莎学习俄语。

一九六零年，八岁的我不幸患了伤寒病症。那时，母亲常年患病。休学在家的我感到说不出的孤独。每天夜里躺在病榻上的我总是被噩梦吓醒，只要父亲的手伸过来，轻轻地为我全身按摩，我立刻感觉到有父亲的陪伴，我什么也不害怕了，身体似乎感到轻松起来。在我病重之时，包头市几家大医院都拒绝给我治疗，母亲和姐姐们急的直落泪。无奈，父亲双手把我抱起来，乘火车直奔老家寻找乡村医生求土偏方来挽救我。是老家的一位叫韩祥的郎中负责给我治病,就这样在乡村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在病情好转时，我的身体仍虚弱不堪，行走不稳。每天大早，父亲用手搀扶着我到村外散步，我还背诵着几个俄语单词。孱弱的我明显地感觉到父亲那双大手的力量。我们来到风景如画的田野，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瞭望着树丛里飞翔的小鸟……顿时我的心儿长上了翅膀，我便想奔跑。父亲不住地叮嘱我：“要走稳每一步……”父亲的大手牵着我，驱赶走了病魔，为我牵来了生命的七色彩虹。

贫瘠的雁北山区（2015年3月13日拍摄）

回到了包头，回到了学校，使我感到耻辱和尴尬的是因我病休而掉队——留级了。看到同班的同学都高兴地升入三年级，而我仍继续重读二年级，使我忧郁惆怅。父亲观察到我的情绪低落，便带着我到书店购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童年》《青春之歌》《苦菜花》《聊斋》等书籍。他还亲手为每本新书包了书皮。尽管当时我阅读这些长篇小说有些吃力，常常还要查字典，但我还是如饥似渴地象一只小蜜蜂采撷着知识的花香。后来我才悟到，正是父亲的这双大手，牵着我走进了辽阔的文学原野。

我迷上了文学，以至从三年级到小学毕业，我的作文总是班里第一名，得到了老师的赞赏。我的作文常常刊登在学校的墙报和黑板报。多次参加区里和市里的小学作文比赛而获奖。很快地，我又被评选为学校墙报的主编及学校的少年先锋队的大队长。在我少年的人生攀越的山道上，是父亲的手在紧紧地拉着我勇敢地向前……..

就在我读中学第一年的时候，文革的红色风暴毁灭了我少年彩色的梦。那是一个疯狂的夏天，我的俄语老师黎莎莎被打成了苏修特务。紧接着父亲突然被逮捕。当我看到父亲的双手被戴上一副冷冰冰的手铐而悄然离去，我的眼泪都哭干了。不久，全家又被造反派迁回老家。半年后，父亲患病被保外就医释放回家。当我见到父亲时，四十六岁的父亲已白发满头，特别是我熟悉的父亲的那双大手已显得更加瘦弱，手上布满了皱纹，失去了往日皮肤的光泽，手背上青筋突出，手指枯干如柴。我上去紧紧地握住父亲这双冰凉瘦弱的手，想到父亲蒙冤而遭受牢狱之苦，我的心如刀割，眼里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父亲也哭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哭，我用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父亲擦泪。

千年古庄塔儿村风貌（2015年3月13日拍摄）

一九六七年春，被疾病折磨已瘦骨嶙峋的父亲在家里闲不住，他的顽强的精神令我吃惊。每天大早，父亲拄着拐杖提着竹篮子到村外的西沟湾给家里养的兔子拔草。父亲用他那双瘦弱的手，一棵草一棵草地拔。因父亲抱病体弱，拔一会儿草就累的气喘吁吁，他便躺在本家二爷的墓堆上歇脚晒太阳。回到家，父亲不顾劳累在煤油灯下双手捧着《唐诗三百首》阅读。多少年后，父亲抱病读书的情景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里，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在辍学回乡务农的艰辛的岁月，踏上了一条自学的漫长坎坷的道路。

秋天到了，父亲终日咳嗽，家中无钱医治。父亲知道我与母亲在田地干活忙，不叫我们在家照料他。也许在冥冥中，父亲已知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一天，父亲用他那双颤抖的手拿出了他收藏多年的旧书，他喃喃地说：“月明，爹对不住你，我连累了全家，但我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快不行了，我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只有我收藏的这些旧书留给你，你要好好地读书，做一个社会有用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总感觉到这次是父亲与我最后的谈话，但他还是意犹未尽，我心头止不住地一阵酸楚，含着泪双手接过这沉甸甸的书，仿佛从这沉甸甸的书中触摸到父亲双手跳动的脉搏。

熬到了腊月，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冬天，这是雁北的一个最寒冷的冬天。天麻麻亮，患感冒两天已转为肺炎的父亲起来小便，突然摔倒昏迷了。十分钟后，一生追求光明进步、正直刚强的父亲撒手含冤而去。当时，我光着脚踏着寒风跑到五里外的公社医院找医生，来抢救父亲。可一切无济于事。我扑在父亲的身上，紧紧地握住曾牵着我走过人生道路的父亲的那双大手，紧紧地握住父亲那一双已冰凉而瘦弱的手，我感慨万千，泪如雨下。我多么想用我的手将父亲从那一个遥远的世界拉回到我们的身边…… 一副薄棺，一杯黄土，将父亲永远地埋葬在他生前拔草歇脚的村头西沟湾的山崖下，我也将对父亲深深地思念也埋葬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已去世整整五十六个年头了，在绵绵无尽的思念中，多少次我拿出我珍藏的父亲留给我的书籍。这些虽已发了黄的旧书，却是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财富。我似乎感觉到，每本书的书页上还留着父亲的手温……  

二姐家里收藏着父亲于1950年6月6日在商都县拍摄一张早已发黄的黑白老照片。照片里的30岁的父亲满面春风，高大伟岸的身躯充满着青春朝气。父亲穿着一身灰色的制服，脚穿着一双胶皮鞋，神态严肃地坐在第一排右数第二位。这是一张商都税务局全体干部合影的珍贵老照片。

一年前，（1949年）父亲参加了革命后，被送到了察哈尔省创办的华北革命干部学校。毕业后随着解放军一道走进了绥东的小城——商都县。被分配到了刚组建的县税务局任稽查股股长。后来在我懂事的时候，就听过妈妈讲过，父亲刚到商都的时候，这里刚解放，小城外的乡村很不安宁，常有零星土匪来骚扰。父亲带人员下乡的时候，随身佩戴短枪，有好几次遇到土匪袭击。每次父亲冲锋在前，凭着他的机智勇敢，打退了土匪的围攻，化险为夷，完成了收税任务。

在这一张照片里，不难看到了父亲的刚强坚韧的气概。他们在破旧的县税务大院里合影，镜头下，阳光直射，正是早晨的时分，晨晖将身后的办公室的门窗镀上了一片金色，更使这院子里的十二位共和国年轻的税务干部个个意气风发，朝气勃勃，朴实无华。照片里没有半点修饰，虽底色发黄，但黑白分明，格外清晰。

1950年6月，内蒙古商都县税务局全体干部合影，第一排（右二是家父）

照片中的后排左数第一人是一位青年女干部，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可爱的二三岁的男娃。可以看到刚解放的西北小城的县税务机关还没有办幼儿园，这位年轻的女税务干部（负责内勤）上班还带着娃娃，这就是解放初西北小城税务干部生活的真实写照。

2015年夏，我赴内蒙古乌海市探亲，从二姐家拿到这张收藏65年的老照片，带回到天津，我又到照相馆将这张老照片加洗印三张，准备给大姐二姐三姐每家收藏一张。每次我看到这张老照片里父亲于解放初在商都税务局的情景，我感慨万千，热泪盈眶。是的，时光已过去六十九个年头，照片里的十二位商都税务干部也许已经都不在人世，但历史已记录了他们人生最难忘的一瞬间，他们在这一张珍贵的黑白老照片里永远是共和国一代年轻的建设者！其实，父亲参与社会活动的照片不止这一张，由于建国后的频繁的政治斗争，特别是那场文革浩劫，父亲所珍藏的书籍和照片都被烧毁和遗失，一一不能幸免。

第二张是于1956年冬在涿鹿县——桑干河畔一座小城拍摄的一张黑白老照片。当时我才五岁，三姐七岁，父亲在涿鹿县政府工作，（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那时候父亲常在农村下乡蹲点，工作很忙碌，星期日才回城。在我的多次纠缠下，父亲才抽空带我与三姐到照相馆照相。我们三人乘坐着一辆敞篷小吉普车（小吉普车是模型），穿着一身黑色制服的父亲手握着方向盘，“驾驶”着车，我穿着花格的棉袄，头戴着一顶老虎帽，十足的女娃打扮，我乘坐在当中。留着学生小缝头脖子围着一块头巾的三姐，倒向一个男娃装扮，她乘坐在左边。父亲开车的样子很平静，我与三姐都沉浸在无比的喜悦中，我们此刻都感觉到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照相机记录下了我们姐弟与父亲在一起的历史难忘的镜头。这也是我们姐弟与父亲唯一的一张合影照片。（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在县政府办公室管辖的一辆吉普车上照相合影，可是父亲不同意家人乘坐公家的车照相）

1957年冬天，作者（右二）三姐（右一）父亲（左一）河北涿鹿县合影留念。

第三张老照片是父亲生命中最后的一张照片。照片是1964年秋，父亲患糖尿病从医院出来后在照相馆拍摄的。父亲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而站在风景画前，瘦弱的身躯显得衣服宽松，消瘦的脸上神态疲倦，表情十分肃穆，眼里透露出了几分忧伤。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张照片，谁知两年后，1967年文化大革命，父亲被迫害致死。

1964年秋，父亲从包头医院归来

几张老照片是历史真实的记录，老照片给我们留下了温暖的回忆。也许人的短短一生，一个人的短短生命，就这样不经意地浓缩在几张老照片之中。

2015年3月10日，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这次归乡的目的是給父亲扫墓，可是离别多年，担心怕找不到父亲的墓茔。（父亲在文革时被迫害致死，没有立墓碑。另一原因是当时老家的村民普遍人死后不立墓碑）在外甥李建的陪同下，我们一下火车就从天镇县城乘坐公交大巴车到东沙河村，去寻找我本家的五十九哥，78岁的五十九哥寄住在侄儿家。在东沙河草草地吃了一顿早饭，顺便买了一些冥钱和食品，匆匆地又乘坐大客车直奔故乡塔儿村。

下车后，公路旁正靠着东山梁，我家的祖坟地就在东山梁上。父亲刚去世时，暂时埋葬在村西头的西沟湾，七十年代时，在老家季家寨村的三姐和三姐夫才将父亲移葬到东山梁的祖坟地。我们来到了祖坟墓园，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座座无石碑小黄土坟包，一片荒凉衰落的景象，让我心里感到一阵悲凉。

行走在空空的小山村（2015年3月13日摄影）

在五十九哥的指引下，在墓园的一侧，我找到了父亲的墓茔，我望着一杯薄薄的黄土坟堆，我很难相信在此黄土堆下面是长眠的是我的父亲？以前常听村里的一些老人说：“喜子是咱们村里的有本事的人”。（父亲小名叫喜子）父亲小时候，五岁就在村里私塾读书，后来又到县城小学毕业后，又进了洋学堂求学，他十六岁就教书先生。他走过了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他于1949年又投入革命新的洪流中。父亲在建国后是一个长期的失败者，虽属于进城老干部，不论在内蒙古商都税务局工作，还是在河北涿鹿县政府任职，心直口快的他，总是怀着一片真诚和善意给领导提意见，导致他在政治上屡遭打压和排挤，使父亲长期怀有一种心理恐惧，生活在黑暗心理中间，也影响到家庭和孩子，父亲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从而很早地定下了他一生动荡、漂泊、苦难的基调。历次的阶级斗争下的政治运动，父亲都没有逃脱，他经历了监禁、审查、下放，后来文革中深陷牢狱，出狱不久病逝。父亲去世时才四十七岁。父亲在短短的一生中虽然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事，但他亲身见证了新旧两个政权的兴盛、衰落、动荡、混乱，让父亲致死没有愧疚就是他将自己的才华、青春、赤诚奉献给了他眷恋的这片的土地。父亲在短暂的人生奔波于晋冀蒙，在血与火的战斗中，他没有倒下，他却命丧于混乱的文革中，父亲是一个富有传奇式的悲剧人物。

如今，父亲在此一杯薄薄黄土下静静地长眠，欢乐与悲伤，成就与磨难，荣耀与屈辱，一切都成为过眼的烟云。看到此小小的无碑的墓，谁能知晓这里埋葬着让老家的父老乡亲而自豪的家乡的一位赤子！这里没有喧哗，没有张扬，一切是那么寂静！一切是那么平淡。

三月里，在雁北的山区里的天气还是那么寒冷逼人，我的耳朵和手被冻得红红的，墓园里没有绿草鲜花，只有小小坟堆谦卑地立在荒野里，与那皇家的陵园里高大汉白玉墓碑及豪华的墓地不能同日而语。我们在父亲的墓前供摆着水果和食品，我跪着给父亲磕头，表示我对父亲而深深地怀念，但也有一丝愧疚。多少年来，尽管山高水远路漫漫，家事公事缠身，我却没有归故乡给父亲及列祖列宗扫墓祭奠，实乃是不孝！我深感觉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怀着一种深深的负罪感！

我漫步在祖坟的墓园，望着那大大小小的坟堆，我很难描述当时的心情，我先向长眠在地下的先人们致敬！给他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对于我迟来的祭奠，望先人们多体谅！眼前一个个墓堆，每一个墓堆都有一个平凡的故事。我想他们生前不论干过什么？他们生前互相曾有过什么恩恩怨怨，死后他们一样地都在这里相聚。他们是谁？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父亲的墓包上面的那个黄土坟堆是爷爷和奶奶。

我站在肃穆荒凉的墓园，在寒风凛冽中，我想象的到长眠在此墓园的亲人们，他们曾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被苦难的生活而重压，又被疾病最后驱赶到了这里。是生活的贫穷？是山里人的生命卑微？使他们活着而悄悄地来到这个世界，，死后又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没有石碑，没有名字，无声无息，也许永久的墓碑是竖立在我们的心里。我作为他们的后人，不只是血统关系，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对逝者的追忆，我更不能忘记他们。

我久久地站在父亲的墓前，父亲慈祥微笑的面孔浮现在我的眼前，对于父亲的早逝，在我十四岁的少年的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痛！失去了父亲，失去了一个完整的温暖家庭，失去了我踏向学校求学之路。直到如今我心底里留着一个质疑，为什么那个让中国民众向往的红色年代却合法的大张旗鼓地制造仇恨？在文革汹涌的烛浪中，吞没了父亲年轻的生命，让他永远地沉睡在故乡的荒野里。

2023年7月30日初草于天津顺通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