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分水岭 (张康明)

知青情缘 2024-02-02

我生命中的分水岭

作者：张康明

人生总有几个分水岭，对于我来说最值得纪念，最有意义的一个分水岭就是从19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这个分水岭在我的生命中延续至今。

196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整，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前10个小时，我告别家人，奔赴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农场，直至1979年3月返回上海。连头带尾12年，在农场整整10年。

如果在当时或者是初回上海的那几年说青春无悔，那多半是假话。因为那时满肚子的是对上山下乡的怨恨和不解。然而40多年过去了，反观边疆10年在我人生长河中给自己的磨砺，对自己人生的影响，我认为说青春悔不悔已没意义。但艰苦的边疆10年给了自己享用一辈子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财富，看到和学到了在城市几十年也看不到和学不到的客观世界和社会知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场10年没有荒废。

当初，在农场老营挖梯田、种橡胶，觉得还不够苦，坚决要求去养猪、去新建连队，饱尝了脚踩猪屎和在荒山野岭过日子的滋味。最艰苦的时候就是一碗白米饭加一碗山水，吃不吃由你，而且几个月不见肉；住的是玻璃房（四周和头顶都是塑料布，睡的是泥地上铺上一些茅草）10年中还有过三次与死神擦肩的经历。（一次是我独自一人在原始森林砍竹子时，一条竹叶青蛇爬到了离我只有二十多公分的脚下，命悬一线。幸好蛇在枯黄的竹叶上游爬的声音被我听见，不然，任凭你嚎天大叫，也不会有人听见，死定了。另一次是一棵约两个人才抱得过来的大树在倒下时因旁边一棵树上的藤子缠住这棵大树，使大树偏离原本应倾倒的方向而迅速向我压来。侥幸的是先着地的一根大树叉在我的身边撑出了一个空间，使我只受了惊吓和皮毛之伤，不然，即使不死也将是与床相伴余生。第三次是，雨季时在不得不过河时，被汹涌的洪水冲出近百米，几乎在绝望的时候总算抓住了河边的一根树根。）

当然，这仅是10年农场生活中终身难忘的历险记，不具有普遍性。而10年中更多的感受是：人生前途和农场前景的无望、烈日下日复一日的简单劳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在年复一年地磨打着一个人的体力、思想、精神、情感、意志，乃至一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在农场时，打农场翻身仗的口号，喊了一年又一年，苦战一个接一个，可农场的面貌依旧。有时候的劳动近似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如种包米，就是一手拿一根削尖的木棍使劲往地上戳一下，一手将包米籽丢进去，一脚将旁边的土踢上去盖住。知青养几个鸡、种几棵菜都不允许，要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批判。知青们用科学建设农场的建议得不到采纳，被搁置一边，有时还被看成是不安心边疆的举动。每天背向太阳，面朝黄土，那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啊？哪怕是一缕光亮、一丝希望。那种内心煎熬的感受想必是每一个去过农村的知青都是感同身受和刻骨铭心的。在无数次的希望、期望、盼望被现实打破后，知青们普遍地从热爱边疆、甘愿为祖国的橡胶事业奉献青春、愿意在艰苦中改造和锻炼自己，逐渐地演变为不安心农场，渴望离开农场，直到最后，日积月累的不满成为干柴，被罢工的火种一下子点燃。

由于边疆10年的磨练，在回上海工作的几十年中，尽管有压力，有时候也感觉很忙，但从来没觉得苦，因为城市的工作与农场的劳动无法相比。有时工作来不及做，自己就很自然地加班完成，没感觉到有什么苦，很乐观，而且也不要求什么加班费。任务完成了，就很高兴，乐在其中。有人说我傻，我笑笑，不在乎。不是我思想境界有多高，我觉得这点工作比起农场的苦实在算不上什么。世界上什么事物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我就是这种感觉。有了农场10年的苦垫底，如今什么样的苦都不在话下了。外出旅游爬山时，有人娇滴滴地大呼小叫，这个山怎么爬啊？太苦了。我在一旁窃笑：这算什么？比起在农场时挑着重担在没有路的山上爬行，这简直就是小菜一碟。现在，大热天、大冬天，我也怕热怕冷，也想找个有空调的地方待着。但在思想上始终认为冷热没什么了不起的，与农场时的苦相比实在是不算什么，只要需要时我会站到烈日下或寒风中。

回上海工作后经常会有人在与我讲话时突然问我你是否当过知青，去过农村？问他怎么知道或是听谁说的，回答是没有，就是一种感觉。问他什么感觉，他笑答：说不清，反正就觉得和没去过农村的同龄人有些不一样。每当这时一种莫名的自豪感（我找不出比较中性的词）就会从心底升腾而起。我想应该不仅仅是我，应该是所有知青共有的开朗、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品质影响了他。

1979年3月5日回到上海，仅因为差了几天超出了当时2月底之前回沪可以当年报户口和分配工作的政策期限，就当了一年半的待业青年。看看周围未去边疆的同龄人都在国有企业上班，有些已经成家，颇有小康味道，而我没有背景，一年多以后也只是有了一份大集体单位的工作，比起昔日的同学我只有发奋读书，努力争取改变自己的命运。从业余初中、高中开始，直到念完夜大学。那些日子中倒是有些辛苦的（不是艰苦），每天上班是国家时间，下班是儿子时间，自己没有时间。常常是儿子未睡着，我先歪倒了。七、八年间几乎没有娱乐，整天就是昏天黑地地工作和学习。回想起来，当初之所以能坚持多年边工作边读书，除了立足社会的需要外，与农场的吃苦不无关系。困难时总会很自然地与农场的艰苦生活作比较，能回城市就是幸福了，这点困难不算什么，咬咬牙一定能挺过去的。于是就经常在心里暗暗地给自己鼓劲和加油，终于取得了大学文凭，并有机会进了机关，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回上海后，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一年中总要碰几次头。每次碰头，无论男女、无论职位、无论贫富、无论在农场时的经历和遭遇，大家都无拘无束，谈笑甚欢，兴奋不已。此时每个人的身份就一个——知青，仿佛又回到了农场的茅草屋、竹笆床时代。碰头多了，很多话题已经老掉牙了，可大家依然津津乐道，兴趣浓厚。有些当时少有人知道的小秘密、小故事、小插曲，抑或是一些公开的大事情后面的鲜有人了解的原版经过，此时都会有人自告奋勇地登场袒露或揭密。也有人会主动地坦白自己偶儿一次偷鸡摸狗的惊险故事和曾经悄悄恋爱的浪漫经历，还有人会直率地说出自己的单相思对象……不论说的事使大家轰然大笑，还是让人若有所悟，甚至是让个别人触景生情，感叹连连；也不管是有些故事炒了多少遍冷饭，讲者总是不厌其烦，闻者总是洗耳恭听，不到酒足饭饱，不到舌干嘴燥，绝不轻易收场，永远是意犹未尽，并期待着下次的欢聚。有时候家里来了几个农场的同事聊天，或是与农场的同事煲电话粥，爱人或孩子会在一旁悄悄地说，烦死了烦死了，又是云南云南的，再回去好了。但同时又总是不断地续茶倒水，笑道：嘴巴干吧，喝点水，说个痛快，农场的人在一起都是这样的。

刚回来时很多人都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去云南了。可十年的边疆生活岂是几句气话就忘得了的吗？返城三十多年了，现在没有再回过农场的知青已是个别的了，回去过多次的也大有人在，有些人还各尽所能地支援农场建设。相当一部分农场的老职工和他们的子女也都来过上海。每当大家见面时都热泪盈眶，激动不已，话语绵绵，彻夜交谈。知青们的农场情结和老职工们的知青情结浓得这辈子都不可能化开，在各自的人生中增添了浓重的，有意义的一笔。平时在工作中，或者在公开场合，只要一听说对方是知青，特别是云南知青，一下子就有了一份亲近感，甚至在公交车上听到有人说湖南话、云南话或四川话等（都是在农场时接触比较多的方言），就会伸长耳朵，特想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想检验一下是否还能听懂这些方言，回味一下在农场时的情景。实际上自己也知道，听懂与否与你有何相干？同时每次知青碰头时，总会有人在讲话中冷不丁地蹦出几句湖南话、云南话或四川话，甚至是傣族话，有人一下子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马上就恍然大悟了。极个别情况下，当某句话表达得词不达意时，有人竟会直接用在农场时学会的某种方言进行补充解释，听者才心领神会，莞尔点颌（此时参加聚会的非云南知青则雾水满头）。平时，知青中有人遇到困难或得病了，大家都格外地关心和挂念，自觉地伸出援助之手，没有任何回报的企图，哪怕是一丝一毫。如果有人不幸病逝了，大家都会痛惜万分，念叨他（她）的好，惋惜他（她）没有过上几年安稳的日子就先走了，很多人都会去参加追悼会（屈指算来，我所在的分场离我们而去的已有30多人，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还不到40岁。那可都是些我们同甘共苦，一起住茅草房、一起挖梯田、一个锅里喝盐巴汤的兄弟姐妹啊！）特别是在知青中较有影响的人去世了，参加追悼会的人会达百人之多，有些知青还特地从外地赶来。昔日的老朋友走了，活着的人回忆着往日的艰辛岁月，大家泪从心涌，场面格外的感人和悲壮。

……

不能说没去过农场的人就缺少值得欢乐和回忆的东西，但有过那段经历的人，他们的感触会更深、更多、更丰富。40多年过去了，农场的艰辛日子虽已成历史，但仍记忆犹新；初去农场时“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而奋斗”的热血理想虽已随风而去，但仍引以为豪，只是时至今日，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对艰苦、对社会、对人生、对生活、对克服困难和如何做人的感悟。很多人感慨地说，等我们耄耋之时，等我们快不行的时候，脑子中回忆得最多的事情，讲得最多的话题依然会是——农场那点事。谁让我们曾经是知青？难怪小说中总是说，苦难是人生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是的，如果人的一生中没有经历过一些刻骨铭心的事情，没有遭遇过一些曲折坎坷，至少，这样的人生是不丰满、不充实、不完整的；至少，因为缺少对比而不会对以后的生活产生满足感、平衡感；至少，会觉得这一生有些平淡和乏味。我有时也会想，如果我没有上山下乡，初中毕业后顺利地进入工厂，然后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和幸福的小家，一切都是那么波澜不惊，会是怎样的感觉呢？

回想起在农场的艰苦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比较淳朴的关系，我实在不愿意，更没兴趣热衷于单位里有些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从心底里鄙视那些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的人，也包括有些眼睛只向上，一心只想着乌纱帽的领导。有人说我的人缘关系好，实际上是我不愿、不想、不屑和那些人计较。但如果没有农场10年的磨练和见识，我能做到这样吗？我怀念初到农场时的生活氛围。

农场10年，使我长了见识，理解了我国的地大物博和贫困落后，并真正懂得和感受了艰苦能锻炼人的道理，使我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时时有欲望，但又适可而止；时时有满足感，又不放弃新的目标；在生活中遇到不如意情况和关注社会负面现象的同时，时时看到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积极乐观地生活着。40多年后的今天，再回想起农场10年的艰苦，虽说还是有些心酸（刚返城时这种感觉不明显），但毕竟过去了，可以坦然地含笑面对了。尽管那不是生命长河中愿意遇到的波涛。

还是那句话，回顾边疆10年，有失有得。有此10年经历，我的人生不乏味、不寂寞、不平淡。有此10年垫底，以后的人生不再有苦。此10年，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10年。我想，一定也是绝大多数知青人生中（无论他返城后的生活如何）重要而难忘的10年。无论每个人对那段经历的感受有怎样的差异，但一定铭心刻骨。不然有关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会持续涌现、引起热议、经久不衰？不然为什么多数知青总会推掉其他的应酬也要参加知青的聚会？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知青甘愿自费重返第二故乡？

当然，知青的经历比起那些把脑袋挂在腰上打江山的先烈，特别是那些打入敌人内部，与魔鬼日夜相伴的地下工作者的经历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比起那些世代在农村劳作的人来说，这些苦也算不上什么。只是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总是首先并主要以他自己的直接经历来观察和认识人生、社会与世界的，经常进行的是个人历程的纵向比较。所以，上山下乡的那段经历对我来说，或者对广大知青来说，是永远难忘和刻骨铭心的。

我只是讲了我个人经过那段历史后的实际感受，上山下乡运动正确与否自有后人评说。我们纪念自己的青春岁月，但绝不歌颂上山下乡。对于上山下乡的议论，我有这样的思考：那些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老革命，讲起当年的战斗经历，热血沸腾，一讲就是几十年，还上台作报告。要叫他再去战场他会愿意吗〔如果需要是另一回事〕。同样，知青们讲起当年的艰苦和锻炼，也是滔滔不绝，感慨万千，如果叫他再去农村他会愿意吗？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但事实却是，都不愿再去，可要他们闭嘴，也绝无可能。只是，过去10年的吃苦流汗已是不可逆转的事实，再纠结埋怨于“荒废了青春”“毁了大学梦”已无任何实际意义〔实际上如不去上山下乡多数人未必都能跨入大学校门〕，不如把在农场的感悟与当下的生活结合起来，读点书，重拾爱好，保养好身体，规划好自己以后的人生，努力提高生活和生命的质量，在有生之年去努力做好自己想做的事，尽量减少人生的遗憾。当然，对于个别在农场时遭到捆绑吊打、人身侮辱、终身残疾，甚至是含冤去世的知青，包括个别返城后特别不顺的知青朋友，还有一些所谓“可教育好的子女”的知青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认为都不为过，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心中存有一种旁人不能切身理解的永远的痛。除此以外，个别在农场时在生产第一线没待上几天，回城后又青云直上，做了高官有钱有势有名有利的人，也不要把上山下乡说得太轻描淡写，甚至为上山下乡涂脂抹粉，丝毫不顾及多数知青的感受。总之，对于无论是何种经历的人来说，在任何时候都要直面现实，正视当下，放眼未来，纠结于过去的不幸或沾沾自喜于过去的成绩都已没有任何意义。也正因为我们过去吃苦了，现在更应努力使自己生活得好一些，要善待自己，毕竟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还存有一些美好的希冀，尤其是已步入老年行列的曾经的知青。不是吗？

2012年8月

作者摄于一九六九年

作者张康明是1968年12月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一师六团一营一连的上海市徐汇区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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