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作家们为什么都爱鲁迅？
最近有一档豆瓣评分高达9.0的外景纪实类读书节目《我在岛屿读书》，邀请了苏童、余华、西川三位著名作家，以及旅行博主房琪，共同成为“书屋主理人”，在大海边开启向往的读书生活。
节目里，他们多次谈到鲁迅，一致认为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作家。
图片出自《我在岛屿读书》
余华说自己35岁时才重新相遇鲁迅，他提到《孔乙己》，“他满手是泥，原来他就是用这双手走来的”，他觉得鲁迅细腻极了。苏童提到鲁迅“虽然没有一部长篇小说，但足以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探照灯”。西川也表示鲁迅比他同时代的作家们更懂文学，“当别的作家拥抱光明的时候，他能够去面对黑暗”。
图片出自《我在岛屿读书》
当然不止这些作家如此推崇鲁迅，多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出版了研究鲁迅的书，无一不表现鲁迅文学中的丰富与细腻，而像他这样伟大的作家，是能够让读者历经时间后依然愿意遇见的。
本期6本鲁迅相关的书，推荐给热爱鲁迅、想要了解鲁迅的读者！
阿Q一百年
——鲁迅文学的世界性精神探微
张梦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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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否全然摆脱了阿Q的“影子”？
阿Q形象诞生于1921年，是鲁迅先生用以讽刺当时社会一些心灵丑陋的中国人，“精神胜利法”也由此诞生。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明欣欣向荣。然而我们是否全然摆脱了阿Q的“影子”？
答案并不肯定。诚如茅盾所说：“我们不断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上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人类的普通弱点的一种。”
阿Q典型性研究是鲁迅学的中心课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先生历经三十年的沉淀，再度思考阿Q，书中，他不仅深度剖析阿Q的言谈举止，还将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经典角色哈姆雷特、堂吉诃德、奥勃洛摩夫并论，提炼出了鲁迅文学的世界性精神。
鲁迅早就用心研究人的精神机制了。根据《周作人日记》可证鲁迅少年时久通读过家藏的《王阳明全书》。到日本留学后，又沉迷西方的“神思新宗”，并打通了二者的关系。……东西方重精神学派都是以“心”为根的。鲁迅的“心学”正是他“改革国民性”、发现阿Q“精神上的胜利法”的思想基础。
鲁迅《藤野先生》探疑
廖久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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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王锡荣作序，陈漱渝、陈子善、孙郁、董炳月、黄乔生推荐。
鲁迅有众多文章被选入到中学语文教材之中，作为经典课文之一的《藤野先生》最初发表于1926年《莽原》半月刊第1卷第23期，后收入散文集《朝花夕拾》，其中的“幻灯片事件”“解剖学笔记事件”等内容的真实性是中日学者长期关注之所在，亦是本书探讨的问题。
作者就日本学者的质疑进行讨论，集考证和艺术探微于一体，尽显文学研究的功力。另附有珍贵丰富的资料，如《藤野先生》的手稿、汇校本，国内外研究资料目录、教学辅导资料目录等，是一本不容错过的鲁迅研究读物。
竹内好在集中探讨“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著名作品《鲁迅》中，将“解剖学笔记事件”与“幻灯片事件”相提并论：“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并且认为这种“屈辱感”只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之一：“他由此得到的屈辱感作为形成他回心之轴的各种要素之一加入了进来”，形成鲁迅“骨骼”的最重要时期则是鲁迅到北京住在绍兴会馆的“蛰伏的时期”。
鲁迅六讲（增订本）
郜元宝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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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的鲁迅研究的代表作，追溯鲁迅精神之确立至于“心学”传统，兼采近世西学之多元文化养料，发前人所未发，赢得“鲁研界”及学术界广泛赞誉。
本次增订本首次提出鲁迅精神之确立，关键在于中国“心学”传统与西方观念论思想之碰撞，并由此出发进而诠释鲁迅的科学思维、文学创作、语言探索、精神反抗、身体言说的具体内涵。
鲁迅六讲（二集）
郜元宝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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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继《鲁迅六讲（增订本）》之后又一鲁迅研究的长篇论文，赓续郜元宝教授鲁迅研究之脉络，且所收文章与前集绝不重复。书中，他基于“中国性”“东亚性”的特征再次凸显鲁迅的“世界性”，并以此为切入点，重审鲁迅研究的若干经典性难题。
如“狂人”之“狂”，《野草》之“特异”，鲁迅小说创作之“中断”，鲁迅与“创造社”的争论，“周氏兄弟”早年文学活动与新文学运动之内在关联，以及如何理解鲁迅的暴力书写及其个性化语言风格，如何突破“鲁迅研究”的瓶颈等。
当我们再说“从来没有人像鲁迅那样深切地使我想到文学家的意义”时，除了必须跳出狭隘的“文学”而进入鲁迅从一开始就自觉献身的“文艺运动”之外，我们可能在继续关注竹内好所强调的东亚以及俄苏和东北欧弱小民族语境的同时，还必须更多地留意鲁迅和文艺复兴以来法国、意大利等现代欧洲主流文化圈的关系。
鲁迅与出版界
吴中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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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离不开出版，出版亦离不开鲁迅。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热情的编辑家和出版家。为了发展新文学和新艺术，他除了自己写作之外，还组织和参加过许多文学社团，编辑和出版过许多图书杂志。
鲁迅与出版界接触得久了，深知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对于出版业的重要性。但是，他不愿迁就市场去制造畅销书，而是从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来推动书籍市场的发展。
本书是研究鲁迅与出版界之作，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版界为线索，通过分析出版业内部的派系林立、商业利益的争夺、文化思想的冲突、政治宰制下文学的挣扎等现实问题，展现鲁迅曲折又复杂的出版经历以及他的出版理念。
这里关于创作题材问题的意见，早在三年前鲁迅就在回复沙汀、艾芜提问的那篇《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已经说过了，而且还表达得更充分，但左翼作家听不进鲁迅的劝告，总是热心于配合政治写作，为“最中心之主题”论所左右，因而难以有大成就。
鲁迅与顾颉刚
王富仁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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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思想家王富仁先生最后一部长篇遗作，通过历史观念、学术思想、荣辱观念（面子观念）和所谓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事件的分析，揭示了鲁迅和顾颉刚矛盾和分歧的内在文化意义。
王富仁先生指出，鲁迅和顾颉刚的矛盾和分歧实际是在鲁迅以“立人思想”为核心的现代文化观念与顾颉刚在受教育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现代学院精英知识分子文化观念的差异和矛盾中形成的。
全文高瞻远瞩，思辨严密，博通精微，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看法，不仅对我们重估鲁顾之争，而且对我们进一步深入反思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与使命均不无启发。
在这篇长文中，富仁兄探讨鲁迅和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形成和来龙去脉，探讨他俩因文化上的分歧而导致情感、情绪上的对立，在此基础上还重新审视“整理国故”与古史研究、胡适和“胡适派”、“现代评论派”和英美派学院精英与鲁迅的分歧等众多复杂问题，分析论列，直抒己见。
——陈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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