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

 chapter one 

选自《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作者梅列日科夫斯基

列夫·托尔斯泰

两位作家的——尤其托尔斯泰的——作品，都和作家的生平、个性密切相关，谈论一方就不能不谈论另一方。在研究作为艺术家、思想家、说教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之前，应当知道二者其人。

在俄国社会中，也在部分批评界中，已经确认，似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托尔斯泰完成了道德和宗教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个人生活，而且也改变了他的精神活动和写作，似乎把他的生存分为两半：在一半中，他只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也许还是一名伟人，却依然是尘世之人，有一般人的甚至是俄罗斯人的欲望、悲哀、犹疑、弱点；在另一半中，他脱离了历史状态和文化的全部环境，有些人说他是基督教隐修士，有些人说他是无神论者，有些人说他是狂热分子，有些人说他是已经达到最高道德彻悟的圣贤，像苏格拉底、佛、孔子那样，是一种新宗教的奠基人。

托尔斯泰本人在1879年写的《忏悔录》中确认，甚至似乎强调了这种宗教再生的独一性、不可逆转性和彻底性：

五年以前，在我身上出现了十分奇异的现象：起初，在有些时刻，我觉得困惑、生活停滞，似乎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该怎样生活，该做什么。——生活停滞，总表现为同样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而后来呢?——我似乎活也是活着，走呀走的，走到了深渊前面；我看得很清楚，除了死亡，前面一无所有。——我要用尽力气脱离生活。——于是，我，一个幸福的人，常把绳子藏匿起来，以避免在我房间里两个大橱柜之间的横木上上吊，因为我每天晚上都脱去外衣，一个人待在那里；我也不再拿着猎枪去打猎，怕忍不住极轻易地了此一生。

托尔斯泰《忏悔录》

他认为，使他脱离这种绝望感、免于自杀的原因，是他接近了普通的信徒，劳动人民。

我这样地生活，就是说和民众交往，大约两年，于是我转变了。我觉得，我们圈子里的人——有钱的学者的生活，不仅令我反感，而且渐渐失去了全部意义。我们的全部行动、议论、科学、艺术，我现在看，意义不同了。我领会到，这一切都是一种乖戾，不可能从中寻求什么意义。

我渐渐厌恶自己，我承认了真理。现在，我明白了一切。

托尔斯泰生平记述者之中最朴实无华，因而也是最可贵、最值得信赖的是他妻子之兄弟C.A.别尔斯(Берс)；别尔斯在《回忆录》中也谈到了八十年代的这一“转变”，这一转变似乎“改变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全部精神生活和外部生活”：

他全部个性近十年发生的变化，确确实实是充分的和根本性的。不仅是他的生活和对一切人、一切生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而且他的全部思维活动也发生了变化。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变成了对周围之人之爱的化身。

他的妻子，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托尔斯塔娅伯爵夫人的见证也同样明确：

“现在你能看看、听听列沃奇卡（托尔斯泰之名‘列夫’的爱称。——译注）的话就好啦!”她在1881年初给兄弟的信中说，“他变了很多。他变成了基督徒，而且是最真诚、最坚定的。”

如果我们没有更为可信的根据，那就很难怀疑如此有力和值得相信的见证，而根据就是托尔斯泰自己的艺术作品。他的作品，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不是别的东西，正是一部巨大的、五十年的日记，一篇无限详细的“忏悔录”。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文学中，大概没有另外一位作家像托尔斯泰这样揭示了自己生活之最细小的、个人性的、有时是令人头疼的方面，而且揭示得如此大度、如此坦率、毫无忌讳。看来，他悉数告诉了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一切，而我们对他的了解，如同他对自己的了解。

要解决关于他五十多岁，即中年后期之时他身上发生的宗教转变的实际意义的问题，就不能不注意这一部艺术的、因而并非事先设想的、并非有意的忏悔。

在二十多岁时写作的第一部作品《童年、少年、青年》中，他叙述了对十四五岁时期的记忆犹新的回顾：

在这一年内，我过的是孤独的、专注于自己内心的精神生活，关于人的使命、未来生活、灵魂不死等等的全部抽象问题都已出现在我面前；我童年的智慧虽然单薄，又少不更事，却极为热衷地想要澄清这些问题；而提出这些问题，即构成了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托尔斯泰《童年、少年、青年》

春天的一个早晨，他帮助仆人卸下窗框，感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欣喜，为基督的自我牺牲大受感动：

为了帮助尼古拉，我愿意受苦。“以前我多愚蠢啊，我将来能变得善良而幸福，本来就能!”我心里说，“一定要快一点，快一点，现在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开始另一种生活。”

改正全人类，消灭人类的全部罪恶和不幸，在他当时看起来是“轻而易举的事”。于是他决定“编制一生完成的义务与任务的时间表，在纸上详述自己的生活目的，列出毫不退缩地执行的行动准则”。他立即上楼回到自己房间，取出一张书写纸，画出格子，分列出对自己、对周围的人和对上帝的义务，开始记述。

他露出忧郁的、几乎让人害怕的、但依然是太过表面的嘲弄笑意，似乎并不怀疑他身上发生的情况之全部深刻性与病态，开始讲述当时的，用使徒雅各的话来说，“双重的”思想。由此造成了一种奇异的印象：

似乎在他身上有两个心脏，两个人。其中之一，遵循着基督教的死亡观念，为了教会自己忍受痛苦，“不顾剧痛，伸着手臂举着塔齐谢夫词典(лексиконы Татищева)保持五分钟，或者走进储藏室，用绳子鞭打自己赤裸的后背，”疼得泪珠不由自主地涌上眼眶；其中之二，遵循着同样的死亡观念，忽然记起死亡时时刻刻在等着他，便决定放弃功课，大约在三天内“只躺在床上，津津有味地读一本小说，品尝涂了蜂蜜的小番饼，这是他用仅有的一点余钱买来的”。

一个托尔斯泰有自我意识、善良、软弱、平和、悔过、厌恶自己和自己的罪恶；另一个托尔斯泰则无自我意识、凶狠、强有力，“把自己想象为为全人类的幸福而发现了新的真理的伟人，骄傲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凝视着其他的人”，甚至在厌恶自己、贬低自己、自我鞭笞之时也细致地、近似激情地享受到了自豪之感。

青年托尔斯泰

通过叙述自己少年时代的思想，他得出结论，即这些思想的基础包含四种情感：第一种是“对想象中女人的爱”，亦即肉体的情欲；第二种是人类之“爱的爱”，亦即自豪感，精神之激情；第三种是“对非同寻常的、虚荣之幸福的期望，这种期望十分强盛、坚定，能转变成为疯狂”；第四种是对自己的厌恶和悔过。

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不是四种，而只是两种情感，因为前三种可以合成一种，即对于自己、自己的肉体、自己的肉体生活或者“自我”的爱；第二种是对自己的厌恶、愤恨，不是对他人或对上帝的爱，而只是对自己的恨。无论在这里还是那里，两种表面上如此对立的情感的首要基础和结合体都是“我”，无论这个“我”是得到了极度的肯定还是被极度否定。一切都在“我”之中开始和完结：爱和恨都不能够打破这个圈子。

问题就在这里：在两个互相渗透又汇合的托尔斯泰之中，哪一个是最真实、诚挚、始终如一的呢?是那个用苦行僧之绳鞭打自己赤裸脊背的人呢，还是品尝加蜂蜜的享乐主义番饼、慢慢思忖死亡、想到阳光之下世事纷乱、精神受到折磨、认定苟活着也比死了的狮子强的人呢?是爱自己的那个人，还是恨自己的那个人呢?是哪一个按基督教开启了自己的思想、情感、愿望，或者，是哪一个按异教总结了这一切的呢?或者，也许——这对他来说也许是最可怕的——双方最后都是一样诚挚、一样真实、一样始终如一的?

无论如何，在这第一部作品中；他对自己和自己所说是“推论”的少年思想的评审是极严格、极真诚的；以后，甚至在《忏悔录》那些著名的、充满灼热忏悔之情和自谴自责的段落中也没有这样地评审自己：

这种沉重的精神劳作中，我一无所获，只不过形成了削弱我意志力量的思维的随机应变性，养成了不断地精神分析的习惯，从而损害了感觉的敏锐性和判断的明确性。进行抽象思考的倾向在我身上极不自然地发展出一种意识，因此，常常地，我一开始考虑一件最简单的事，就陷入分析自己思想的死胡同，我已经不是在思考困扰着我的问题，而是在思考我正在思考什么。我问自己：我在思考什么?回答是：我正在思考正在思考什么。而现在我正在思考什么?我正在思考，认定我正在思考我正在思考什么，依此类推。智慧沉落在推理之后。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手稿

“生活准则”遭到了第一次挫折：他想要在纸上画线，没有找到尺子，便用拉丁文辞典代替，因而把墨水碰洒，长长地流成一行。他悲哀地写道：

为什么我灵魂中的一切都是这样美好、明晰，可是我一旦要把我考虑到的东西应用到生活之中，在纸上和生活中就变得杂乱起来?

但是，也许这不过是儿童智慧和儿童意识不健全的表现吧。这种不健全随年龄增长，在意识发育、精神成熟之时，会消失的。其实未必。至少在他身为二十四岁青年写作《童年与少年》时，他常常意识到，这种儿童特征是与年龄无关的，这种特征的不可磨灭的痕迹终生都陪伴着他：

我深信，假如我能活到高龄，而且我的写作能够赶上我的年龄，我即使成了七十岁的老头子，也还必定像现在这样不可救药地像儿童一样常常幻想。

如果概括性地谈论托尔斯泰的基督式顺从的话，那么，在这些朴实而平静的话里，不是比在他以后十分响亮和激情的忏悔中包含着更多的基督式顺从精神吗?面对全世界谈论自己，像他后来那样地说：“我是寄生虫，是虱子，是放荡分子，是小偷，是杀人犯，”大概是比在意识的平静中承认自己力量的实际尺度更容易些的：

在我年迈之时的思想中，我到目前依然是一个婴儿，就如同在我少年的思考中一样；虽然在我的艺术天才中包含着无限的力量，但是在我对上帝的多方寻求中，我不是领袖，不是先知，不是新宗教的创建者，而是一个柔弱的、迷途的、病态双重人格的人，像我同时的一切人一样。

《一个地主的早晨》完全符合托尔斯泰生活的实际顺序，在他全部作品的次序上似乎是他巨大日记的下一章和延续。德米特里·聂赫留道夫公爵——正如《童年、少年、青年》的主要人物尼古拉·伊尔琴耶夫一样，没有读完大学课程而离校，因为他领悟到全部人类知识是无用的，便以地主身份在农村定居，以便帮助百姓。聂赫留道夫身上完成的道德的和宗教的转变，和伊尔琴耶夫一样：

“我知道的、相信的、喜爱的一切，都是愚蠢，”他告诉自己，“爱，自我牺牲，这才是真正的、独立于任何机遇的幸福。”

然而，现实满足不了他。他想着：“这些理想在哪里?在这条路上，我寻找幸福，找了一年多了，可是我找到了什么?的确，有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对自己满意，但是这是一种枯燥的、理性的满足感。”

聂赫留道夫渐渐相信，自己尽管有良好的愿望，却不善于做有益于百姓的事。而且农民们公然表示不信任老爷的基督教情感。从这个把地主之善与福音之善结合起来的不成功、而且本质上是幼稚的实验中得出的惟一结论，是对青年农民伊柳什卡的病态的、毫无结果的羡慕，甚至不是对他的精神力量，而仅仅是对他的体力、健康、爽朗以及他思想与意识平淡宁静的梦境般的羡慕。

从托尔斯泰的生平记述中我们知道，在对雅斯纳雅·波里雅纳农民做过不成功的、聂赫留道夫式的实验之后，他对自己的地主能力痛感失望，于是便离开这个乡村前往高加索，以士官生资格加入炮兵队，全心沉醉于有关军事荣耀和山民俭朴生活之美的浪漫幻想，就像《哥萨克》中的人物奥列宁一样。

像伊尔琴耶夫和聂赫留道夫一样，奥列宁也认为自己是无限自由的。这是四十年代富有的青年老爷的特殊的俄国式的自由，对于他来说：

不存在任何物质和精神的限制；他可以为所欲为，他什么也不需要，不受任何束缚。他没有家庭，没有祖国，没有信仰，没有需求。他什么也不信，什么也不承认。迄今为止，他只爱他自己，也不能不爱，因为他只期望万事如意，还未对自己感到失望。

但是，虽然他什么也不信，什么也不承认，虽然他只以单纯的、幼稚却又玩世不恭的爱来爱自己，这个辍学的大学生，炮兵队士官生，却已经拿自己的“哲学发现”、自己在哥萨克村镇上的简朴生活和全人类的文化生活来对比。

 他渐渐识别出那种虚伪，他以往一直生活在其中；这种虚伪当时就令他厌烦，现在则变得丑陋又可笑，不可容忍。

托尔斯泰为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作的画

（The L. Tolstoy Museum.）

他给在莫斯科的朋友们写信说：

我觉得你们又丑陋、又可怜!你们不懂得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生活!你们应该体验一次生活本来面目的美，应该观看、赏识我每日之所见：山顶永久的、不可企及的白雪，保持本源之美的端庄妇女，造物主创造的第一个女人必定是以这种美出世的；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谁正在毁灭自己，谁生活在真实或者虚伪之中，是你们，还是我。但愿你们知道，你们那样自鸣得意，在我看来是何等的讨厌、何等的可怜！

人的生活和自然的存在一样：世人诞生、交媾、死亡，又诞生、争斗、酗酒、大吃、享乐、又死去；除了大自然给予太阳、野草、野兽、树木的那亘古不变的条件以外，一无所有。他们没有其他的法则……幸福，就是与大自然同在。

体现出这种朴素智慧的是小说的真实人物老哥萨克叶罗什卡叔叔；他是托尔斯泰创造的最伟大、最完美的形象之一，这个形象可以让我们窥视也许永远不会展现在他自己意识面前的、他的实质的最黑暗、最秘密的深层。在这里第一次、而且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以完美的艺术清晰性，出现了在他身上始终争论的两位人士之一：这是永远讲求行动，但很少谈论自己、更少认识自己的一个人。托尔斯泰本人这副如此熟悉、却依然不为人所知、迄今未被释读、未被照明的面目，似乎在这个巨人的面目中透露出来、闪烁出来；这个巨人长着儿童般的眼睛，长着粗重、饱经辛劳的老年人的皱纹，保持着青年人的肌肉，散发出高加索红葡萄酒、俄国烧酒、罪恶和浓稠血液的强烈混合气息——这一切都汇集在叶罗什卡的面容之中。

他的生活，像半野蛮的车臣人一样，也充满了“对自由、闲散、抢劫和战争的热爱”。他自己直率而自豪地谈到自己：“我是壮小伙子、酒鬼、小偷、猎人……我生性欢快，我喜爱一切人，我就是叶罗什卡！”

这是无意识的俄罗斯犬儒派哲学家。他觉得自己无限自由，和俄罗斯老爷奥列宁一样。也是什么也不承认，什么也不相信。他生活在人类准则之外，善与恶之外。鞑靼人的阿訇和旧教派教堂执事同样引起他平静而不屑一顾的冷笑：

依我看都是一个样。上帝为取悦于人才创造了一切。什么也不是罪。就拿野兽来说吧，既生活在鞑靼人的芦苇丛里，也生活在我们的芦苇丛里。上帝给它什么，都要吃光。但我们有些人说，因此我们只好舔炒菜锅了。我认为这都是瞎话。你一咽气，青草就长出来，如此而已。

托尔斯泰与妻子

他具有远古的、前人类的智慧，和半神半兽山林之神无限明朗、同时又阴暗的灵魂。他能够独特地善良和温柔，爱一切生命、上帝的一切造物。这种爱似乎很像基督教，也许是因为在异教最后的、无意识的深层中已有未来转向基督教的端倪，狄俄尼索斯的酒神祭礼之端倪——克己、自我毁灭，人与潘神，即一切造物之父合一的端倪。然而，不仅不应该忘记把这第一种、野蛮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异端基督教和第二种文化的基督教意识分离开来的历史深渊，也不应该忘记其心理深渊。如果说两者可能接触，那也是两种最为对立的极端偶然的接触。

叶罗什卡驱赶夜间的飞蛾，因为飞蛾在摇曳的烛光上旋转，时时掉在火里：

“傻瓜，傻瓜!瞧你往哪儿飞?傻瓜，傻瓜!”

他欠起身来，用粗壮的手指驱赶飞蛾。

叶罗什卡叔叔此时轻轻的微笑不是很像阿西西的方济各的微笑吗?

他身上也散发出浓稠血液的气味，也许不仅是野兽的而且也是人的血液，因为在老年“小偷”的意识中不是只存在着谋杀。像大自然一样，他是同时既慈悲又残忍的。他自己没有感受到，没有理解这一矛盾。后来分解成为恶与善的东西，在他身上还以原初的统一状态、以无意识的和谐状态汇合为一。

奥列宁在自己十分枉然地希求皈依基督教的心灵里，也找到了叶罗什卡叔叔这种犬儒派智慧的反响。在空气凝滞之中午的寂静中，在南方森林的深处，在极度富足的生活里，他忽然认识到了非基督式的虚己和大自然半兽半神的合一——半人半羊神的神圣而野蛮的智慧；这种智慧充满了狂喜和古人所说的潘神，即万物之神造成的恐怖，在常人看来是疯狂。

“突然，奥列宁在对一切的爱之中体会到了一种无缘无故幸福的奇异感，于是他按旧日的儿童习惯开始画十字，默念着感谢某某。”在侧耳倾听蚊子的嗡嗡声之时，奥列宁想：“每一个蚊子也是一个独立的德米特里·奥列宁，就像我一样。”

他开始领悟到，他绝对不是一名俄国贵族、莫斯科社会一员、某某的朋友和亲属，而只不过是同样的一个蚊子，或者同样的一只雉鸡，或者一只鹿，和现在生活在他周围的一切活物一样，像它们，像叶罗什卡叔叔一样，也是活一辈子，要死的。他说得对：只有青草，春风吹又生。

但是，在他身上也存在着两个人，这第二个奥列宁，像伊尔琴耶夫和聂赫留道夫一样，也念念不忘地说：“要爱，自我牺牲!为自己活着不值得，活着是为了别人。”他试图协调山林之神和半人半羊神的非人智慧和适中、有益、理智的“基督教”之善。为了哥萨克人卢卡什卡，他牺牲了对玛丽雅娜的爱情。但是，这一做法毫无成果，和伊尔琴耶夫的“生活准则”、聂赫留道夫的地主基督教一样。

在绝望的时刻，他突然令人惊异地承认：

因为爱，我是无罪的；我在自我牺牲中解脱了爱，在哥萨克人卢卡什卡和玛丽雅娜的爱情里，我感到欣喜，只不过挑起了自己的爱和嫉妒心……我没有自己的意志，是某种自发力量，上帝的整个世界，通过我来爱她的，是整个大自然把这种爱输入了我的灵魂，说：你爱吧。以前，我动笔谈论过我的新信仰(即基督教信仰)。谁也想不出这些信仰在我身上出现有多么困难，我认识到这些信仰、看到生活中新开辟的道路有多么欣喜。在我心里，什么也不如这些信仰宝贵。可是……爱情一来，现在那些信念没有了，甚至不觉得惋惜!我甚至弄不明白，我以那么一心一意、冷静、理智的心思所珍惜的是什么。美色一来，就令艰辛获取的半生内心建树化为灰烬，而且对那消失殆尽的一切，也毫不惋惜!什么自我牺牲，全是胡说，瞎话。这全是因为傲慢，逃避应得的不幸，避开对他人幸福的嫉恨。什么为了他人而生活，行善!为什么?须知我心里只有对自己的爱。

只有对自己的爱——这是一切的起点，一切的终点。对自己，仅仅对自己的爱或者恨，才是两条主要的、仅有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轴线；托尔斯泰初期的、也许是最真诚的作品里的一切都是凭借这两条轴线而旋转、运动的。

仅仅初期作品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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