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618预热刚刚开始，就被六十余家出版社联合抵制，宣布退出京东618促销活动。参与的出版社包括发布联合声明的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在内的10家北京的出版社，上海的46家出版单位，以及单独发布声明告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令人困惑的是，虽然早有耳闻电商挤压出版社利润，但出版社这么多年的购物节促销也都参加了，为啥偏偏今年不干了？电商巨头也不止京东一家，为啥只抵制了京东，却参加了天猫和当当的促销？为什么人们的体感上觉得现在的书越来越贵，烂书越来越多？逼着出版社让利的互联网大厂，和抵制电商不合理降价的出版社，究竟谁才能让读者受益？文｜Tonya编辑｜oi

今年3月，财新《处置问题险企》一文提到，修订中的《保险法》新增：“若被接管的保险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依法进行保险业务转让的，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对保险合同进行合理变更”。这让人担心，保险的刚性兑付或将不在。保险的刚性兑付，一直是其保障性的根本来源。根据《保险法》第91条规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的，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及责任准备金，必须转让给其他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能同其他保险公司达成转让协议的，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接受转让。当保险不再“保本”，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保险企业的风控能力与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投资收益率下降的社会所面临的整体困境。保险公司的风险有多大？他们又是如何盈利与亏损的？保险公司的钱在过去的经济行为中面临着怎样的矛盾？希望通过本文，你能对以上问题有所了解。无论是否购买保险，风险链条的传递都会对个体带来看得见的影响。文｜李厚辰编辑｜阳少保险行业的风险有多大？

18岁阳台上的那些少年，他们有何心事，背影为何如此寂寞？我们是三个Z世代的年轻人。我曾以为大家都算是精英大学的优等生，但当我们在聊起高考与青春时，却都提到了那种非主角的感受，一种很灰暗的感觉。本期播客灵感来源于一篇叫做《18岁的阳台，中国非精英少年的人生答案》。斯怡在文中描绘了一幅西南边陲小城高中生的群像，那里有“复读生、外地生、在农村信用社取钱的州县生、想要自杀的年轻人、贫穷的年轻人、性少数的年轻人”。那是主流叙事中很少看到的细节，却是我们大部分人所体验的青春。我们处于教育资源很不同的城市，也拥有实际上差异的青春，聊到最后，我发现，我们却拥有同一层质感的不体面与恐惧。也许是因为我们都属于阶级的底层，而过早的拥有了一层审视的目光。一个家境不好的学生，如何在西南边陲长大，如何在四川教育集中营长大，又如何在东南小城的重点中学长大。青春，不是一杯干净明媚的白水，而是如身处开水、冰水或浑水之中，我们在阶级、应试、家庭与伤痛的夹缝中体验高中时代。站在阳台上，在恐惧、自卑与拧巴中，我们也一次次眺望远处。更当下的是，对于Z世代的初高中生，他们将在算法和互联网的世界里，更早地感受到地域和资源的割裂，如何去处理贫富差距与可能性的不可得，又如何面对这样的残酷现实？本期问题青年斯怡

you”“不要总是望着我的背影，你要为自己活着”这些句子来自在伦敦小野洋子的展览现场的最后一堵墙。这是一个关于母亲的互动装置「My

月初的上海小洋房里，和我一起看片的留美插画师朋友，观看时，笑得根本停不下来！难以抑制兴奋，她连连被对话中的梗与尬点惊喜，自嘲“有被讽刺到！”短片是一个伍迪艾伦式的开篇，夕阳的余晖下，苏州河边，女主角

国家统计局2024年2月数据显示，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失业率为15.3%，不含在校生的25—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6.4%，青年失业，已经成为经济下行时代无法避免的沉重议题。事实上，当生活中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增强，爱情在年轻人生活中的比重也开始降低。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一项针对1000名女性的调查显示，2024年的目标选择爱情还是事业，87.1%的女性选择搞事业，仅有12.9%选择了爱情。“没上岸不配谈恋爱、没编制不配结婚”、“双体制夫妻”，这样的讨论在社交媒体上愈发频繁出现。就业和经济状况的动荡，也影响着年轻人的亲密关系。有些人失业后仍然瞒着伴侣出门假装去上班，有些人为了让失业的伴侣有安全感而求婚，有些人习惯了用物质表达爱，失业后贷款供养爱情而负债累累。失业后爱情会发生什么变化，我们找到了两位即将步入婚姻和一位刚刚分手的年轻人，以下是他们的故事。文｜Nepethe编辑｜oi“失业意味着在关系里失去主动权”景岐年龄：28失业年限：五年存款：二十万负债：一百万＋今年十月一日，景岐就要结婚了。她和未婚夫阿诚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景岐和阿诚先后来到上海，在接触了一段时间后，景岐接受了阿诚的表白。此后，两人恋爱长跑了六年。年初订完婚后，景岐就总是失眠，有的时候半夜三点多从梦里惊醒，翻来覆去却再也睡不着了。这个时候，她会蹑手蹑脚下床，去客厅打开iPad，追几集电视剧，再戴上耳机玩会游戏。“他工作很忙，睡眠质量也不好，正好我不上班，等他出门后我再睡回笼觉。”阿诚去年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室内设计工作室，一连接了好几个项目，正是冲事业的关键阶段。景岐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失眠。订婚的时候，阿诚告诉家里人，景岐准备辞掉工作，在家备孕。作为山东人，阿诚的父母对此没有表示反对，甚至委婉暗示景岐，生完孩子后不要立马出去工作。“他们的观念还是很传统的，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我只要把家里操持好就可以了。”但她还是害怕自己会一辈子都困在家里，从此以后，对外的身份只有一个：阿诚的妻子。焦虑之下，其实还有一个让景岐难以面对的事实：早在2019年3月，她便丢掉了工作，在随后的大半年时间里，她也曾接到过offer，但最终要么因为通勤时间太长而放弃，要么则是在试工期间就被辞退。到了年底，景岐本想休息几个月等过完年再接着找工作，却没想到赶上了疫情。景岐离职前在上海一家留学咨询公司任职课程顾问，这类工作带有一定销售性质，工资按底薪＋提成来计算，底薪往往只有5000-6000，大头都在提成上。前三个月，景岐只开了四单，在小组里业绩倒数，景岐有些气馁，和团队leader提出过离职的想法，但leader鼓励她继续做下去。景岐最终选择咬牙挺过去，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缺钱。阿诚那时候还在设计公司里当设计师助理，月薪只有4500。景岐知道，一旦自己辞职，两个人连房租都会付不起。没有想过向父母求援吗？景岐对此表示，阿诚的父母其实一直不同意他来上海发展，如果当初知道他们生活那样艰难，也许会立刻让阿诚打道回府。一年多以后，阿诚顺利跳槽，月薪从4500涨到了8000，景岐每月的收入也固定在11000左右，正当她以为自己会在这家公司一直工作下去时，突然到来的离职确认书却像一记闷雷，迎面击向了她。“我们整个团队都被开掉了，领导请我们吃散伙饭时，说自己要创业，要我们和她一起干，结果过了没多久，她自己反倒离开上海回老家了。”景岐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告诉男友自己失业的事情，“首先是不知道怎么去开口，其次是因为那时候觉得失业很丢脸。”和往常一样，她每天八点起床，洗漱收拾完后，和阿诚一起离开出租屋，两人在地铁站分别，随后，景岐便去往附近的购物广场，在麦当劳或是星巴克坐一上午，其间一直刷着求职软件。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但是很快，阿诚就觉察出了异样，在他的追问下，景岐最终告诉了他自己失业的消息。“他知道以后就一直安慰我，让我在家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不用急着找工作。”不仅如此，阿诚还把自己的工资卡交给了景岐。而在此之前，两人一直是财务独立状态，只在支付宝绑定了亲情卡。景岐的心踏实了不少，更为重要的是，她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拉近了很多。在此之前，景岐一直觉得阿诚非常外向又很粗线条，但没想到，阿诚却是一个极为心细的人，她后来曾经问过阿诚，究竟从哪里发现自己不对劲的，阿诚回了一句：“你那段时间每天都穿高跟鞋出门。”景岐恍然大悟，自己的确只有在面试等重要场合中，才会选择穿上高跟鞋。这句话让景岐感动了许久。失业不仅让景岐和阿诚的关系陡然亲密了很多，它也成为了一个只有他们二人共同享有的秘密。景岐和父母联系不算频繁，一个月内偶尔视频几次，她的父母都是体制内的小领导，对她的要求十分严格，从小到大，无论是成绩还是其他方面，她都必须拔尖、出色。从小就紧紧绷直的那根弦最终在高考的考场上断裂了，景岐在高考中发挥严重失常，以往成绩保底211的她，最终去了一所双非一本。为此，景岐的父母一个暑假都没怎么和她说话，这样的成长环境自然让景岐无法坦然告诉父母这一事实，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她一直瞒着父母。有一次，景岐的妈妈打算来上海看看她，她得知后告诉了阿诚，最终还是阿诚出面告诉景岐的父母，两人要去国外旅行，这才让景岐的妈妈改变了主意。自这件事以后，景岐发觉，自己越来越离不开阿诚了。没有工作的她失去了自己的社交圈子，以前的朋友要么在其他城市工作，要么还在求学，大家的生活步调早已不再一致。而同在上海的朋友也大多工作繁忙……那段时间，景岐每天都盼望着阿诚早点下班，两个人一起去附近的公园散步，或者去电玩城打电玩。到了20年8月，景岐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而阿诚在公司却如鱼得水，不仅升任了设计师，手上还有好几个案子在忙，而成年人忙碌的标志之一是，应酬变多了。起初只是一个月有一到两次聚餐，之后变成一周两到三次应酬，回家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晚。景岐心里有落差感，但又不好意思直说，因为阿诚除了陪伴她的时间变少了之外，其他方面都无可指摘，发了奖金第一时间是给景岐换手机，或是买GUCCI手袋，周末只要不加班，便会陪景岐出门逛街。景岐觉得自己应该满足了，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她开始怀疑起她和阿诚之间的感情。电影《花束般的恋爱》阿诚升职以后，工作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为了排解压力，他迷上了手游，没有应酬时，下了班后便会回到家里，躺在沙发上打一晚上游戏。起初，景岐还会饶有兴趣地和他一起玩，但她很快便对这款游戏丧失了兴趣，而阿诚却越来越上瘾。景岐想要阿诚和自己多聊聊天，但最终得到的却都是简短潦草的应付。从原本无话不谈，到躺在沙发上相顾无言，各自玩着手机，景岐意识到他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景岐尝试在网上寻找占星师或是心理咨询师，希望通过她们的帮助来排解消化自己的困惑和痛苦。最终她得到的反馈往往是：尝试发展一些兴趣爱好，或者重新回到职场。景岐的迷茫并没有减少，她不是没有想过继续找工作，然而那两年的工作经历让她对工作产生了轻微的PTSD，她渴望找到一份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工作，但又不知道自己究竟适合哪一行。景岐试着将这些烦恼告诉阿诚，但换来的却是阿诚对自己略显敷衍的回应，久而久之，她便不愿再和阿诚讨论。当一段关系中出现了一条裂缝，很快你就会发现，实际上这段关系早已千疮百孔。阿诚开始创业后，手头流动资金少了很多，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不仅如此，阿诚还曾多次暗示过景岐，让她节省开支，对此，景岐很是委屈，自己从未主动要过奢侈品，手机也用了快四年，平时也很节省，除了偶尔买个一两百的盲盒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个人花销。景岐后知后觉意识到，阿诚现在对待自己，俨然一副上位者的姿态。“因为我没工作，没有收入，所以他说这些话，我也只能听着。”景岐没有离开的勇气，也没有独立的底气。在景岐不断为这段关系内耗时，阿诚却突然向她求婚，看着阿诚提前准备的惊喜，景岐有些不知所措。她打电话给父母，母亲听完后立刻让她答应阿诚的求婚，在母亲看来，景岐这个年纪，已经没有重做选择的余地。最终，景岐还是选择戴上钻戒。上个月，景岐和阿诚两家凑了一套老破小的首付，在上海漂泊六年之后，他们总算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在失眠了几个月后，景岐把心一横，她下载了几个求职app，决定海投简历。她还没有想好要做什么，只是，她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了。“有份工作总比没有的好，毕竟，我不想生小孩，也不想在家带孩子。”在景岐讲述完她的故事后。我有些好奇，作为故事的另一主角阿诚，又会有哪些想法和感受？我加了阿诚的微信，试图发掘并看见故事的另一面。刚得知景岐失业时，阿诚其实挺高兴的。那之前景岐经常加班，总是很晚回家，回家以后，手机还是一刻不停地响，为此，阿诚总是担心景岐的身体会吃不消。“她有胃病，压力太大的时候胃就会不舒服，看着她难受，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儿。”所以在景岐失业以后，阿诚劝慰景岐先在家好好休息，不要着急找工作。那段时间是他觉得最快乐轻松的日子，“天气好极了，钱几乎没有。”他们偶尔出门散步，大多数时候则待在家里，一起看电影追番剧，打游戏或是做手工。电影《花束般的恋爱》但阿诚渴望成功，渴望财富。很快，他抓住机会升了职，工作也开始愈发忙碌。花在工作上的精力越来越多，花在感情上的精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少。阿诚对景岐有些歉疚，便只能用物质来补偿，久而久之，给景岐花钱，似乎成了他在这段感情里，唯一能做的事。这期间，阿诚发现他和景岐之间，似乎有些不对劲。他知道，景岐也发现了。他想过和景岐沟通，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这是他第一次恋爱，“没有技巧，全是感情。”阿诚变得更忙了，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陪伴景岐的时间更少了。有段时间，景岐向他咨询职业发展的问题，他莫名有些烦躁，也是在那一刻，他终于明白症结究竟出自哪里，“我和她的人生步调不太一致了。”应该怎么办呢，阿诚不知道。他笨拙地想到了一个办法：结婚。“我还是很爱她，和她结婚，我们即便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也能够通过婚姻来维系感情。”对于婚后生活，阿诚暂时没有考虑太多，但有一点他很肯定：他暂时不想要孩子。阿诚最近看了伯格曼的《婚姻生活》，有一瞬间，他对于婚姻产生了一丝恐惧，但恐惧转瞬即逝。他坚信，自己和景岐能够一直走下去。

青年在当代是一种普遍的客体，被谈论、被引领、被分类，之后作为最主要的数字燃料，驱动互联网这只怪兽极速狂奔。也每隔一段时间就作为被研究和书写的素材案例，出现在新造的热词里，为消费品牌和流量施肥。这些讨论描摹出当下年轻人这样一副轮廓：他们在“巨大的草台班子世界”里、一边“断亲”一边结交“电子亲人”、一边“发疯”一边有“淡淡的”死意，在人生的“轨道”和“旷野”里反复横跳……

作为一部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成长处境的议题型电影，《年少日记》早在去年上海电影节首映时便引发了影迷和部分观众的关注。它是豆瓣近一年院线华语片的最高分，超5.5万网友给出8.4分。导演卓亦谦也凭电影4次取得金马奖、金像奖、亚洲电影大奖等电影节的最佳新导演荣誉。在香港，它是2023年本土电影票房榜的第二名，仅用325万拍摄成本，最终收获超2600万票房（均为港币），并成功引发了一轮有关“青年少年抑郁”、“学生自杀”的讨论：本地学校、社会机构、教育局积极参与电影分享，尝试反思在推行生命教育的同时，学校与老师应有的价值观与角色。而与电影在香港所引发的观影热潮和讨论相比，尽管各方口碑不错，观影现场眼泪不止，电影上映一周不过突破一千万人民币的票房。电影始自课堂里出现的一份未署名遗书，在寻找企图自杀的学生的过程中，中学教师郑Sir逐渐回忆起自己隐秘而惨痛的童年往事。“我未必可以帮到你，但我会陪着你。”这是郑Sir的一句台词，也是导演卓亦谦想对活在抑郁与痛苦里的孩子们讲的话。我好奇他为何想要呈现这个故事，以及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公开讨论青少年抑郁？在电影上海站的路演途中，我当面询问了卓导。尽管已面对过许多媒体，无数次回答相似的提问，他还是耐心、仔细地向我讲述着他的故事和观察。我亦在短暂交流中发觉，卓导是从低谷里幸运走出来的人，而《年少日记》的创作即是重要支点。电影的动人，也许在于这是他最贴近内心与渴望讲述的故事；同样的，电影也作为一种疗愈，安慰着曾因故友离去而深陷痛苦的他。文｜秋辰编辑｜阳少《年少日记》海报二十年过去了，孩子们为何还是不快乐？卓亦谦来自典型的精英家庭。成长于上世纪90年代，他把从小感受到的成长压力与观察到的价值观，都放入了电影。“我自己家庭比较传统，小时候爸妈希望我的工作稳定又赚钱，但我功课不好，从小一到上大学都不好。但朋友可能更惨，会因为家暴、成绩不好被歧视，就是这样子”。在《年少日记》里，郑中基扮演的是一位典型的东方式严父，融合了大男子主义、棍棒教育、等级观念，脾气异常火爆，而他对绩优主义的无限度追求，也间接酿成了后续悲剧。电影上映后，曾有朋友问卓亦谦，这样的人物设置是否过于激烈，卓亦谦则透露，在剧本设定上，这位父亲患有躁郁症（bipolar

4月以来，不少重庆市民反映自去年底更换智能燃气表后，家用燃气费暴涨，少则1-2倍，多则3-4倍。此后，四川、江苏、深圳等省市也纷纷爆出燃气费用涨价。燃气费用上涨的原因有多方面，相比于纠结燃气公司是否在电表上“做手脚”，更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几年天然气的“顺价”改革提速。处于市场化改革中的天然气，其价格面临着上游相对放开、下游严格把控的矛盾中。而在全球能源价格高涨、地方财政紧缺的大背景下，涨价只是时间问题。事实上，除了燃气，水、电、汽油、地铁和公交——国家集中控制的公共服务都在普遍涨价。地方财政大规模补贴公共服务的时代过去了，燃气费上涨所揭开的，不仅仅是普通居民对于价格的敏感，相关地方和企业的捉襟见肘，更是一种经济系统的路径两难，而这早在过去就埋下了伏笔。文｜李厚辰编辑｜阳少燃气费是怎么涨的？燃气一般包括天然气（含煤层气）、液化石油气和人工煤气等。同我国很多领域一样，燃气也存在价格双轨制，即居民用气和非居民用气，前者比后者便宜得多，因为后者的定价已经基本市场化。根据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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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一起消息引起了注意：重庆市租赁住房贷款支持计划试点暨住房租赁基金首批收购项目签约仪式举行。签约仪式上，重庆嘉寓房屋租赁公司、重庆建渝住房租赁基金共收购7个项目，合计4207套小户型房源，将用于保租房。4207套房源，大概相当于重庆半个月商品房的成交数量，直接拉动全年销量的4%。而这仅仅是一个缩影。保租房项目正在大踏步推进，全国各地保租房已达508万套，其中上海26.7万套、广州13.37万套、深圳达到

初入猫meme门，如日中天的新鲜产出让我成为一个快乐而幸福的小女孩。猫meme形似早期吐槽人最爱用的柠檬头/西瓜头，在今年改头换面汹涌而来。无需出镜，无需拍摄，甚至连五官和语气都不需要表露，视频创作者藏在可爱生动的猫猫头后面，用无数人用过的表情包，讲述着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怎么表达人类生气的表情？猫猫来生气！怎么表达作者崩溃的心情？猫猫来哭泣！第一次观看猫meme时，你也许会被里面猫咪的嘶吼吓到。小到丢掉一百块钱的崩溃，大到一个性侵幸存者的自述，配合着猫咪的尖叫和暗色屏幕里白晃晃的文字，每一个观看者都能体会其中浓度不一的毛骨悚然。对于过于复杂的场景，猫meme则省去了想象的一环，比起文字叙述又多了一层简洁。讲到这里，“猫好，人坏！”已经显露无余了。文

近年来，社交媒体上刮起了一阵阵以“中产”为命题对象的造词运动。从生活方式上的“Citywalk”、“老钱风”，到直戳阶层焦虑的“中产防坠落指南”、“中产消亡史”等等，中产的喜怒哀乐似乎覆盖了我们的许多议程，但究竟什么是中产，又很难说清。

一年前，我来到新西兰打工旅行。我不再坐在办公室电脑前，而是在不同的餐馆和酒吧当服务员或是调酒师。做这份工，打碎杯子是常有的事。从一开始的紧张和羞愧，到后来泰然处之。我发现自己打碎的不止是杯子，还有那些被东亚社会所塑造、让人谨小慎微的道德枷锁。与此同时，在和当地华人相处的过程中，我逐渐感知到了他们对身份、房产的在意与追逐，以及我们所共享的那一部分“东亚性”——操劳、不轻松、在意赢又害怕输等等。而这些，显然没有杯子那样容易被打碎。东亚可以逃离，但“东亚性”可以被摆脱吗？抑或“摆脱”是必须的吗？我带着问题来到这里，以下是我的回答。文｜刘天编辑｜阳少逃离“东亚”2022年3月，我辞职了。辞职前，我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品牌经理。我几乎不加班，团队氛围不错，收入在同龄人里还算可观——朋友们说这是一份“神仙工作”，但我仍然出现了职业倦怠。很难分辨这种职业倦怠和疫情封控有没有直接关系，但我开始思考这看起来体面的生活，到底是不是自己的选择——像很多按部就班读书工作的东亚人一样，在人生的某个节点，突然怀疑这一切是否合理。那阵子我时常问自己一些难以马上回答的问题：我是谁，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近在眼前的问题：如果核酸永无止境地做下去，我要怎么办？5月，在新西兰的好朋友得知我心情不佳，建议我换一个生活环境，提出可以尝试去新西兰打工旅行，并帮我弄好了签证。9年前，他在大学毕业后申请了打工旅行签证来gap

中国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的发展，让大量农村人口往城市迁移。那些被父母留在老家的，被称为“留守儿童”，被带到流入地的孩子，被叫做“流动儿童”。2020年，中国留守儿童6693万，流动儿童7109万，受到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1.38亿，将近中国儿童总人口的一半。（《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有的孩子在城里上了几年学，得回到户籍所在地考试、上课，成为了“回流儿童”，既被城市抛弃，又融入不了农村。有的孩子缺乏父母的照顾和关爱，或者遭受暴力无人诉说、或者自己变得暴力，成为“问题儿童”。问题是，如何让那些幼小的孩子，免于被本就自顾不暇的打工父母家暴；如何让缺乏父母支持的孩子，获得平等的教育；如何让那些无法融入学校的孩子，“有一个学校之外的选项”。这篇文章中的故事，试图回答这些庞杂问题中的一环。文/老衲编辑/oi问题儿童2018年5月的一个凌晨，在海口的滨濂新村，唐浩多遇到一个在街上游荡的小女孩。她穿着邋遢，衣服上粘着厚厚的污垢，还有一股几天没有换洗过的味道。唐浩多跟她打招呼，小女孩说：“操你妈！我家里还有三把刀，你相不相信我拿过来插死你！”第二天，小女孩又来唐浩多的杂货铺找他。因为手边没有小零食，他就给了她杂货铺里唯一的甜食，一盒金嗓子喉宝。“她像是小猫拿到一块小肉一样，赶紧叼走，怕别人争夺它。”十分钟以后，小女孩又回来找他，想要第二盒糖。过了一会，她又来要第三盒。这个叫月亮的小女孩就住在杂货铺附近，和妈妈一起生活。在她们住的社区里，月亮母女已经搬了四次家，第一次是因为无法承担更高的房租，之后的几次，是因为月亮半夜不回家，敲邻居的门，房东不堪其扰把她们赶了出来。滨濂新村学校的问题更棘手。月亮长到14岁，常规来说，要读初二。但她在学校呆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换言之，几乎没接受过什么义务教育。学校换过好几个，每次不到一个礼拜，班主任就受不了，校长直接叫妈妈把她接走，从公立换到私立学校，去一两天马上被劝退。因为无法融入任何一间学校，月亮就不念书了。唐浩多当时在公立学校做美术老师，他想知道这个孩子身上的暴力倾向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唐浩多深入了解月亮的家庭，意识到一个女孩身上的问题，牵扯出两代人、多个女性的被动、失语、工具化和痛苦。月亮的妈妈，严格来说是养母，一个不能生育的女性。发现她不能生育，无法延续血脉后，在农村的丈夫就提出离婚，她被迫离开了原本的婚姻。她那时40来岁，在农村是一个很难再婚的年纪。“在传统的观念系统当中，当她失去了生育这个所谓的功能性以后，她成为一个没有存在位置的女性。”后来，她碰到了一个女性朋友。当时老家还没开放二胎，那朋友有一个女儿，婆家想生一个男孩，发现二胎是女孩就不想要了，但胎儿比较大，做引流的风险很大。这对父母告诉她，如果生下男孩他们自己养，如果是女孩，就给她。月亮生下来第二天，一出院生母就抱着她交给现在的养母，前15天生母喂养母乳，15天以后就彻底离开了。这对被抛弃的没有亲缘关系的母女，从农村搬到海口。月亮妈妈是流动摊贩，每天凌晨4点出门批发蔬菜，晚上才能回家。那时候月亮一岁，一个人待在家里。两岁的时候被送到全托所，母女一个月只见两次，回来以后月亮说同学和老师打她。月亮在画画相依为命的关系里也涌动着暗流。一个单身妈妈，认为自己孤独，价值感缺失，需要“有个伴”才养一个孩子，她还怀揣着一个朴素的愿望：孩子将来能解决养老问题。然而，许多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根源，来自爱很难是全然无条件的，家长很难不对孩子有所期待，当月亮的妈妈对孩子的期待一次次落空，积累到一定程度，怨言、焦虑、不接纳就出现了。月亮很小的时候就出现过一些反常现象，妈妈没有寻求过帮助，或者说她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干预。周围的人说月亮有智力障碍，她妈妈一开始也怀疑是这样。但唐浩多根据他们的相处，意识到月亮并非那种所谓的智障儿童。相处久了，唐浩多发现月亮身上的一些怪癖。月亮总会去做，在成年人的世界里被认为是“违背良俗”“不道德”的事情。“其实就是一种禁忌，被禁忌的东西她就越去想要去破坏。”月亮有“顺东西”的习惯，唐浩多被她拿过好几次东西。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叙事里，这会被粗暴地归结为“生性本恶的问题儿童屡教不改”，但唐浩多从创伤的角度出发，将之视为一种“应激反应”。“其实她是在挣扎，她有存在感的掉落，掉落的时候她一定非常恐慌，想猛地抓住一些东西，她想到的事就是进行一些破坏。”对唐浩多来说，他产生了一种迫切感，如果不干预，这种破坏行为，以及她的创伤，会伴随月亮的一生，并不会随着人长大而消失。唐浩多2017年，唐浩多参与了艺术家满宇发起的“一个人的社会”项目。在一组《家暴图谱》的作品中，唐浩多用简笔水墨画的形式，描摹了他和家里的孩子遭受父亲各种各样家暴的场景。在《小鸟与好奇心》的访谈中，关于唐浩多的父子关系是这样写的。“毕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和父亲的关系，他鄙视他，同情他，屈服于他，就是不能挣脱他。”“生活中最痛苦的记忆——包括离家之后父亲如何对母亲施暴。”“看待自己父亲作为男性的处境，他作为家族成员的压力，他为何无法控制自己的暴怒和施暴的手，他为何要用蛮横纠缠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子的选择，从职业、婚姻到生育。”《家暴图谱》（部分）初中的时候，他开始了对父亲的漫长的叛逆期。他“完全不读书”，“不认识班主任”，在学校里整日游荡，或是在上课的时间逃出去爬树，偷果实，抓鱼，沉迷去录像厅看香港电影。考试分数自然是一塌糊涂，为了不让爸爸知道，他直接在试卷上改分数，“17”就加个“0”变“97”分，“3”就变“85”分，骗了整整三年。唯一坚持的爱好就是画画。有个学长看他画得好，介绍他去学画画。240块学费一个月，他就入门了。后来他读高中，想走艺考的道路。在一个闭塞的小镇上，他没有条件也没有意识去报名艺考班，没有补习，在宿舍里，摆个静物自己练。“我们家没有钱，所以就自学。”让唐浩多觉得神奇的是，班上另外的四个同学也想考美术，没有老师，他们就拜唐浩多为师，跟着他学。几个人一起出钱买静物、布和画具回来。这个野路子的学习小组竟然真的考上了美术专业，唐浩多和另一位同学都做了美术老师，还有的做了设计师。在他的成长经历里，学校系统，原生家庭，都很难称得上支持，只能说是“不干扰”。他在既定路线之外，踩在悬崖的边缘，颤颤巍巍地行走，依靠自学完成教育，成为独立的个体，然后再舔舐过去的伤痛。在那之前，唐浩多在他任职的初中里，做了一个叫“聊社”的家庭会议工作坊项目，起初是一些小调查，比如中国孩子的学习作息时间，发现我们是全世界上学最早、下课最晚、作业最多、孩子平均睡眠时间最少的国家。他的学生给他留小纸条，倾诉自己的情绪问题，甚至有自残的倾向。唐浩多后来发起了一个有关家庭暴力的调查。原本以为相比于他自己长大的农村，海口城市里的孩子的家庭问题会更少。没想到结果出乎意料，城市孩子受到的创伤的残酷性和数量一点都不少。聊社的家暴问卷（部分）有孩子因为在课间看《人类简史》被老师发现，回家以后被父母指责一个多小时。有孩子因为晚回家半小时，被关在家门外罚站两个小时。他发现暴力以更复杂和隐秘的形式存在，不只是体罚。他开始更多地关注青少年的暴力，以及与之高度相关的心理问题。然而聊社没过多久便被校方叫停。随着调查的深入，唐浩多不想只是面向自己授课的学生，当他想要扩大学生群体以后，发现学校很难有这样的公开而灵活的机制，他试图申请做一个社团，但他收到了以下质问：你做的都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你是不是心理老师？和学生讨论家暴也被认为是敏感的，不合适的，最好别说的。在应试教育系统里的尝试，让他感到受挫和无奈。他教课的那一届学生毕业后，聊社便停止了。无墙幼儿园海口的滨濂新村是一个城中村。原本是一块菜地，后来老居民盖起自建房，租给涌入城市的打工者，于是这里汇聚了各种职业身份、不同地域的人。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家庭，这些家庭中的部分孩子从留守儿童变成随迁儿童，没有户口，上不了公立学校，被称为流动儿童。7年前，唐浩多在这里租下了一个店铺，取名“伴伴杂货铺”。他想做一个实践性的空间，这里像普通杂货店一样卖日常用品，还有唐浩多老家产的地瓜酒、花生油。邻近的铺子已经换了好几波店主，伴伴杂货铺一直还在。开在街边的伴伴杂货铺，它也是无墙幼儿园的主要活动空间。2018年摄唐浩多决定把自己的教育实践移到学校外面，选中了这个地方。没想到遇到月亮，这成为新故事的开始。他想要在这里持续展开，想到把杂货铺变成一个非典型意义上的幼儿园。“无时间限制、无空间限制、无模式限制”，这个30平方米大的地方被称为“无墙幼儿园”。它对孩子完全开放，无论哪里人，有没有户口，父母做什么，读什么学校，认识与否，是不是住这个社区，任何小朋友都可以进来。他们名正言顺地来这里玩游戏，做什么都没有规定，想玩什么玩什么。唐浩多和他的朋友们，为城中村里缺乏父母陪伴，无法在陌生的城市建立自己伙伴关系，或者难以融入学校的孩子，提供一个包容的自由环境。“能跨进来无墙幼儿园本身就说明了某种渴望。”更深层的部分，是他试图为受过心理创伤的儿童进行长期陪伴、艺术教育、社团活动。唐浩多依然在做美术老师，无墙幼儿园是非盈利的性质的公共项目，租金由他自己承担，其他的运营成本主要依靠捐款，以及他为孩子们做的艺术项目的衍生品售卖，中间一度因为资金紧张无法继续，好在收到了一笔5000块的匿名捐款，这一笔钱可以让无墙幼儿园运转半年。月亮无墙幼儿园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为月亮办个展。唐浩多学艺术出身，自己也做雕塑作品，自然而然地，他想到用艺术的方式陪伴小朋友。月亮来画画的时候，他看到她身上原生的力量。“她并没有被社会给阉割或者驯化，绘画的方式没有成人的审美范式，画一只鸟要像鸟，画一只龙要像龙，她不遵守形象与否。这个东西很难得，因为是一个孩子特殊的经历之下，才会形成这样一种对绘画的表达和认知。”唐浩多鼓励月亮继续画，画了几百幅，都放在伴伴杂货铺里，画纸和画布堆了一叠又一叠。个展的时候，认识月亮的大人和孩子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儿童”身上的另一面，还有从社区外赶来的观众们购买收藏她的画。唐浩多为她无偿代理作品，希望这个计划能持续到她18岁，如果顺利的话，或许她能靠作品积攒的资金支持成年以后的生活。月亮第一次个展

《坠落的审判》在2024年的声名鹊起有两个显著的节点：一是成为被奥斯卡盖章的年度最佳原创剧本，二是因为一段映后谈贡献了一个中文互联网性别领域的热点。这两个节点各有代表之处，前者是权威对艺术性的认可，后者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地放大了电影中具有社会意义的部分。抽离点来看，这应该也是一部艺术电影所能获得的最幸运的反馈。无论是影片本身，还是女性导演的视角、女主角的突出塑造，《坠落的审判》毫无疑问是一部女性主义电影。但它并不如刻板印象中的“女性主义电影”，依靠反映女性现实生活中普遍的弱势地位和两性的结构性对立展开（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以此类核心创作的作品就更加低级）。围绕一场由丈夫坠亡引发的命件，导演向我们展示了非常态但具有普世意义的家庭与性别关系。这种亲密关系是平静时默契避让而在暴怒的瞬间就淋漓的伤口，是失眠夜辗转反侧的懊悔，是恩爱而事业有成的中产知识分子外壳下双方都心知肚明的补丁，是鞋子里的沙砾。它因为男女主人公的家庭分工而极富特殊性，但同时也因为其蕴含的普遍性而让观者心有戚戚。

吉雅是我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直到他退学前我们在校园里几乎形影不离。他已经退学十个月了，现在的身份可以是银匠或者牧民，但我更想形容吉雅是一个坚持“做事”的人。他逃离了自己所厌恶的“托管式大学教育”，带着还未消耗殆尽的创造力，回到眷恋的牧区草原，靠一门手艺吃饭。过年回家见到吉雅时，他似乎已经完全摆脱了上学时的那种苦闷。这是一个鄂温克牧民青年在当下寻找出口的自救之旅，也是我曾畅想过但未能下定决心作出的那份选择。

去年初春，我偶然刷到一篇题为“21岁成功改母姓”的帖子，作者是个女孩，讲述了自己在母亲不认同的前提下，从父姓改为母姓的经历。这让我眼前一亮。虽然最近几年，公共空间有了更多对冠姓权的讨论，但作为姓名最终的所有者，孩子对此有何认知，依然是罕见的视角。更可贵的是她的主动性，不像我接触过的其他改姓之人，就算不是被长辈安排，也起码是双方皆有此意才行动的。在冠姓权的“战场”，偶尔会有这样的声音：能不能让孩子在长大后自行决定姓什么呢？我觉得这样不错，但实现起来太遥远了。没想到，已经有人在现有的制度之下，迈出了这一步。我开始四处寻找像她一样主动选择母姓的人，想记录下这群人的出身、思考和行动，以及这个选择所带来的回响。这最终成了一篇完全由女性讲述的内容，并非我刻意为之，而是愿意分享改母姓经历的大多是女孩，再加上“由自己主动提出”的条件，就更难找到男孩了。她们之中，有人与父亲早早断联，或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期望能通过改母姓找回自己的归属和选择权，但也有人从小浸泡在父母的爱意中，改母姓更多是投射对自己的希冀——希望成为像母亲那样强大的女性。文

不久前，年轻人最爱的“潦草小狗”余华又双叒叕登上热搜，这次总算不再是因为开水烫嘴而出圈的表情包，而是个关于作家本职的正经事：他登上了著名文学刊物《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栏目，编号No.261，成为该刊首位受访的中国作家。图源网络这一事件带来某种“流量倒灌”，与其说是荣誉加诸余华，倒不如说，在这个节点上，是一位年过六旬的“流量作家”凭借自带的高话题性，助力一本年过七旬、神坛只立于小众圈层的文艺刊物走进了国内大众视野。除了围绕文学的写作、教学、研讨，这些年余华鲜少接受公开采访，奈何“时代已经变了，冷静的主动权已经不掌握在个人手上”。十几年前的只言片语依然在被年轻人“盘包浆”，间杂几个月前因为新冠初愈而凌乱憔悴的面孔，余华的爆火是种“假性活跃”，互联网上的事件之间没有时序，这一点倒和他的创作偏好遥相呼应，套个他的金句：“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我们总说现在年轻人有意义危机，而塌不了房的余华总能治好精神内耗。作为“人与作品双红”的样本，年轻人欣赏他的气定神闲，追捧他的活泼和“油麦”，将他的发言奉为“互联网嘴替”与观点代餐。而他是如何办到的呢？也许一切早有端倪，在1989年夏天，初露锋芒的新锐作家余华说起“一些读过我作品的读者经常这样问我：你为什么不写写我们？“我的回答是：我已经写了你们。”文｜aike编辑｜oi“离开这里，去外面玩”——余华走出的第一步据余华在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的说法，“成名了”的感觉在一生中就出现过那么一回，大概就是在八十年代末、苦投短篇小说许久之后，终于收到杂志社的主动邀稿信时。那会儿是自由来稿的黄金期，各类文学杂志蓬勃发展，优质内容填不满版面，远在北京的编辑们会一封封认真拆看陌生的投稿，几个来回后，正在海盐苦闷地当牙医的业余写作者余华与他的机遇相撞。图源：《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海盐临海，空气腥咸，27岁以前，余华在这里过着不耐烦的生活。两次高考失利后，他成了牙医，每天低头是一张张“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嘴，抬头是一扇只能看到世界一角的窗户。多年后说起来，他会兴致勃勃地回忆从前在小镇的池塘里跟着部队的大人们电鱼、在父母工作的医院太平间睡午觉的趣事，但在二十多岁的当口，他满心满眼只想着“能够离开这里，去外面玩”。

最适合的职业不是当“富二代”吗？（笑）但确实我们身边，尤其是在超一线城市的中产家庭长大的，这种有点热爱亚文化的青年，会成为窦靖童的一个受众群。卡卡：我不是超一线哈哈哈，我来自沙漠边缘的小城市。cc:

今年春节，一些回乡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在大城市辛苦打拼后消费降级，呆在县城老家的发小却能买黄金开宝马，旋即感慨“北漂十年，不如县城中产”。随后，“县城婆罗门”和“公务员经济”两个词在舆论中脱颖而出。前者讽刺性地挪用了印度的种姓制度，意指“县城有钱”并不具备普惠性，而是依托体制和裙带关系所形成的“门阀经济”；后者更是指出了一些地方产业结构单一，只能依靠转移支付的财政供养体制内人群，而他们在本地的消费带动了“吃喝玩乐”的兴盛，也形成了“县城有钱”的错觉。所谓“公务员经济”，是在怎样的财政背景下形成的？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力，能靠“县城婆罗门”拉动吗？这些词在挑动公众神经的同时又有怎样的遮蔽性？和一个由多元商业网络编织的经济模式相比，过分依赖转移支付和政府投入的模式又有哪些隐忧？希望通过本文，你能有一个背景和数据上的认知。文｜李厚辰编辑｜阳少什么是“公务员经济”？2023年有一个显著的现象，代表着社会路径选择的转变。考研报名人数在增长八年后下降了36万，为438万；而公务员报名人数大涨，仅国考报名人数就突破300万。与报名人数增长相匹配的，还有招录人数的扩张：2023年各省公务员扩招17%；而刚刚举办的省考，也有450万人报名角逐15万个岗位，两项数据均为历史之最。此外，央企国企、事业单位体系以及与政府雇员相关的各种临时工也大幅度扩招，在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营造出一种“社会冷，政府热”的局面，也因此衍生了“公务员经济”这一提法，即一个地方依靠财政雇员收入支撑消费的情况。当一个县\市的财政雇员（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编外人员）的人数与工资支出达到一定比例，且该数额与该地区的总消费支出相当，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假设，即地方消费和经济的“活水”已经不来源于市场，而是来源于政府雇员的工资了，这就叫“公务员经济”。而在“公务员经济”这个概念流行的同时，国家明显意识到财政供养体系过大带来的负担，也在全国进行编外人员的优化裁撤，比如人口小县的编制改革与部门合并等等。很明显，不管是个人路径选择还是整体经济，我们都来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这里面涉及几个重要的“数量级”，例如政府雇员与城市常住人口的比例，雇员支出与总消费量的关系，城市经济活动中政府与社会的分配比重。以及这其中的财政负担，是咬咬牙就能坚持的那种？还是短期内就难以为继？为了让这些数量级的关系可以更明晰地呈现出来，我们可以选取两个地区来进行对比与分析。电影《山河故人》两种经济与社会样貌我选择的一是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代表政府雇员庞大的传统县城，河曲县因此也是山西省两个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的县之一。从2021年开始，该县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将36个党政机构精简为22个、135

租房，打工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难题。尤其对于生活在一线、新一线城市的人，租房难度可谓地狱级别。面积、租金、通勤距离，三者基本不可兼得。对许多年轻人而言，想在一线城市住得稍微体面一点，要么选择将近半数月薪交给房东，要么被迫忍受每日两三小时的极端通勤，拖着全部的行李搬家成为了每年固定一次的噩梦。“北上赚钱北上花，一分别想带回家”，有人调侃在一线城市生活仿佛是在帮房东打工，每月工资的大头都用来交了房租，还得时不时担心房东卖房、涨租金。不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房东与租客的关系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当租房市场的供需关系逐渐反转，越来越多的房子在中介处挂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成功出租，最显著的变化是房租在降价。根据诸葛数据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自2023年11月开始，租房市场进入淡季，租金下降。2023年12月，一线城市平均租金为85.57元/平方米/月，环比下跌1.19%，同比下跌2.45%，环比呈现“四连降”，同比“六连降”。一方面是因为消费降级的大趋势下，房客换租到租金相对便宜的房子意愿较高；另一方面，受到出售房屋成交周期变长的影响，租赁挂牌量上升明显。到了2024年2月，预想中返工潮带来的房租上涨趋势并没有如期到来，全国大中城市租金依然稳中趋降，一线城市平均租金为85.42元/平方米/月。以上海为例，2月奉贤区、徐汇区、普陀区、静安区、浦东新区、黄浦区等10个区县的平均租金环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涨幅明显的只有位于郊区的嘉定区、崇明区、金山区。我们和三位房客、两位房东聊了聊租金下降对于普通人的影响，以下是他们的自述。作者：echo编辑：oi赵树

1月底，「问题青年」播客邀请三位学生录制了一期播客《我是大学生，我对大学感到失望》，原本应邀参与播客录制的袁长庚老师因病错过了录制，他在群里对同学们说“感谢你们勇敢的表达，让我们这些还在坚持好好上课的老师觉得工作仍然是值得的”。在今天这篇文章里，袁长庚结合过去二十年来作为学生和教师在大学里的个人经验，对学生们的诚挚发言做出了回应：大学是权力关系的预演平台吗？大学仍然是普通人阶层跃升的路径吗？困在系统中的老师，对学生负有责任吗？以下是他的回应。某著名刊物对大学生状态讨论的文章刊出之后，我和几位同在高校教书的朋友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不同意见，尤其对于某位学术前辈有些轻率的判断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批评。坦白讲，眼下的高等教育中累积了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其中一些问题的根源与高校关联不大，属于时代或宏观结构使然。在这样的前提下，揪住学生的状态不放（哪怕这是一个真问题），不知是天真还是罔顾房中大象。此文所激起的讨论和反应其实有限，我们也并没有继续展开讨论。直至有一天，我在微信上看到有人转发几位在读本科生的反驳意见，才觉得为之一振。这篇发言汇总我看了两三遍，且转发到了自己的社交平台。我以为，这种来自于学生的声音实在宝贵，足可以作为一份重要的历史证言。假若后人想要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相信同学们的这份文本将会有重要意义。青年志的朋友邀请我对同学们的意见做一回应。我将自己的想法略加整理，权且算是对学生们的一点微弱的支持。老师变老板，大学成了权力关系的预演平台我记得二十年前，我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媒体和教育界经常质疑大学是“衙门”。所谓“衙门”的意思是，大学虽是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但大大小小的主事者都是享有行政级别的官员。这样的批评和讨论在今天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但我想问题本身并没有消失。大学里做教师的同仁们，几乎没有人不曾受到过行政管理部门的为难，签字难、报账难、问题反馈难、权益维护难。这样的情况各个高校程度不一，但普遍存在。按我的理解，同学们所谓“权力平台”，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时下高等教育对学生的管理，规章明确、原则清晰，大都是依据社会所认可的逻辑和原则制定。换言之，学校里管学生的原则，日渐和大厂管员工、单位管职员的逻辑没有区别。更有甚者，学校不比公司，多少还有些现代企业的弹性。学校里的“严格”是真“严格”，除了消极不配合之外，反抗或提出异议的代价巨大。无论什么时代，青年人对大学的想象总有一层浪漫滤镜（尤其考虑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学是靠十多年高压生活换回来的），这样的想象遭遇现实的铁板一块，很难不让人失望。第二层含义是，眼下高校管理制度细化、下沉，行政、党团、学生自组织紧密配合。于是乎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连检查寝室的小学生干部都颐指气使、耀武扬威。各级组织、机构成为一些“有志于”权力游戏的人的练兵场，自然会层层加码，让一般学生难受。今天中国高校最突出的现象是“科研热潮”，在学术

过去几年，许多人开始恶补法律知识。而法学学者翟志勇在「看理想」上对于热点的剖析，不时能帮助我们从法律层面梳理思路。在《有必要谈谈的问题》一文中，他分析了电影《第二十条》对真实事件的改编，特别是其中对律师的削弱和检察官的强化，一部讲述法治进程的电影，就这么有意无意地回到了老百姓对于“青天大老爷”（人治）的期盼。电影拧巴的地方，恰恰也投射了公众对于法律矛盾的认知：一方面渴望法治，另一方面又对法律感到陌生、恐惧与失望。人们总在法律是“正义的化身”和“复杂的黑箱”这两极间摇摆，那么真实世界中的法律是什么样的？从这种矛盾的“法治观”出发，「问题青年」和翟志勇聊了聊。我们如何从“立法者”的视角来理解“立法”的逻辑和其有限性？在法治建设有待完善的进程中，个体又该如何运用有限的法律来保护自己？本期问题青年翟志勇

运动中所感受到的女孩们发声的勇气一般，在摇滚乐的场域里，同样有女乐手、女乐迷在追求属于女性的摇滚，并通过自己的创作来表达属于女性的立场，为女性争取权利。这是摇滚女孩们的故事。2022

2月初，很多深圳市民发现自己工资收入比之前少了几百块，相关讨论一度登上了热搜。这是因为自2024年1月1日起，深圳市社保缴纳基数由2360元上涨至了3523元。过去几年，全国多个省市都在不同程度地上调社保缴费基数。而深圳因为年轻人口多，养老压力不大，外加经济上有特区立法作为支持，一直是特大城市中社保缴费压力最小的。深圳开启社保基数调整，部分原因可能是为了从发达省份获得更多保费，以保证转移支付到亏空省份的自尽充裕。在此背景下，未来我们的社保压力会有多大？“未富先老”的社会已经到来了吗？希望通过本文，我们能够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概念。文｜李厚辰编辑｜阳少社保缴费基数是怎么算的？各地的社保基数都来自其上年度平均工资的一个比例，深圳是全省平均工资的40%；成都是全市平均工资的50%，而上海是全市平均工资的60%。因为深圳采取全省平均工资8807元，而非全市平均工资13730元，基数比例又比其他城市低，自然缴纳基数就要低很多。作为对比，成都为4246元，上海为7310元。即便如此，深圳社保基数的3523元依然高于深圳市的最低工资2360元，是其149%。这个比值在成都是215%（对比第二档最低工资），在杭州是195%，北京为261%，上海则高达271%。这对个人和企业都是很大的负担，社保缴纳比例一般为个人缴纳工资的8%，而企业缴纳工资的16%。假设一个人在上海每月收入为2690元（按该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月自己需要缴纳的社保为767.55元，企业需缴纳的为2065.51元，加起来为2833.06元。这代表企业相当于招聘了两个人。来源：社保计算器至此，我们了解了中国社保的基本水平和压力。我们就从社保中最重要也是对每个人影响最大的养老保险，进一步审视这个问题。电影《诗》账面工资相对体面，实际收入越来越少社保基金的支出和使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为了让这个问题易于理解，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推演。

傻瓜式地生成就行了。所以后面我就简单扫一眼，没什么大错，就直接用了。ChatGPT生成的“网感探店笔记”慢慢我才意识到，我对原创的执着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卖的就是AI：我们的文案是

点读现场，让人毫无参与感和获得感。但这位老师在讲到某个具体规则时，会假想一个可能基于真实

《在英国，看到了东亚小孩的集体创伤》，有天我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这条帖子，拍摄者一边哭一边拍下一组摄影作品，关于一个女孩试图让自己走出童年和青春期的创伤。当时正值《涉过愤怒的海》上映，远在伦敦的毕业设计展项目，与国内的热点话题遥相呼应了起来。后来，我陆续刷到不同毕设展上的女性议题，譬如有女性家族树的设计让女性不再成为家庭中缺失的数据，而一个由姥姥的名字为由来作品则让我重新思考如何保持对逝去亲人的记忆与情感。“艺术小留”这样一个身份标签，在互联网语境中时常被用于某种玩笑与自嘲。但同时，也正是因为拥有一些特权，能让一些东亚女孩从原生家庭和小镇出走，在更开阔的空间里去探索和表达自我，得到更多在性别方向上探索的经验、支持与空间。我想在这篇文章中分享三位我印象深刻的女性创作者和她们的创造。她们都是艺术留学生，个性差别却很大，索索是那种敏感到令人有些心疼的倔强女生，YUYANG

这年头，“平遥出品”都快成为“票房毒药”的代名词了。从国内新锐的《永安镇故事集》，到国外大导的《狗神》，都在过去的半年间纷纷折戟。不是黑平遥，只是电影节和大众电影市场有天然的距离，这种距离在春节档又格外扎眼。《红毯先生》就面临着比它的“平遥前辈”们更难堪的局面。即使宁浩和刘德华家喻户晓，影片的腔调在这个档期却远算不上“大众友好”。它冷清、复杂，充满着矛盾、愤怒和失败。宣发方一定是绞尽脑汁才提炼出“优雅喜剧”四字卖点以求贴近受众。但在隔壁“热辣滚烫”“老少皆宜”“看太阳、吃喜糖”的字样衬托下，还是显得格格不入。结果并不难预料——《红毯》不仅票房垫底，口碑也岌岌可危，上映第二天，豆瓣评分就跌破7分大关。上映第七天，宣布退出春节档。随着宣布撤档，电影里的故事和它所处的档期完成了最终的互文。在春节档其他电影都在追求以“喜剧为皮、煽情为骨”的范式创造笑中带泪的观影体验时，《红毯》让人无法畅快地笑，也无法痛快地哭。哭笑不得。但谢天谢地，这部非常不“春节档”的电影曾经存在过。因为也有人想看在喜庆和圆满之外的表达。文

2023年夏天，阿烂导演的电影《这个女人》在第十七届

2024年的开端不太平。今年一月，河南南阳小学发生火灾，造成13名学生遇难，五天后，江西新余再次发生火灾，致使39人死亡。而在春运期间，冻雨和暴雪不断，“应急”和“突发”频频，几乎变成了一种新常态。与之相对的是相关调查报道的缺位。新余火灾后，流传甚广的两篇稿件均为受害者群像，而事件调查往往以官方口径为准。越来越多的稿件发自后方，来自前方、现场的声音逐渐微弱、遥远。作为一名2021年入行的记者，我常常对此感到有心无力，时间久了，无力感好像也成了某种回应现状的膝跳反应，但我又知道，过去不是这样子的。因此，我找来了四位来自不同世代的媒体人，他们中有70、80和90后，从他们经手过的灾难报道出发，我想问一问：过去的灾难报道是怎样的？以及在信息发达的当下，为什么记者还是要深入现场？撰文｜胡培风编辑｜阳少

每隔一段时间，大学生就成为社会忧心忡忡关注的对象。近来，从“开学不久儿童精神科爆满”，到“大学成了鸡娃副作用的疗愈所”，媒体为“长不大的大学生”建立了一套看似完整的叙事——因为一路被当作考试专业户“鸡”上来，没有生活，父母不放手，因此大学生生活自理能力缺乏、在重大决策上依赖父母、像高中生似的应试学习状态，大学生的晚熟，仿佛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这些舆论对于大学生们来说，有些人一笑置之，有些人愤愤不平，大部分人或许浑然不觉。然而1月14日，一篇名为《集体写作

和很多艺术生一样，牛胖胖起初是为了高考加分学习的美术。到了美院后，她成天泡在画室里，渐渐得到了来自老师与同学的认可，也获得了一些奖项。这些正向反馈都促使她要在毕业后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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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高校青年教师群体中，围绕着求职与晋升体系的讨论从未停息，这其中讨论最多的则是从预聘转长聘的“非升即走”制度。通常，一个博士毕业生的年龄在32岁-33岁上下，如果无法在6-8年的预聘期间获得终身教职，就只能另谋出路，这意味着Ta或许要转换人生赛道，背后则是巨大的沉没成本。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又会放出数倍于长聘人数的预聘名额。社交媒体上，谈及个别高校的“非升即走”，人们戏称为“养蛊”。这不仅意味着竞争残酷，还暗示着筛选标准的模糊与任意，就像一位受访者说的：同事就是你的敌人。人们批判这一制度，但似乎又难以找到切实的证据来说明它造成的具体影响。但它始终存在，并持续与学术环境中的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与它们共同审视、考核并塑造着其中的所有人。撰文｜胡培风编辑｜阳少逐渐放低的求职标准找了一年工作后，刘文最终决定放弃进入国内的高校系统。从硕士开始，他就一直在韩国的一所顶尖学府学习朝鲜语。尽管8月才博士毕业，他从年初就开始边写论文边投简历。一开始，他对于自己的学历背景颇有信心，拒绝了两份主动找上门来的工作，“我就一直想奔全国外语院校里最顶尖的两所。”刘文觉得自己的多年苦读总算熬出了头。他所在的学校前后辈等级森严，标准苛刻，他刚去的时候为课题读了7本书，以为自己很努力了，但有学姐告诉他，自己仅是为了课堂小论文都要读完数十本书。重压下，刘文也卷了起来，他用最笨的方法一点点磨，把能找到的书都看过，日常学习到凌晨四五点。日复一日，他觉得自己“终于毕业了，拿着名校学历，我还是男生（小语种专业就业上，男生比女生更有优势），有什么不可以（取得名校教职）？”回国后，刘文开始广投简历。有省重点联系他，也有学校联系他去做博士后，这给了他信心。“当时觉得省重点还行，而且985、211也联系我去面试了，就想着是不是可以（搏一搏）？”于是他奔着985和211高校投递，几次面试的结果不了了之。他开始逐渐放低标准，从公办、本科、到普本一一投递，却再无回国之初的回应火热。刘文只能推测被拒绝的理由，高校并不会给他明确的回复。有的学校在放出招生信息后，学院却在电话里表示并未在招聘；有的学院在邀请他投出简历后则没有音讯。刘文推测，前者可能是因为，人事处要跟学校表示自己这一年在干活，最后招不到人只是学院不要；而后者则因为自己常年在海外，缺乏国内高校圈的人脉关系，也不了解大学老师的招聘潜规则。“国内的导师后来告诉我，要做好陪跑的准备。对于一些应聘者来说，评委评审可能就是他们的大学导师。”

女性的身体似乎天然需要为生育承担代价。这种代价并不仅仅发生在怀孕和生产的煎熬与苦痛之中，在生育之后的多年，这种代价也常常隐蔽地伴随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却不常被谈起。盆腔脏器脱垂就是其中一种常见而隐秘的病症。在我国，大约每10.4位成年女性中，就有一位盆腔脏器脱垂[1]的患者。如果将人群聚焦到中老年，患病率或超三成。女性隐秘的疼痛如此广泛，却鲜少走出私领域，上升为公共情感。一代又一代女性，她、她的母亲、母亲的母亲，都习惯于将不适与疼痛忍耐消解、打磨吞咽。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开始了解、重视这类疾病，通过专业的产后康复预防它的发生。而那些同它共处多年的中老年女性，有不少人依然选择默默忍受。当女儿们发现母亲的秘密，决定陪母亲治疗脱垂，她们更近距离地目睹母亲的痛苦，也有机会知晓母亲更隐秘的生育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两代女性的婚育观也有了更多的交流和碰撞。作者

过去的几年，年轻人过得不太好，变故频发、充满风险。而一到新年，人们仍然会盘点过去同时计划未来，在动荡的环境里找稳定，在不确定的变化里找确定。好像人人都知道三大未来趋势：AI类人化、社会老龄化、和世界脱碳化。越来越多人发觉，环保似乎是门好生意。“可持续”、“碳中和”、“ESG”等等这些时代热词层出不穷，“ESG月薪炒到15万”这样的标题也被频频推到人们眼前。与此同时，“洗绿”（greenwashing）被大规模地开展，快时尚品牌在沙漠绿洲拍摄宣传片，希望以此戴上可持续标签，上市公司一边大幅裁员一边掷重金撰写年度ESG报告，好像每个企业都能在2030年之前完成碳达峰目标——只要在无人在意处买到足够多的碳信用……气候、能源和可持续的议题固然是重要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从1995年开到现在，中国在2020年9月首次提出明确的“30*60”双碳目标，世界范围的大公司纷纷入局碳汇市场，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期，气候变化议题仍然能长期吸引最一流媒体的关注。然而为什么气候问题谈了这么多年，它在舆论上是一个很悬浮的话题；气候议题至上而下的链路，在多大程度上传到年轻人身上？火热如ESG的发展，对年轻人有什么影响？当环保变成一宗大生意时，作为打工人和消费者的我们能做什么？生活中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又能做什么？青年志与绿色和平共同采访了五位“环境先锋”，针对环境议题的现状提出了一些问题，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内容在嘉宾回答的基础上有删减和修改）气候问题只是远方的哭声吗？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问题的共识早已经形成，但在舆论和传播上，气候变化又始终是一个悬浮的话题。当气候灾害发生在身边，人们迅速关心、迅速了解、并迅速遗忘。为什么气候变化上不了热搜？“二十年之后的气候变化跟我有什么关系”刘敏：新闻上大家更愿意看有逻辑的、有直接因果的东西，但是气候变化或者环境保护，很多时候是没有因果逻辑的。你不能说这次大水或者大型的雪灾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也很难说我们做什么就可以保证气候不提高

58岁的文丽，用八个字总结了自己的前半生：稀里糊涂，忙忙碌碌。她出生于甘肃农村，初中辍学，之后打工，结婚，生下三个子女。文丽每天都很忙，忙完地里忙家里，一不小心就要挨丈夫骂，顶撞就会挨打。她说，那会儿都这样，周围流行一句话：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三天不打上房揭瓦。2005年，文丽的丈夫意外残疾，所有的重活都留在了文丽和老人身上。久而久之，她开始思考，为什么女人要这样？2016年，文丽来到北京做家政，业余时间写作，画画，还参与一些小剧场表演。她加入了皮村文学小组和鸿雁之家，通过文字、图像和身体，讲述被家暴的经历，劳作，还有那些不用洗衣和做饭的夜晚。文丽和以前不一样了，丈夫也不敢再得罪她，只能说“你不要学她们”、“你怎么老揪着过去不放”。文丽说，以前她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好人”，现在只想做一个听从内心呼唤的“坏人”。这是青年志与倪化轩导演合作推出的视频栏目「状·态」的第四期。在议题和标签之外，我们更想看见真实的人，和那些转瞬即逝的状态。

过去几年，许多事已悄然改变。欲望被剥离，脚下的土地动荡不安，不确定性带来的“踩空感”充斥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重塑日常，抓住当下的体验，则在时代逆流中铺陈起一些年轻人生活的愉悦底色。踏进公园，在市立图书馆呆一个周末，又或者，只是拥抱一棵树。人们正试图在低欲望的语境下重新定义“精神满足”——不是《繁花》里的和平饭店，而是在一些免费的公共空间，挖掘新的功能与需求。从和平饭店到公园，从“花大钱”到所谓“有钱不敢花”，我们能看到时代的一些变化。在当下，“不花钱”本身足以引发巨大的争议，对于个体而言，它又是一种微小的反思和抵抗，有时还可以成为一种创造。我们和倡导不花钱过周末的「走地鸡」、公园bot账号「在公园」以及「一起抱树吧」这三个活动的发起人与参与者聊了聊。在佛系躺平、宅家刷剧、互赞评论以外，她们进行了许多免费且具有创造力的日常实践，也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饶的生活景观。撰文｜绿子编辑｜阳少

2023年的倒数第二天，陆婧在北京东城区遭遇了性骚扰。男外卖员突然靠近她，伸手触摸了她的臀部。陆婧试图抓住外卖员，两人在路上追逐了约一公里后，外卖员混入人群。幸运的是，道路的监控记录下这一切，派出所当天受案，开始追查。但案件并没有按照预期推进，陆婧又通过热线和微博等渠道发声，直到警察做出处罚，外卖员被行政拘留5天。这不是陆婧第一次遇到性骚扰。叔叔、同事、约会对象、陌生男人......都曾让她置身于性骚扰、性暴力的恐惧中。但当她表达出不适时，反而变成集体中不合时宜的人。

元旦档已过，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的热度仍然不减，目前影片的总票房已破七亿元，豆瓣评分也从最初的8.0分攀升至8.2分，成为2024开年院线电影的一匹黑马。电影里，几乎所有角色的出场都伴随着工牌以及他们的职级在金字塔状图上的位置，坦然宣告人的职场身份大于真实的人。而其中让主流院线观众（无论他们来自国企或者互联网公司）深深共鸣的，是当代职工的生活状态、大厂伪善的福利制度、丰富的黑话体系、领导力空洞的组成部分。虽然同为螺丝钉，三个主角成长的不同时代，锚定了他们迥异的处境、动机和价值观。而当这三个拥有迥异代际标签的角色阴差阳错地坐进同一间办公室、形成一个团队、面对类似境遇时，《年会》实际上要展示的，其实是一种在代际之上的强大力量：它造成差异，再抹平差异。正如《年会》中本质上最反叛和伤痛的那句笑谈所点破——“时代的车轮碾过，总有些人要在轨道里垫背。”文

八十年代的法国，十四岁的女孩瓦内莎·斯普林格拉遇到了作家G，很快与这个比她年长三十多岁的男人坠入“爱情”。G将她作为文学素材反复书写，她却仿佛失去了诠释自己人生的能力。直到三十年后，她终于用自己的声音讲出了这个故事。这部名为《同意》（Le

小海十五岁半离乡打工，二十年里辗转了十个城市，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诗歌和摇滚乐，则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他表达、反抗与逃离的出口。他形容自己是被时代列车甩下来的——赚钱、买房、炒股、结婚，这些他都没赶上，索性不赶了，过自己的生活。2016年，小海来到位于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他的工作是卖二手衣服，工资没有以前在工厂高，但在小海眼中，皮村是“现实的开荒地，理想的试验田”，这里有文学小组，也有打工者自发创办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于2023年五月被拆除），还有很多跟他一样热爱诗歌、音乐和写作的人。2017年，《我是范雨素》一文让皮村出圈。人们陆续发现，除了范雨素，皮村还有像小海这样的创作者。关于小海的报道也多了起来，伴随着“打工诗人”这一标签，也有人说他是皮村的“鲍勃·迪伦”。这些报道如何影响了小海，我们不得而知。他还是在卖二手衣服，同时表达的平台比以往多了些。36岁的小海说自己正处在后青春，做持续的抵抗。而他的前青春期，在流水线上“像橘子一样坏掉了”。这是青年志与倪化轩导演合作推出的视频栏目「状·态」的第三期。在议题和标签之外，我们更想看见真实的人，和那些转瞬即逝的状态。投稿联系tougao@chinayouthology.com业务联系open@chinayouthology.com招聘联系hr@chinayouthology.com

叶昕昀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余华的学生，第二是主动放弃体制内工作、考研两年并成功上岸的余华学生，第三是写出短篇小说集《最小的海》的青年作家。小镇做题家，北漂求学，进体制，考研，最近几年互联网讨论最热烈的，自称最懒得折腾的她帮我们都试了一轮。从小就有人问她，人生榜样或者梦想是什么。她说那是啥呀，从没有过。聊天时她说起大学校园，办公室文员日常，也说起小时候常常因为对消失的恐惧而不敢睡觉，最近却连对死亡也冷感起来。她成长在云南，“那里的人消失的方式千奇百怪”，凭着画面感记忆，她把一些脑海中的像素抽调到不同故事里，比如童年春游必去的大觉寺，天然气泄漏死亡的年轻夫妻，戒毒所，陷入绝症倒计时的亲人。伍迪·艾伦早年写一句话笑话（one-liner）时，说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故事的那个转折瞬间（twist）；作家三毛也常和别人说起自己创作角色时的核心，“写出这个某某人的致命伤”。他们说的和现在风靡的说法差不太多：决定一个人的就那几个瞬间。而我们的好奇是，对叶昕昀来说，那个转折瞬间果真只是考上余华的研究生吗？她向我们分享了一些关于“稳定”的故事，大半在说的是种“不稳定”，成长环境，心境起伏，如何谋生，还有身份认同。和家乡的人事一样，故事没有下文。可能转折仍在酝酿，或者，转折早已发生。撰文

在近几年的热点事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少暴力事件中有性别针对的影子，包括牟林翰虐待案（北大包丽案）、美妆博主被男友拖出电梯家暴、上海独居女孩被谋杀后装箱、唐山烧烤店暴力打人事件、粉发女孩因网络暴力自杀……端传媒3月的文章《过去一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性别谋杀”》一文就列举了包括武汉江宸天街杀人案在内的二十几个案件。而“杀害女性”的故事，从现实社会事件到虚构影视剧集的叙事结构中从未缺席。在悬疑、惊悚等影视剧作品中，令人难以忽视的同样是女性常被作为受害者出现在凶案、性侵案的现场。电影手法极尽表现女性受害者的惨烈死态和脆弱，却鲜少以她们作为叙事的主体。但在最近的影视剧集中，即使女性同样作为被害者形象出现在荧幕上，却重新赋予受害者以女性视角：今年3月HULU推出的《波士顿绞杀手》，在聚焦1960

试图给2023年做总结是困难的，它不像2022那样有着贯穿主线的矛盾和戏剧性的结尾。这一年，在各种“不如预期”之下，普通人更加相信命运齿轮的转动——它带有一种“尽人事、知天命”的宿命感，而不再是野心年代的逆天改命。余华说，上香也是一种上进。这句话当然带着对于时下情绪的讨巧和迎合，但人们对玄学的热衷，正是因为个体的努力在巨大的不确定下显得太过渺小，这种失落和困顿需要慰藉——成败交给命来定夺，至少人能轻松些许。人们在更小的范围里重建自己的生活，在有限的尺度下去推动改变，而这也是青年志在2023年发问的起点。我们精选了今年发布的57篇文章、播客或者视频，从大环境、个体的困顿、被遮蔽的权利、自我的构建和出路的探寻这五大板块出发，对这一年进行了总结与回顾。而这些发问，本身也是一种探寻。这一年，教育分流的症结愈发凸显：县中的孩子，在普遍以城市精英教育为标准的系统中，被挤向学校、社会和期待的边缘。在就业市场拥挤、高等学历贬值的背景下，将要走进大学与走出社会的年轻人也面临着“上岸还是落水”的下一道分流。而在房企暴雷、烂尾楼频频出现之际，房价，作为过去人们分流的尺码，似乎也不再确切和明朗。我们试图从教育制度、大学生就业、城市、地产以及国际局势，来理解一些让人分流的因素。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许多更是积重难返，但就像张笑宇在节目里说的那样，过去，势头向上的生活教导人们顺势而为；如今，顺势的经验不再奏效，亟需跳出自身的视角，去了解这个复杂社会的构造，也有助于个体做出更为明智的选择。这些看上去宏大的问题，无一不指向了普通人的具体生活。我们也和应届生、考研人、小学老师等群体聊了聊，Ta的生活出现了什么问题？大环境，何以至此？高考之外，县城中学里“被剩下的孩子”许子东：鲁迅书写的“长衫”早就不存在了，为什么又复现？项飙x袁长庚：“内卷”正在出现新的结构性特征？冰冷的失业率数据背后，环环相扣的难题房价上涨的二十年，被错置的人与土地“逃离北上广”之后，他们为何选择“回笼漂”？从俄乌战争到巴以冲突，世界离崩溃有多远？个体，怎样蹉跎？一封遗书和四位小学老师公派留学：在家庭、教育与财富的断裂之间考研人，穿不上“研究生”的长衫全职儿女：当就业成为难题，回家是退路吗？秋招落幕，二本生的简历石沉大海四个大陆学生在香港的故事：2017-2023电视剧《狂飙》四月底，继范新被曝性侵下属未遂后，知名编剧史航也被多名女性曝光常年性骚扰，随后文化界在五月掀起了新一轮metoo。这场运动既关乎女性的讲述与书写，也关乎女性的权利本身，它们在日常中被遮蔽的太久太深。与此同时，各行各业对于女性的系统性歧视仍屡见不鲜，我们在关注与记录中看到了希望与阻力，也想对在持续努力的女性们说：“请等待这个社会追上你们脚步的那一天。”除此之外，这个社会中其他弱势群体的权益，也在我们的持续关注中：老人与小孩，无家可归者和残障人士。以及，动物权利，在常常被谈论“人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的社会，或许不该用“优先级”来规避我们自身本应承担的责任。性骚扰和性别歧视我们编写了一份性骚扰字典，拆穿男性回应的“典中典”李思磐：性骚扰者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集团当招聘方称“我们想招一位男同志”女性是如何被抑止进入摇滚乐的？老人、小孩与残障人士在写字楼里工作二十年后，她睡在了天桥下“厌童”背后，“恐弱”的社会情绪在蔓延老去的肉体，与不可阻挡的情欲当一群残障者走上舞台，饰演被反转的人生进入失智病人的世界人为牛马，“牛马”更甚极端天气下，动物没有选择我是动物医学毕业生，找不到一个“善待动物”的工作捕杀流浪狗背后，被激化的“仇狗”情绪反虐待动物，无法可依？台剧《她和她和她》当《花束般的恋爱》宣布翻拍中国版的时候，不少人感叹，自己就像电影中的男主角一样，工作后越来越读不进书看不进电影，文化体力耗尽，只想做些轻松无脑的娱乐放松。以至于诞生了一系例二创，比如因为共同的爱好、相识于某文艺地标的情侣，因为工作繁忙，疏于讨论电影和书籍，最后渐行渐远。我们在今年开辟了热点评论栏目，主要是针对一些文化事件和引发了广泛关注的影视作品进行评述。热点短促，带着喧嚣与嘈杂，但在一息尚存的观念市场，我们仍相信独到的观点不仅可以成为嘴替，还有着帮大家锻炼和复建文化体力的可能。Lisa表演疯马秀，是赋权还是剥削迷笛音乐节偷盗事件，不是“穷山恶水出刁民”乐夏3正热播，我们距离原生的乐队文化却越来越远从“眯眯眼”到“留辫子”，被泛化的“辱华”指控从《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到出海短剧，爽文背后的“中式受辱”情结当《芭比》走进真实世界：不仅是爽片和嘴替《涉过愤怒的海》：父爱的景观化表演和镜像中失权的女性电影《芭比》今年，影视节目中“失落的普通人”引发了集体共鸣：以东北下岗潮为背景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走红，探讨日常生活意义的日剧《重启人生》也引起了许多讨论。有意思的是，在这两部电视剧中，与命运奋力挣扎、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似乎都没有太好的结果；相反，面对不确定性，退守一步，与自我和解、重新构建自我才是相对确定的路径。在我们看来，自我的构建并不是一个纯粹关乎于“做自己”的命题，仍需反思那些让我们陷入无力的缘由，以及和他者的关系：从犬儒主义到被“低欲望”包裹的消费主义，从绩效剥削到根深蒂固的东亚性，从被误解的心理创伤到磕磕绊绊的治愈。在低就、疗愈和逃离的情绪之下，“做自己”成了一个全新的命题。向下的自由，是自由……吗？从Gap

热恋中的Dom和Pien开始认真讨论结婚，以及结婚的条件。这正是Dom所担心和不太想面对的，裸辞后的他暂时无业，生活处于不确定中。而在一次家庭饭局上，Pien向在场的家人悉数坦白：男朋友没有房和车，没有存款，甚至还有负债，但是对她很好，她也很开心。这时出现了另一个男人，北京人，有车有房有存款。虽然Pien还没和他深入接触，但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父母对于Pien另一半的要求是，人性好，不窝囊，责任心要强。而最终，还是需要她自己来做出选择。这是青年志与倪化轩导演合作推出的视频栏目「状·态」的第二期。在议题和标签之外，我们更想看见真实的人，和那些转瞬即逝的状态。投稿联系tougao@chinayouthology.com业务联系open@chinayouthology.com招聘联系hr@chinayouthology.com

对田园的向往，在城市人中最为高发。从爆火的种田经营游戏《动物森友会》《星露谷物语》，到两季热播的农场综艺《克拉克森的农场》，都藏着现代人的田园梦想。自2020年疫情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思着在家“搞点园艺”。豆瓣的“种花种草”小组聚集了近23万人。在小红书上，“阳台花园”的笔记数量达到了107万，高频词包括：治愈、美好、宁静。这代表了一种对园艺生活的广泛憧憬。日本杂志MOE曾经票选出“最受憧憬的女性”，第一名是在自建的庄园里过了半辈子的女性：塔莎奶奶。1915年，她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名望家庭，从小家里的客人都是马克·吐温之类的名人贵族，但她对上流社会毫无兴趣，终其一生喜爱园艺，在花园里工作，自己做衣服、香皂、蜡烛，给绘本画插画，用赚得的稿费买更多的土地和花种。在中国，有一个年轻人，决定成为塔莎奶奶。他选择用名字致敬偶像，就叫“塔莎先生”，公司也同名，“塔莎园艺”。他与妻子经营着三个花园农场，一家家庭园艺电商，在全网拥有超过700万粉丝。在视频号上，塔莎先生不仅介绍各种花卉，也分享自己的日常。观众乐于在评论区留言表达对这种美好生活的羡慕，常常有人表示“想来做塔莎的员工”。过去几年，不时有媒体找上门，塔莎夫妇似乎成了一个理想样本，一对生活在现代田园诗中的年轻人。然而塔莎却说，将园艺视为疗愈的药方是过于幼稚的想法。撰文

过去几年，年轻人的“就业不可能三角”（相对较高的薪水、相对自由舒适的生活、可持续）被频繁提及，“卷累了就回老家开个店”逐渐不止停留在口头。佳儿、K叔、不高、无明、阿彬、阿聃、阿棋和阿和，今年都回到顺德，开起自己的复合型社区小店。他们的选择构成一股潮流。过去两年，顺德经历了井喷式的年轻人回流创业潮。小店通常涵盖咖啡、茶饮、甜品和简餐，门槛低，上手快，由主理人搭伙经营，并且主动在小红书上更新日常，吸引了一批较为固定的线上受众。在慢生活小城里，找回自我节奏的叙事成立了吗？抱着一种希冀，我去了顺德，并在三家小红书上较为活跃的小店里和主理人聊了聊天。我从他们身上各自带走了一个小故事，作为这场社区小店创业梦的脚注，无意间也变相回应了起初一直没问出口的问题：为什么会是顺德？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