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儿园六岁开始学画，小学、中学曾得过两次全市少年绘画比赛大奖，初中毕业时，本想考美术学校深造专业，正遇文革开始，那时巳无校可上了，举国上下大力宣传伟大领袖，掀起了画“红太阳”的高潮，我因学的人物画，一出校门踏上社会，就被卷入了这场轰轰烈烈画“红太阳”的行列，那时我十六岁。

 那个年代，就是以追求美为天性的文艺，也完全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稍微画点山水花草，帅伙美女，就给你戴上一个“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为艺术而艺术”的大帽子，将你批判得体无完肤，让你谈美色变。当然，作为艺术，你也没有资格谈美的，只能为伟人歌功颂德。那时画毛主席像是“最讲政治”的行当，画“最最伟大的领袖”，来不得半点差错，对于我一个出身“两代黑”的子女，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能成为画主席像的人，一时成了香饽饽。

   那时的画像都很大，有的三层搂这么高，用油画颜料画在白铁皮或者高大的墙面上。有时油画颜料买不到只能用油漆画，用打格子的办法，往大画面上放大。毛主席的形象全是临摹，只要有画画基本功的水平，这样的临摹对我来讲还是绰绰有余的。

在大墙上画毛主席像

   那时候我年轻，因为这是我的爱好，每天忙得很高兴，也不懂累,夏天铁皮上被烤的滚烫，冬天在高空北风吹的人直发抖，手也冻僵了。也没有帮手，有的单位会派个“牛鬼蛇神”帮忙做个小工，我整天象猴子一样在脚手架上，上上下下虽然有点累，可是我还是非常乐意，因为这是我对伟大领袖热爱的表现，同时我也感激各单位领导给我画画的机会。每天听着脚手架下面群众对画的称赞和对我羡慕的目光，还有的革命群众说:毛主席最伟大，当然是最难画的了。能把毛主席像画好肯定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画家, 我听了很兴奋。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

   在那种政治空气下画伟大领袖像，如稍有走样，特别是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那全家一定会惨遭灭顶之灾的。父母说我是吃豹子胆的，用现在的话就是每天踩着“高压线”干这活。父母为我抽着筋、提着心，每天处着紧张状态，忐忑不安，身心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那年的初春，正值以冠冕堂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来上海“招兵”，有好心人向来“征兵”的一位穿军装的团长推荐：有一个会画毛主席的青年，就是家庭出身不好，兵团要不要？团长说，兵团缺少这种人才，只要表现好，我们兵团可以要。

   那段时间，我一直被单位请去画主席像，忙得不可开交，很少回家。有一天晚上我正好有事回家，到家已是很晚了，只见我家客厅里灯火通明，父母和兄弟姐妹们都还没睡，那个年代，因为爷爷、父亲常常会被红卫兵抄家、游街、批斗，每次遇到这些事，天色再晚，我们全家老小也会抱团受惊，守望相助。眼前，全家人又集在那里商讨着什么，我惊恐万状，不知发生了什么。刚进家门，兄妹们叽里呱啦告诉我，云南建设兵团来“招兵”了，是与参军一样的，有人帮我问过“征兵组”了, 象你这种有才能的, 只要本人表现好, 他们也可以要的. 当然, 被 “成份论”压得喘不过气的兄弟姐妹们, 听说我有希望 “参军”,当然是件喜从天降的大好事.

 作者当知青时在教学生杨蜀红（现为西双版纳某房产公司老总）画画

   笫二天, 有人带我去革委会大礼堂，见到了穿着黄军装的招兵首长, 听人说他是兵团的张副团长. 首长的个子很高,脸黑黝黝的, 穿着一套很新的四个兜军装, 革命红旗挂两领, 红五星挂在黄军帽上闪着红光, 那是最耀眼的光环. 我心想能去首长的部队多么荣宗耀祖啊!    

   首长见到我, 伸手拉着我,指着革委会门口《毛主席在九大》的巨幅画象问我, “小鬼, 这是你画的吗?”  “是的!这周围的毛主席像都是我画的!”我回答. “ 你行啊,去我们解放军的兵团好吗? 我们那里需要象你这样的人才啊.”  “好呀.”我沒加半点思索的回答. 首长又叮嘱我:“我们了解你出身不太好, 象你这样的青年人一般情况兵团是不会批准的, 所以,你回去要认真的写个与家庭出身划清界限的决心书, 要有突出表现才行.”我连连点头，心里明白，在那人人都争相表现自己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社会里，生怕自己被别人认为是不突出政治。特别像我这样的家庭出生，已经受过了冲击的人，更是想表现得积极一点，才能被社会所接纳。心想 “突出表现”? 我的 “突出表现”无非是画 “最最伟大的领袖像”，要就画得好些吧? 画个主席像, 用实际行动向党表个决心去云南,说实话，以我从小受到的政治教育，我确实是内心充满了对党，对伟大领袖敬仰的。我似乎理解了首长的话意.忠不忠看行动, 我骑着自行车, 去徐家汇买了画布, 回家做好画框, 连夜把布绷好, 集中精力, 投入了画主席像.

   其实,那时我已画过几十幅主席像了,画主席像是最初级的,只要临摹原稿,把面部明亮处油画笔触要突出，颜料要厚重，面部暗部处理则尽量平滑，下巴与脖颈的阴影需先按明处画法，再用赭石色罩一下，显得透明感，不沉闷；发际处理不能过于生硬；画衣服时，画笔蘸颜料在画颜色鲜明,质感真实,明暗适当, 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差错. 让我去画毛主席像，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这时候，我觉得自己如果能批淮去兵团，似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所以我丝毫不敢懈怠。

   隔了一天, 我拿着画好的主席头像的油画和《决心书》交给“征兵组”，引来许多人的围观，大家向我投来惊讶的目光。有人拉拉我的衣角，低声问我，“你都当画家（那时会画毛主席就被称为画家了），有工作拿工资了，还要去云南啊？”“这个小孩作孽啊，家庭出身勿好，要划清界限去云南的！” 有个认识我的阿姨在帮我答腔。这时，我看见张团长手里拿着我写的《决心书》向我招手示意，我走过去问他：首长，叫我有事吗？张团长笑笑说，你画的主席像和《决心书》我都看了，画得很好，字也写得很漂亮，但你因为情况特殊，还要表示更大的决心，我们才能“特招”录取。回去后，我想了半夜，突然，电影中那些英雄请战写血书的景头在眼前浮现，对！我也写份血书！我找来父亲的刮胡刀片，撕了日记本一页白纸，咬了牙，用刀片往自己右手食指划了道口，顿时鲜血直流，于是写下了与“黑色家庭”划清界限的《血书》（据说《血书》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档案里）。

   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录取我的《喜报》，被震天的锣鼓声送到了我的“黑色家庭”，全家人悲喜交集，泪如泉涌，悲的是最有出息的儿子要离别远走了，喜的是共产党解放军的首长给我家送《喜报》来了。一切总算如愿以偿，全家上下为我准备行装，忙碌了好些天，把全家肉票买了咸肉，布票买了布，让裁缝上门做了几套衣服，猪油、酱油膏、盐、糖全给我打包装箱。我整理了自己心爱的画具：油画颜料、笔、刀、稀释剂等，装在一木画箱里。把画好的那幅“伟人像”的油画精心的禳上框边。这幅画像，我象自己的祖宗一样用双手捧着，一直请到连队。来到一个山沟，中间一块平地，黑灯瞎火，只听见山沟的哗哗流水声，有十几个貎似民工的人，赤膊光脚，穿着花短裤，手挥“红宝书”在路边欢迎着上海知青……。这里哪象部队，一切都出乎以料之外，整个连队被我们同来的女知青的哭声笼罩，夜深了，她们吵着不肯下车御行李，眼前的一切，将我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我深感上当受骗，疲乏无力地将“最最伟大”的画像安置在那四面透风透光的“的确凉”茅草房里。我一言不发，只好能忍则安，心想：我如不会画像，如我不写《血书》，也许我不可能来这里……。

 70年代作者当知青时的像

   连队新来了个会画画的上海知青，憨连长心里可乐了，那是“突出政治”的年代，每个连队都有《大批判专栏》，我下来时听招兵的首长讲，因为我出身不好，所以先要去连队劳动过“劳动关”。

 过了两天，憨连长让狗排长给我们新来的上海知青下发农具，每人一把连把都没有的砍刀和锄头，从此，我丢下画笔，握起锄头，刀耕火种的原始作业开始。我纳闷、我后悔，我痛恨那害人的“黑色家庭”，使我必需经过“劳动关”，洗心革面，来这里还需从头开始“接受再教育”，想想眼前，路漫漫其修远，无奈的泪水，只能往心里流淌……。

给你画个像

    连队的黄狗指导员是个知青们最羡慕穿军装的人，他不常上山劳动，每月工资一百多，但他是个不太管事的懒家伙，每天早晚穿了件黄皮大衣烤火，憨连长虽然每月四十多元，但他很卖力，是个很想抓权出风头的人。我上山才几天，拿笔的手去握锄头把，滿手打起了血泡。这时憨连把我叫去，让我在连队好好搞点宣传，把文化室佈置一下，要搞得胜过全营其他连队，此时我当然巴不得不用上山，不到一星期的功夫，文化室从外到内，佈置得煥然一新，充滿了浓厚的“政治空气”。不到半个月，全营组织各单位来连队现场参观学习，被评为营、团、师的先进单位，连队每天接待车水马龙的来客，大吹“先进经验”，大谈怎么教育“出身不好”的知青，但我总觉得憨连在用我“耍猴戏”给人看似的。来了个画画的，变成了“先进连”，使兄弟连队领导望尘莫及啊！营里絕大多数连队找不到画画的人，想借我去帮忙佈置文化室，于是憨连想出了“人才交流”用我去換兄弟连的木工来帮忙连队做点文化室的橙子和食堂用的装大米的笼子，从此，我虽当了班长，但上山机会很少，经常在兄弟连队间串家走户画专栏。那时连队喝盐巴汤，我借到每个单位，他们总以“画家”待遇接待，每餐有罐头晕菜带烟酒，那时，连队知青的生活与我根本无法相比了。我心想：还好我会“画像”，否则苦海无边了……。

作者（右）与知青时学画的学生杨蜀红（现为房产公司老总）合影

    十三连有个画画的上海知青，真是“屋内敲锣，鸣声在外”了，不久，我被调去了营部机关搞宣传工作，再也不必上山劳动了，也不需礼拜天参加义务劳动了，星期天可上街赶集，去寨子写生，附近连队有人家没了老人，翻出旧的照片，要我放大装镜框，摆在灵堂正中。那时照相很难，再说人死了也没法照。我就用炭精，像城里画炭画的一样，给他们画像。都说画的很像。后来又有其他营的人也来请我去画老人像，有的湖南老职工请我在家具三门柜上画点红红绿绿的花草，写些“万寿无疆”之类的书法，从此，我的业余生活充满活力，生活上有了很大改善。平时上班闲了沒事，给《西双版纳报》投些稿，用微薄的稿费充实些烟酒钱，请机关同事喝个小酒。在那生活贫乏的日子里能够混饱肚皮，常常还不乏享受鱼肉招待。我靠自己画画的“手艺活”改变了生活。　

作者知青时在西双版纳州广场上画的画边留影

    从那起，我常被借调到团、师里画画。每当西双版纳州搞重大活动，我常被调去画巨幅宣传画。每次画画走下脚手架去看效果时，我真的体会到无比的自豪，围观的人们用那样崇拜的目光看我，甚至有很多小姑娘看着我指手划脚，窃窃私语，眼里露出一丝得意。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与荣誉感油然而生。这种特有情感，也许只有在那个时代，也许只有在“黑色家庭”出身的孩子身上，才会产生出那种莫名其妙的视感效果。随着社会变革，时光的流逝，那时的感觉还在心中，也许它会随我生命的停息而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