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第一次探亲回到连队后，也没什么想头了，老老实实地劳动，努力争取进步。每天身上流着汗水，还是汗水。连队从县城买来的大米堆在河的对岸，连队知青拿着杠棒绳子走过河上的浮桥到对岸的公路上，2人扛一袋200斤重的大米到河这边的连队仓库，我让人将米袋放到我的背上，大米袋太重，走到浮桥上的时候，浮桥也吃不住重量往下沉，河水漫到了我的脚。我咬着牙，硬是背着米袋走过浮桥。拼命地劳动，得到了野牛的称号，直到现在，连队的知青还是称呼我“野牛”。入团，副班长，班长，排长，团支部副书记。1974年的一天，忽然接到通知，我可以第二次回上海探亲假了。

     整理了回家的物品，黑色的旅行袋里除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外，还真没有可以带回家的东西。最后将连队发给我的一把砍刀放进了旅行袋。这是一把钢刀，平日里劳动时砍树用的。带回家砍木柴，砍骨头那是最好的了。

     在勐腊县城登上了去昆明的班车，和第一次回家探亲不同的是，班车没有走小勐伦，思茅的路线，而是绕道江城到墨江，再到昆明。江城位于哀牢山区，班车在云雾缭绕的群山间穿行。哀牢山的大山巍峨耸立，峭壁悬崖，雄浑大气，山势险峻，给人以透不过气来的压迫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哀牢山之行，印象很深，现在听说哀牢山的元阳梯田很有名。

     下午班车开到墨江，在墨江的小饭店里吃饭的时候，从外面走进来几个上海插队在本地的上海知青，我看这几人来者不善，是专找路过这里的单个的上海知青，勒索钱财的。我端饭碗到旁边的一张饭桌吃饭，这张饭桌坐两个当兵的。我边吃边和他们聊天，这两个军人都是出国抗美援越的军人，而且都是河北籍的兵。我跟他们说我老家是河北平山人。两个军人说，“你等一下，我们的营长也是平山人，我叫他过来。”在另外一张饭桌上吃饭的营长听说有个平山小老乡，赶紧走过来认我这个小老乡。边吃饭边聊平山的话题。想在这里捞点油水的插队知青找不到机会下手，失望的离去了。饭后我和营长一起离开了饭馆，他回部队，我回旅馆。

      次日早晨班车向昆明进发，经峨山，玉溪到昆明。在昆明我去了昆明大观园，连队知青探亲路过昆明很多人都会去大观园游玩。晚上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这次坐火车有了座位，不用再受站立的苦了。火车到了湖南株洲，我跳下了火车，走出了株洲车站，这是我第一次到株洲市。感觉株洲市的马路宽阔而笔直，株洲的人很淳朴。我在路边的车站等公交车时，和同样在等车的一个株洲人交谈。他和我年龄相仿，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书生味很浓。他既好奇又耐心地听我诉说我在云南边疆的生活困境，他劝我不要灰心丧气，总会有出头的日子。他特别地告诫我，“千万不要因为生活艰苦就辞职，这样会在你的历史上留下污点的。”他的话说得很重，我当然明白他是为我好。毕竟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思考问题和我们上海人不太一样。公交车来了，我俩前后上了车，他客气地为我买了票，下车后和我握手告别。

      7年后，我工作所在的瑶区，很多上海知青都选择了辞职的袋袋户口方式回上海，我没有随从他们，而是继续等待调动的机会，直至最后通过工作调动的方式离开云南。难道我真的受到了株洲小伙子的影响了吗。

     株洲有开往长沙的小火车，坐小火车半个小时就了长沙。走出长沙火车站，我来到了长沙公园。长途跋涉我已好几天没有洗澡，我看见公园中央的那一泓清澈的湖水，眼睛一亮。脱下外衣裤就跳进湖里，又洗又搓的。幸好周围没什么人看见，洗完澡上岸后提着衣裤到附近的公厕里换衣服。到长沙就是为了一睹毛主席在他的诗词《沁园春.长沙》里提到的橘子洲头。

    橘子洲是湘江江心的一个小岛，其四面环水，绵延数十里，狭处横约40米，宽处横约140米，长约5公里，形状是一个长岛，橘子洲头位于橘子洲的南端，站在橘子洲头，迎面江风扑面而来，不禁豪情满怀，低吟：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还是乘小火车回株洲，重新登上开往上海的列车。早晨列车到杭州站，我又下了火车。有了第一次探亲的杭州行，这次我是熟门熟路了。先探杭州灵隐寺，灵隐寺距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历史，寺内香火缭绕，但游客不是很多，面朝灵隐寺的山壁上，遍布五代以来佛教石窟造像数百尊，这些雕刻佛像在世人的瞻仰叩拜下，安安静静地度过了千百年的光景，三十年后我又去过杭州，重访灵隐寺景区，景区内人头攒动，喧嚣之声不绝于耳，早已不复当年的静穆祥和庄严虔诚了。

     离开灵隐寺，重走西湖，再访断桥，依栏眺望三潭印月。西子湖畔，波光潋滟，山色空蒙，穷途潦倒背井离乡满腹愁绪的我如醉如痴地沉迷在如画的秀丽风景中，久久不能自拔，只恨自己为何不是杭州人。

     离开黄龙洞后我登上了杭州到上海的列车，列车车厢里的座位很空，我的座位对面坐着的是一个穿着蓝色咔叽工作服，皮肤白皙，气度豪放大方的上海老阿姐，估计是老三届的学生，在上海内迁到江西的工厂工作。靠窗的小桌上摊着一小堆瓜子，老阿姐脚蹬人字拖鞋，身子斜倚在椅背上，弯腿一只光脚踩在座椅上，整个一个豪放不羁的上海滩大阿姐的风范。老阿姐看见我的一副穷样子，一点也不见外地对我说，“小阿弟，吃瓜子。”杭州到上海的一段路是我探亲路上最开心的时候了，时光过去几十年我还是没有忘记上海老阿姐的慵懒神态和姣好面容。

     回到上海，10天假期倏忽而过，第二次探亲回云南我约了和我一个连队，也是探亲假期结束要回连队的三个中学同学晓龙，可石和瑞淼一同返回连队。当年上海有两个火车到昆明的买票点，一处在北京东路，一处在西藏中路。这两处买票点我都去买过回昆明的火车票。

     经过2天3夜的旅途，第3天的早晨火车到达昆明，四人走出火车站后，到昆明长途汽车站买好第二天到勐腊县的汽车票。四人决定到久负盛名的昆明西山龙门游玩。 西山位于昆明西郊，滇池的西岸，离昆明城25公里。西山绵延35公里。最高海拔2500米。而位于2450米海拔的龙门石窟。是云南最大、最精美的道教石窟。4人从在西山的山脚下下车后开始登山，从山下到山顶只有一条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没有车可乘，4人必须走到山顶上去。走走停停，边走边说笑，终于走到了山顶。龙门石窟位于山顶的千仞绝壁之上，俯瞰500里滇池，烟波浩渺，在雄伟壮丽的大自然面前，个人是显得那么地渺小。

     晚上4人为省钱找了一家浴室投宿，这是一个几十人睡一间房的大通铺。当然来这里住宿的都是从农村来的人。也是鱼龙混杂的地方。我看见可石在门口和两个陌生人在悄悄地说话，等可石过来后我问他那俩人是什么人，和你说什么话？可石说，那俩人自称是做生意的，还问可石愿不愿意跟他们去做生意。可石对他们说我们一起还有3人，他用手对我们指了指，那俩人看了看我们，不置可否地走了。我揣摩着，这2人不象是好人，很可能是搞偷窃的想找个帮手。那个年代，即使是做生意，也是投机倒把，政府要抓的。

     第二天清晨4人乘长途班车南下，当天下午车开到云南的一个边陲小镇杨武，车上的旅客都要在这里过夜。杨武镇实在是太小了，镇上一共才10几户人家，铺着青石板路的小镇从这头走到那头就几分钟的时间。我们住宿的杨武旅馆应该是镇上最大商家，可以同时接纳上百人的旅客，杨武是从昆明南下必经的地方，旅客都要在这里投宿。

      翌日班车从杨武出发，黄昏时分到了墨江县。墨江是全国唯一的哈尼族自治县，晚饭后4人走到了墨江的街头，一个很陈旧的小城，没有楼房。可能是停电，街道两旁房屋的窗户里透着昏暗的煤油灯光，没有路灯，街上行人很少，路旁的一家店铺里，一个高大个子，大脑袋，手指极长的人在修手电筒，柜台上的一盏煤油灯忽明忽闪的，透着诡异。我再也没有看的兴致了，而且也确实没什么好看的，回旅馆睡觉。但这天晚上在墨江街道的所见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从墨江出发，又是一天旅途，下午到了思茅，就是现在的普洱市。当年的思茅在行政上还是一个地区级别，城市虽不大却是一座古城。我们4人到思茅商业局去看望从连队调到思茅商业局的沈卫芳，她也是我们4人中学的同学。以后沈同学离开思茅到安徽大学工作。当天晚上我们四人在思茅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们离开思茅，下午班车到达勐腊县的小勐仑，这里是闻名全国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所在地。在小勐仑过了一夜，次日上午终于回到了连队。

    我在云南回上海的几次探亲，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和连队同学同行。

    回到连队几个月后我就调离了连队，背着背包走进了大山深处的瑶区，成为一个山寨小学的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