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世雄》

世雄拾遗

作者：顾世雄

 《顾世雄》一书经过徐建国先生全力倾心的撰写，现在已经完稿了。在此，我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徐建国先生为这本书的辛勤付出；其次也要感谢所有催生这本书问世的各级领导、专家及各位亲朋好友，尤其是我的学生赵峥嵘、彭涛、顾慧英、娄春花等。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提议，特别是今年暑假学生赵峥嵘又来到我的工作室再一次提议，他说：“顾老师的艺术人生既是坎坷的又是励志的，既是诗意般的又是充满激情的，既是搞教育的又是搞艺术的，所以应该写一本书作为留念。”我被学生真挚的情感所感动，所以让我最终决定请徐建国先生撰写这本书。在编写此书的过程中，学生赵峥嵘又从艺术的视点、个人的经历与体会等角度帮助修改文稿，一段时间内竟然经常废寝忘食地改稿，这真的使我非常的感动。

   在文稿的修改上，我还要感谢杨似海先生和刘平女士等各位专家、老师的辛勤付出，以及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的全力支持。

   其实，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美术教师，要说我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可能就是我这个人有点倔强，有点执着，同时也稍带一点艺术的天赋吧！也许，正是倔强和执着的性格，让我在教学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许，正是因为有那么点艺术天赋，让我在艺术创作上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并让我在成长过程中的几次重大转折考验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了成功，完成时代、社会赋予我的新角色、新任务。

   我 1953 年出生于历史文化名镇枫泾。父亲在临近枫泾的浙江嘉善供销社工作。母亲本是个家庭妇女，为补贴家用，在枫泾缝纫社缝制衣服。一个浙江的父亲，与一个上海枫泾的母亲孕育的我，是一个典型的吴越之子。儿时的我，因为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又是唯一的儿子，父母、两个姐姐对我自然是宠爱有加。我也顽皮，和镇上其他男孩子一样喜欢翻洋片、摔菱角、滚铁环、捉蟋蟀等游戏。所有的游戏需要的东西，都是自己捡来的或是自己做出来的，从没花过家里一分钱。收集的香烟壳子，是捡来的；菱角，是自己从长在野地里的黄楝树上砍下的一段粗枝削成的，底下再镶上钉脚，跟人家比赛，不管输赢，玩个痛快就行；铁环，是从破旧的木盆、脚盆上拆下的，用一根粗铁丝弯个钩，就可以滚上半天。捉蟋蟀，在当时是个“大活动”，要准备竹筒、铲子。凌晨起床，几个小伙伴悄悄避开大人的耳目，到镇郊农村的毛豆地里、山芋垄中翻找。有时候，满载而归，也有时，空跑一趟。但小孩子，不知什么叫徒劳，我们要的是过程。

   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的一件小事是小时候买肉把肉弄丢了。那天，母亲给了我两角钱，让我去临近枫泾的浙江小镇—枫南买肉。那时的两角钱，可以买几两肉，还是很金贵的。因为下着蒙蒙细雨，我撑了一顶油布伞，蹦蹦跳跳地向浙江枫南走去，虽说是另外一个省份，其实只要跨过一座小石桥就到了。那时浙江的肉价每斤比上海便宜 1 角钱。肉买好了就往回走。十余岁的男孩子，正是贪玩的时候。走着走着，我觉得一手拎着肉，一手撑着那把沉重的油布伞，很不方便，于是我突发奇想，放下伞，将肉夹到撑开的伞骨中，夹好后，再撑起了伞。“嗨！这下省事多了！”我得意扬扬地想。

   这个做法确实很好，问题出在我后来的一个举动。我对自己的“发明”非常得意，于是，边走边像杂技演员一样飞快地旋转那把油布伞。结果，快到家的时候，发现夹在伞骨中的肉不知什么时候“飞”走了。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里。好在母亲只是说了我几句，让我以后小心点，并没有狠狠地责打我。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两点是始终忘不了的，那就是：一是家教极严，一是喜欢艺术。

   父亲是个部门经理。他对工作极为认真，可以说是一辈子秉公办事、两袖清风，因为当时他的工作很忙，只能每月回家一次。但每次回家，必定对我的学习情况了解一番，在了解我的学习成绩的同时，往往还会非常认真地检查我临写的书法作业，并叮嘱一番。在做人的道理上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小孩子一定要诚实，哪怕是掉在地上的一分钱，也要捡起来交给老师，决不能占为己有！”他自己是经理，经手的公款无数，但绝不肯私用一分钱。“文革”中，底下的职工想挑出点毛病好“打倒”他，可是，查来查去就是查不出我父亲一丁点问题。父亲经手的账目，总是一清二楚。那时买东西除了钱，还要票证，什么烟票、糖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只要是违反规定的，谁都休想从他手里讨出一张票证。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的准则就是清清白白做人 , 踏踏实实做事。一辈子都是这个脾性。

   我的母亲，对我的要求似乎非常简单：一就是常常嘱咐我，走出家门“不准坏路世界”。“坏路世界”是枫泾方言，意思就是不能恶作剧，不能搞破坏 , 要一本正经做人；还有一点就是：凡是人家送的东西，哪怕再馋，在她未过目之前，决不能动一个手指头。这是为了便于她日后相应地酬谢对方，从而也使我懂得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道理。

   还有一点，就是我儿时就特别喜欢艺术。当然，那时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艺术，我只是出自天性地喜欢看小人书和看电影。枫泾是金山县四大镇之一，当时在兴塔等小镇还是放映队扯起幕布放电影的时期，而枫泾早就拥有了标准的电影院。与小伙伴们一起玩累了，我就会悄无声息地来到母亲的缝纫社，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忙碌的母亲面前。母亲的同事会说：“你儿子又想看电影了。”这时，母亲就会从口袋里掏出 5 分钱。拿到钱，我就会一溜烟跑到电影院看电影。那时，我觉得电影里的音乐特别动听，画面异常美丽，并经常琢磨，这些画面是怎么拍出来的。

   看完电影，我还会到当时还是市河的新泾路张家桥畔，看店铺商家往汗衫上印字、印图案。他们往往用一块硬纸板，事先刻好图案、文字，什么篮球呀，某某运动队呀，然后按在汗衫上，用刷子沾了颜色一刷，漂亮的图案、优美的文字，就永远地留在衣料上了。这使我觉得很美，也很神奇。

   也许，这时候，艺术的种子已经悄悄地播种在我的心田，尽管那时我还不了解，我的父母不了解，我的两个姐姐也不了解。

   因为我从小就喜爱艺术，从音乐、戏剧到美术、书法，使我在西双版纳得以凭一把二胡、一把京胡、演奏样板戏，从而让我考上了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音乐班。经过大学生活的熏陶，让我从民乐转为钢琴，从一名知青成为一名博学各科的大学生，继而又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又因为工作需要，让我开始学习美术，最终成就了今天的我。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和两个姐姐，正是他们在我儿时关爱有加，悉心呵护，不管是给我讲故事、念童谣，还是陪我玩游戏，都培养了我对艺术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

   在此，我也要特别感谢枫泾中学历任领导，姚火根、彭同川、项东、杜飚、陆秋云、王美英、俞峥、杨似海、吴美华、顾宏伟、陆旭东、丁全其、陆婉根，正是他们办

学思路的不断完善，以及对我的支持、鼓励，才使得枫泾中学的美术教育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走出枫泾，走出金山，走出上海，走出国门。

   我也要特别感谢枫泾镇党委、政府及枫泾镇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领导，是他们的重视与支持，使我得以在景区设立“顾世雄艺术工作室”，将我的绘画、书法作品推向中外嘉宾，使我的音乐在旅游的人丛中回响。

   我也要特别感谢书画界的各位朋友和侨联的新老领导，正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鼓励，正是与他们的交流与探讨，让我在书画上不断学习、不断创新。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美术教育团队的全体同仁在工作中同心同德全力配合。

   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学生赵峥嵘等数千弟子，正是他们就读时刻苦学习，工作后的不断进取，才涌现出一批青年画家、大学教师、特级教师、知名设计团队等学子，才取得了今天这样引人注目的成绩。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程琦楠，正是她对我在生活中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在事业上无怨无悔的支持，才使我取得了今天的成绩。

   在此稿写到结尾之时，我想起正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外孙王子祺，他们这一代任重而道远，希望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健康快乐地成长，早日成为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的有用之材。

                    201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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