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民：中国式诚信的利与弊
原载《群言》2010年3期
中国传统文化以诚信为本，强调诚信做人，诚信经商。历史上的各个商帮也无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晋商讲“以义制利”，讲“重信义、贵忠诚”。徽商讲“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人宁贸诈，吾宁贸信”。浙商讲“信誉招千金”。鲁商则“讲究诚信，规范行为”。这些商人都以诚信成就了事业。
中国历史上肯定不乏没有诚信的商人，但他们在骗点小钱之后就销声匿迹了，只有讲诚信者成就了大事业。当年许多晋商在包头一带从事贸易活动。那些不讲诚信者在食用油中掺假，卖面缺斤短两，最终无一成事者，但乔家坚持油不掺假，卖一斤面给顾客十七两（十六两一斤），结果发展成庞大的“复字号”商业连锁体系。乔家的第一代创始人乔贵发曾从事“买树梢”（即买青苗）的投机活动而亏损。正是由于他的诚信，债权人才同意缓收债款，使他有了以后的翻身机会，让乔家成为晋商中的佼佼者。
山西祁县乔家大院
晋商最辉煌的是票号业。当时并没有票号的立法，政府对票号业也没有任何限制，自由创办、经营，甚至连税收也没有。这就是说，客户把真金白银交给票号换取一张银票，能否再换回真金白银并没有制度保证，完全取决于票号是否守信。在票号发展的初期，有一个无儿无女无亲无故的孤老太太从去世丈夫的衣服中找出一张银票。许多人都认为，票号恐怕不会为这个孤老太太兑付，但票号不仅兑付了银子，还支付了利息。“见票即付”成为各票号诚信的底线，无论票号自身有什么困难，也要兑现这个诺言。
最大的考验是1900年那场义和团引发的动乱。当时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北京、天津等地的票号分号被毁、账本被烧、银子被抢，票号处于危机之中。当时北京的达官贵人随慈禧逃跑，到了山西就想到总号取出自己的存款或把银票换成银子，这时票号便遇到了“挤兑危机”。但他们明白，无论有什么困难，坚持“见票即付”的诚信是其生命线。票号的东家挖出自己祖辈埋在地下的银子，甚至变卖家产来向客户无条件支付。山西作家成一在小说《白银谷》中“惊天动地赔得起”一章再现了当时的真实情景。也正是这种诚信精神感动了客户，迎来了1900—1910年间票号业的极度辉煌。
小说《白银谷》
晋商讲诚信有两重含义。对外是对客户的诚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人欠我，决不我欠人。对内是员工对企业、掌柜对东家的诚信。我们知道，晋商的商号和票号实行两权分离，大事由东家（所有者）做主，一切经营管理事务全交给大掌柜（职业经理人）。但这种制度设计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大掌柜的权责利并不一致。大掌柜有权决定经营管理的一切事务，不仅拿高薪而且有身股可以参与分红，但经营中的一切损失却由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即有权有利而无责。然而这种重大的制度缺陷并没有带来什么不良后果。在晋商中从未出现大掌柜贪污、携款逃跑、以公谋私等现代企业中屡见不鲜的败德现象。晋商中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至今令我们敬佩。其原因在于东家对大掌柜“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大掌柜对东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双方是一种完全信任的关系。
诚信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但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商帮的诚信却无法避免它们最后的灭亡呢？为什么这种诚信不能使他们从封建社会商人成功转型为现代企业家呢？这就在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式诚信与现代社会的诚信有本质的差别。美国社会学家弗兰西斯•福山把前一种信任称为“低层次的”或“有限的”信任，而把后一种信任称为“高层次的”或整个社会的“无限信任”。这两种信任的差别在于其所依赖的基础不同。
中国式诚信的基础是文化理念和人与人之间有限的了解。中国商人都推崇关公，正在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诚和义的精神。儒家思想也成为维系诚信的精神支柱。我们特别要指出，中国的商人是以地域和血缘为纽带而形成商帮。这正在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共同的利益关系。晋商坚持用人用乡，即非老乡不用，而且清代晋商用人就是晋中的平遥、祁县、太谷这些地方的人。徽商坚持用人用亲，即非家族成员不用。其他商帮也由一地或一个家族成员所组成。原因正在于这些人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关系。
这种低层次信任不以一种制度为基础从而限制了商业和经济的发展。各个商帮在用人上有限制，贸易范围也限于熟人之间。比如晋商的票号在未汇兑政府官银之前，无论是存贷款还是汇兑，主要是为本地或熟悉的其他商人服务。决定经济行为的不是制度而是对人的了解程度。所谓“万两银子一句话”就是贷款时只取决于对借贷者的信任度，并没有制度保证。如果债务人破产还不上钱，票号也只好自认倒霉，一笔勾销。当商业关系还不复杂，贸易活动处于低级状态时，欠钱还不上债的毕竟是极少数，票号仍可以经营下去，但当贸易发达，商业关系复杂起来后，这种仅凭口头信任的关系就无法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
现代社会的诚信当然也有宗教等文化基础，但关键还是制度。是制度让不认识的人相互信任，从事经济活动，这是一种无限的信任。例如，现代银行不是只向熟人放贷款，而是实行抵押贷款及其他相关的制度（如根据还款记录评信贷级别等），从而业务就可以无限做大。晋商的失败正在于是有限信任的票号与无限信任的银行进行竞争，最后失败的只能是前者。
而且，在传统社会中，仅靠地域或血缘的有限信任也并不可靠，会由于条件的变化而失信。在晋商兴盛时期，像乔致庸这样的东家往往具有至高的权威，可以维系建立在地域关系上的内部诚信。但当晋商衰落，东家不再有这种权威，尤其不少东家沉溺于吸食鸦片，无力也无心掌管企业大事时，这种信任就在迅速瓦解。缺乏制度约束，诚信又不存在，职业经理人就出现了种种败德行为。例如，辛亥革命后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号掌柜赵邦彦见局势困难，托病而离一去不返。继任者侯垣又逃跑。之后，大掌柜郭斗南也逃跑。这种职业经理人的不忠行为最终导致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破产。“疾风知劲草”，辛亥革命的疾风吹走了晋商建立在乡情之上的诚信，票号和整个晋商的灭亡就来临了。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晋商中。徽商、陕商等各个商帮都在灭亡前夕出现过这种诚信尽失，分崩离析的情况。
中国式诚信的关键是缺乏制度基础。它在传统社会商业关系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起作用。明清两代中国商业发达、商帮兴旺与这种诚信相关。但这种缺乏制度基础的诚信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不从中国式诚信转向现代以制度为基础的诚信，就不可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以中国式诚信为基础的商帮在今天也是无法克隆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研究中国历史上商业的成就和商帮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