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荒旧闻录 · 恩怨记、蒙难记

自从我们十六团团党委下决心，要把东大甸子一望无际的沼泽地变成良田之后，我们团专司水利的连队就多了起来。

那年，水利二连建立，我、老作、辘轳、才才、勤勤等十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这个距我连有百十公里的新建连队，住进了建在沼泽地中间的帐篷里。

说起报名到水利连，我和老作那还真是 “聪明反被聪明误”呢。

都知道到新建连会很苦，还要与已经混熟了的老连队的战友分开，所以一般人都不愿意去。更别说水利连了，一听那就该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我们眼里，那就算是“蛮荒”之地了，虽不至于兔子不拉屎，但绝对人迹罕至。

本来连里要求去水利连是自愿报名的。那时候，恰是在五月底，也就是庆祝“6.18”排练节目最较劲的时候。“六、一八”是兵团的建军节，每年到这个日子整个兵团都要庆祝一番的，杀猪宰羊不说，宣传队也要参加各种汇演，自是忙得一塌糊涂。

我和老作兄都是宣传队的，老作是主力，我是跑龙套的，但也算个角色呢。我俩算计着，即便报了名，估计去的可能性也不大，毕竟演出事大。我们八连宣传队在政委眼里，还是个标杆，谁敢阻碍八连宣传队参加汇演？

特别是老作，那是素有“向阳路上第一支”的八连宣传队的“五虎上将”之一呀，不可或缺的人物。我俩报名去水利连，既假装积极到艰苦连队做贡献，结果可能还真不用去那个苦寒之地，一举两得。我俩自作聪明地一番考量之后，就报名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人算不如天算，哪里知道连长可能是看也没人报名，就一点也不考虑政治正确了，还真就批准我俩去水利连了。但是给团里的报告附加一条，说这仨人（包括勤勤）正在筹备6.18演出，要待汇演结束才能到水利连报到。

连长这可是在打小算盘，能晚去一天连里就多一个劳力。万一过几天团里改了主意，水利连不建了，这几个壮劳力不就可以留下了吗？

连长的如意算盘扒拉得满得意，可是我们十个人此刻已成了水利二连的人了。

说是新建连队，水利二连其实就是在一条用推土机推出来的土路上搭建的几个帐篷。土路没比水面高出多少，帐篷外是连绵的沼泽地。掀开帐篷的窗帘，就可以钓鱼，出了帐篷门就可以洗衣服。往西看，37连荒凉的连队（新建连树都少）隐约可见。往东看，连绵百里无人烟。有时干活累了坐在大堤上犯傻，我不时会想，沼泽地的尽头，天那边是哪里呢？

看上去这里的风景还行，有点北国江南的意思。但是这里的水是有色的，没两天，我们的毛巾，衣服都成了铁锈黄了。雨虹的文章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如何过滤才不能得到一杯适合饮用的水什么的，在这我就不多说了。

水利二连是从全团十几个连队抽调上来的人组成，大家相互间不认识。指导员江江，连长山山也是新搭档，风格迥异。江江指导员温文尔雅，可能学历不是很高，但很善解人意，有知识分子气质。山山连长直爽简单、啥都是直来直去的。他干活不要命，看起来干瘦的人，爆发力极强。

说起来好玩，很久以后，有段时间我在安徽工作，其间陪省长（后来当了省委书记）吃饭，他也叫山山。吃饭时我仔细地观察了半天，看是不是当年我那个连长，结果还真不是。

还说水利二连。

在用推土机推出来的一个土埂上，四五顶帐篷一溜排开就是水利二连的营区了。一顶小些的帐篷单独在另一高地上，俯视全连，那是连部。连部与我们的帐篷除了大小不同外，还有一个区别，就是窗户上有纱窗，绿盈盈的，很是好看，感觉是那么清凉。

8、9、11等西片连队编成一排，住一号帐篷。二号帐篷是食堂，三号帐篷之后的帐篷是二三四排的宿舍。这样我们一排所处位置就相对独立。加上西片与东片连队似乎天生的来往就少，熟人也少，显得一排有点特立独行。

连部有个文书，名字忘记了。小伙子精神，上身蓝色运动衣，下穿国防绿裤子，走起路来挺胸抬头的端着。晚上，油灯下，纱窗里他夜读的身影若隐若现直到半夜。每每看到这镜头，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毛主席窗前一盏灯，春夏秋冬夜长明”的歌曲。

偶尔走进连部，我还能看到文书读后未及合上的《红旗》杂志上，批林批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章上工整的眉批、用红笔画出的醒目的重点线赫然在目。心中暗想，要不人家能当文书呢，就是有学问。

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抬土垒坝。我们排很是能干，常常受到连首长的表扬，不免有点固步自封起来。再加上一排不那么听指挥，常常干完了分配的土方后，便“自觉”回宿舍了。因为觉得这是每天的工作，所以也不会主动帮助别人。特别是像辘轳那样的，连首长特批的，猛干一阵便可以回帐篷歇着去了。

再加上文书布置的学习任务和批林批孔的文章老是完不成，似乎是没给他面子，不支持他工作，有点不拿豆包当干粮的意思，这就种下了祸根。

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想学习进步，可那么高深的学问，不是“梁效”的长文，就是“罗思鼎”鸿篇巨制，我哪能看懂，能读下来都算不错了。所以，文书交代的任务总是完不成不说，往下布置也没人搭理。

不知道是不是因此，连队私下有人嘀咕 “一排不听招呼”“一排人就没把连首长放眼里”啥的传言。我们一排人自己都不知道这话是从哪里来的，反正是越说越没边了。

不知道是不是在谗言的蛊惑下，连首长决定让一排搬家，也就是与其他排连上，好管理——就是好监督呗。

在班以上干部会上，指导员宣布了搬家的决定，并要求尽快执行。

会上别的排的人当然没啥反应，可我觉得我们刚安顿好，也是刚适应自己住的帐篷，相互间正在熟悉，没理由瞎折腾，表示反对。特别是后来我知道让我们搬家的原因后，态度更加坚决了，就是不搬！

可是，连长指导员态度同样坚决，必须搬！

我开始琢磨怎样才能让他们收回成命。

首先我求得全排、包括排长（一个九连的上海知青）的意见统一，大家都不同意搬家。剩下的就是我找机会了，单独谈不行，连长主意已定，人少了不行，没影响。要争就找个人多的场合，在大庭广众面前辩出个是非。

那天，全连一二百人在大坝上干活。中间休息的时候，只能坐在大坝上休息，像极了一个狭窄的教室，人员绝对密集。此刻，我决定发起攻击，这时人多，谁说的有道理全连的人都能听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阳光操作”。

我确信，连长、指导员说不过我，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有问题，摆不到台面上来。

和连长指导员对上话后，几句话我就把话题引到宿舍搬家的事上了。随后，我逐渐提高嗓门，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人们开始关注我和指导员连长的对话了。发现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我们这后，我先从连队的几个排是否分三六九等、东片西片是否分内外、连首长与战士是否分高低说起，不是说官兵一致吗？

其实谁都知道，官兵一致也就是那么一说，实际上当不得真的。但反正都是大道理，他们难以反驳。

然后，再从大道理说到小道理，那就是一排为什么一定要搬家才会促进连队建设？如果战士们不愿意搬家，影响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也影响了全连的团结，那还谈什么连队建设、官兵一致、民主管理？个别人的意见重要还是一个排的人的意见重要？反正是一通胡搅蛮缠，竟然把连长指导员说得哑口无言。

这样的结局正如我所预料。

我还假模假式地叉个腰，做出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估计得分不少。一排的弟兄还适时地鼓两下掌，以示支持，整个大坝就看我在那耍了。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反正我是自我感觉良好，心想反正也这样了，你不要我我正好回八连，爱谁谁了。

现在想来挺搞笑，荒无人烟的大草甸子里，一大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看一个小子在抗上，无所畏惧的那种。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岁。有点荒诞的一幕。

谁知，我的一通乱白话，竟然让事情真的因此有了转机。我们一排不但没搬家，在勤勤上大学的通知下来的时候，山山连长竟然主动来参加我们举办的送行会。

他提着一瓶金桔色酒和一瓶红烧猪肉罐头走进我们的帐篷，看到干瘦的山山连长进门（应该是进帘，帐篷没有门）的时候，我的眼泪差点没下来。多好的连长呀，一点没记仇。

“你们排是主力排，你们班是主力班。你这个班长是桑木扁担呀。”山山连长说。

“我们那是没事找事呢，你可别当真，那就是捣乱呢。”几口酒精兑的色酒下肚，我嗓子眼火辣辣的，说出来的话也是肺腑之言，有点吃软不吃硬的感觉“不过嫌麻烦不愿意搬家也是事实。”

“你们好好干，在水利连有发展。”山山连长不善言辞，他喝的是北大荒六十五度，多少有点醉了，满脸和善的微笑，看上去那么真诚。

谁知道，他这“好好干，有发展。”的话没说几天，我也等不到那个发展的机会了，我也告别了北大荒。

临行前夜，江江指导员和我并排躺在铺上，有一番长谈。顺便说一句，那时候马上要立冬了，我们水利二连已经搬到附近连队的砖房里了。只是很是拥挤，要搭双层铺的。

我们那晚都聊啥了，具体的记不住了，只记得指导员说“你这一走我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原本要发展你入党，提排长的。”

看连首长这么看得起我，我心里感动得不得了，眼睛都有点湿润了。我不敢直视江江指导员，原来连队的指导员可从来没和我说过这么多体己话呀。

“士为知己者死”啊，我几乎觉得自己是否应该重新考虑离开北大荒的决定了。能遇上这么好的领导，那可是不易，再说能当排长也是件开心事啊，毕竟当官吗，没啥人不喜欢的。我自己也不知道那时候咋就成了官迷了呢？

江江指导员是炮兵出身，凭声音可以计算出炮弹打出弹着点的距离，还教会了我如何计算打雷原点与自己的距离，多大本事？就这就得服气。

那天我们聊到很晚，也谈了跟多，二层铺木板缝里不时掉下的土沫会把我的眼睛迷住，要流眼泪……幸亏回北京的诱惑还是很大的。要是按我的脾气，人家那么看得起我，说不得我就会留下来再艰苦奋斗几年呢。类似的际遇，类似的心理，在我日后的工作经历中也有碰到，但“死”的都是我。这是后话。

很多年以后，我还会经常想起这两位连首长，他们是两个十分善良，也十分理解知青的连首长。直到今天，老天一打雷，我就能很快说出这个雷有多远。每逢此时，江江指导员的音容笑貌便会浮现在我眼前。

东大甸子的茫茫沼泽，恒无际涯，今天已经没有了，但那里出产的“北珠”牌大米团里不时有人送过来尝尝鲜，口感还真是错。

但是我还是很怀念水草丰美的沼泽地，也怀念那叫我胡搅蛮缠得无奈的连首长：山山、江江。

自从离开十六团，我再也没见到过这两位连首长，哪怕是我已经十数次的重返北大荒。

刺刀把我扒拉醒的时候，我正迷糊着不知道做什么美梦呢。这时的我，是在吉林和黑龙江交界的一个小火车站的候车室里。说是候车室，其实就是一座破旧的平房，几把靠背椅，一个大铁炉子，不过炉火快要熄灭了，室内寒气逼人。 

那年春天，结束探亲，我从北京回北大荒。特别的是我受命要到吉林的一个县城，去看望我爸爸的一个朋友，顺便带点东西，其实还是为了我能顺利离开北大荒做点铺垫。 

3月18日从北京出发，连续两天的硬板车，坐得我是腰酸腿疼。那还不算，连一顿像样的饭也没吃上。列车上用薄木皮做成的餐盒，里外一样的脏兮兮的，我吃了一盒就再也不想碰了。五毛钱一盒的饭菜倒不是很难吃，主要是太埋汰。摞成摞的盒饭，相互挤在一起，根本分不出那个是西红柿鸡蛋，哪个是葱头炒肉，反正菜汤都往一块流淌。

蒸汽机车的煤烟子把我的手脸染得黑不溜秋的，头发里都是煤末子，痒得难受，指甲里都是黑黑的煤灰。估计我现在头发少，都是那时叫煤末子给腌的。

我要去的地方没有直达列车，经过仔细研究列车时刻表，我选择的这趟列车，凌晨四点多会在吉林陶赖昭——一个很奇怪的，也不难听的地名——附近的一个无名小站停留一分钟，供司乘人员乘降。此后三个多小时，也就是早上七点后，会有一列开往我的目的地的列车从此经过，也有一分钟的乘降时间。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于是，我决定，在陶赖昭附近这个五等小站下车，在小站的候车室等待，等那趟车来时我再上车。什么事都得研究，反复对比这是一条最科学的途径，不但最便捷，也能省不少钱呢（你说科学发展观重要吧？咱那时候就知道了）。

为此，我买的是慢车票，就是那种是个站就停会儿的车，短则一分钟，长则半小时也是有的。乘客大多是附近农村赶集，附近企业上班通勤的人。

尽管没有站台，好在那时候咱也年轻，下车还算顺利。小车站上只有一个铁路工人，扛着道钉锤直勾勾地看了我半天。估计是他在想，怎么会在这个时间，这个地方，下来这么个不着四六的人呢？盖因我的装束，拎着的大提包与当地人不大一样吧。后来他随便问了几句，估计也是该下班了，也没说什么就放我过去了。

为了等下趟火车，在这个五等小站的候车室，我已经迷糊好一会了。绝尘而去的列车好像只下来我一个乘客，冷清的车站上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下趟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那时候的列车很少正点的）。三月的东北还是寒风刺骨呢，没办法我只好靠在候车室里那快要熄灭了的炉子旁睡了过去。睡前还没忘把提包的拎手套在胳膊上，以防丢失。

看见刺刀——军用的，插在五六式步枪上的那种——在水银灯下闪着寒光，我一下惊醒了。

“起来，干什么的，打开行李。”一个黑大个用枪指着我厉声说到。

但见此人黑黑的脸上脏兮兮的，眼睛里白眼仁大得怕人。软塌塌，脏了吧唧的破皮帽子扣在脑袋上，腰里的破皮带斜挎着，显得很是邋遢，有点像《智取威虎山》里座山雕手下的匪兵甲匪兵乙。 

他侧着身形，似乎有意让我看见他左胳膊上的红袖章。油腻腻的袖章上边好像写着“XX工人民兵”什么的字样，那就是他可以威风的依据。

“为什么？”我行李里倒是没带什么违法的东西，但是我很反感这样无理的态度。

二十出头的我正是不信邪的年纪，再说我确实没犯法啊。我提包里装着不少东西，都是吃的、香烟、老酒，那是我爹给他的朋友带的，一路上忍饥挨饿我都没敢打它的主意，那时候物资缺乏，这点东西今天也许不算啥，可那时候，还真就是稀罕物呢。

那个时候人们都穷，东北本来地大物博，也不咋搞得就是那么穷，除了口号标语要啥没啥，居民的供应更是够呛，市场的萧条程度，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东三省当地的领导人都被老百姓冠以“X三两”、“X半斤”的外号，就是说老百姓一个月只能买到三两油、半斤肉什么的。东北人以自己特有的幽默，嘲讽着当地的领导。也不知道那时候的地方官员们知道不。

这是后话。

我爹让我带点好吃的，就是给他的朋友补充点营养的。那时候北京好吃的也不多，弄点礼物也不容易。再说这也是给人家带的，我这是执行父命啊，自然要尽力保护的。

“嘿，你小子脑袋大呀，不服咋地？”可能是没人敢对民兵这样说话，黑大个有点不耐烦。他边说边招呼其他几个也端着枪的民兵过来。

我裹紧了大衣，站了起来，用身体挡住身后的提包。我真怕这帮家伙把我的旅行包给摔了，那里可是瓶瓶罐罐的一大堆好吃的呀。

为了准备这些礼物，我爹走了好几家副食店，才买齐了这点东西。我那时刚好探亲假也休得差不多了，我爹就差我给送过来。再加上临行时同学给我带的几斤朱古力，还是那种带果仁的呢，这是怕我路上出点什么差错，耽搁在哪，算是战备粮，以备不时之需的，决不能落在他们手里。

我从小就喜欢走东串西的，老爸安排的任务，我也是欣然领命。假模假式地揣上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备路上消磨时间，扛上东西就上路了。

说话间，两三把刺刀围上来。那几个工人民兵本来没什么事，因为不大的候车室里，除了几个要饭的也没什么人。昏暗的灯光下，这里都看不出是什么年代的地方了。半夜里这帮民兵们，要是不整出点动静来，他们也是闲得难受。

“干什么的？”民兵甲问。

“等车的。”我答。

“从哪来，到哪去？”民兵甲的刺刀往我眼前比划了一下。

“从北京来，走亲戚去。”我没动地方，眼睛盯着那污了八都的刺刀，心想，这枪让你们用都糟禁了。

“咋半夜在这疙瘩呆着？”民兵乙问。

“我也不想呆，火车就这个点到的。你叫下趟车来呀？”几句话下来，这几个民兵看出我也不是软柿子，与“畏他们如虎狼”的农民老乡不一样，不那么好整治。

领头的黑大个煞有介事地拿出张不知道什么时候的 “通缉令”抖落开，对着我上下左右地看了半天。那上边的通缉犯胡子拉碴的，得有六十多岁，我那年才二十多点，咋看咋和我有距离，显然不具可比性。

“对不起了，北京来的也要查。”黑大个收起通缉令，口气稍许缓和了点。

听得出来，他们对北京来的人还是有所忌惮的，不知道这皇城根下来的是什么人，似乎不敢造次。

“人不是通缉犯，东西还是要查的。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希望你配合。”民兵甲说。

“那是什么，一瓶瓶的？”黑大个问。

“闻不着还看不见？”我说。

“哎，你他妈……”看我蔑视的目光，黑大个把后半截脏话吞了回去，估计我的样子不大好看。

看他们几个磨磨唧唧的的样子，我估计他们也不敢拿我怎么样。我是准备好了，誓与烟酒共存亡。就冲它四溢的香气、就冲我爹亲自采买、就冲我千里迢迢的辛苦，我也要保卫我的财物。

“‘投机倒把’够得上吗？”民兵乙用刺刀扒拉着提包里的东西，数着烟盒子酒瓶子问黑大个。

“五公斤就算了。”民兵甲抢着说。

“要是少一两瓶就不够五公斤了吧？”民兵乙撇着嘴坏笑着说。

“还有本书呢。”民兵丙喊着。

“快看看是不是手抄本，反动不？”说这话时黑大个还用白眼仁狠狠地看了我一眼，似乎终于有了制服我的证据了，刺刀也比划过来了，弄得我直发毛。

那时候正满世界搜捕《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什么的手抄本呢。这下几个民兵来了精神。

“办证的（辩证）和历史的物主义的书，没画”民兵丙说。几个人顿时泄气了。

“看你还年轻，这回就从宽了，以后注意点。”也许是看我的怒气、也许是他们被老酒的香气吸引、也许真是爱惜读书人，也不知道让我注意点什么，他们在给自己找台阶了。

后边的那俩民兵半明半暗地揣了两瓶酒，抓了两把朱古力球（估计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呢）几盒香烟，塞进大衣兜里。我只能装着没看见，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再说，咱一小兵团战士，在这人生地不熟的车站，在这昏暗的黎明之前，我能怎么样呢？心字头上一把刀，只能忍了。

包裹酒瓶子的纸（那时还没有塑料袋），带着淡淡的酒香飘落在候车室冰冷的水泥地上。那几盒凤凰、礼花香烟，可都是刚出的品牌啊，北京也不是很好买的。我真是遇见土匪了，简直就是明抢啊。

到今天想起那两瓶酒来我还心疼呢，没办法，那毕竟是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呀。

几十年过去了，探亲、出差、回北大荒，我无数次地经过这个小站，那个恐怖的清晨，那次小小的蒙难过程，黑大个以及民兵甲乙丙那几把刺刀的寒光，不时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是那个在陶赖昭附近的小站我再也没去过。

我估计文革结束后，那几位民兵甲乙丙啥的，连个三种人都算不上，因为他们也就是个小喽啰。以他们当夜的举动，我判断，即便文革后没人追究他们为虎作伥的恶行，以他们的情志也难有好果子吃。

但愿那天凌晨在小火车站的那几位“民兵”，在以后的岁月中会为那天清晨的举动，包括喝过的老酒而忏悔，从此知道如何做人，一朝权在手，便把恶来行，早晚是要倒霉的。

那次蒙难后不久，我还真是离开了兵团。

离开的那一刻，也许和许多战友一样，心情很是复杂，既想一去不回头，义无反顾的那种。然而也留恋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剪不断理还乱的那种。‍

真是的，北大荒，说你什么好呢！

文章来源：伏尔基河  图片来源网络